苏联文学已经是20世纪的历史了，后苏联文学也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流逝的时间会提供研究者一个相对超然的机会与眼光，让我们看到一些曾经在五光十色、无序凌乱中难以识别的东西。当年在俄国一些批评家眼中的现实主义，俨然是一个衰老不堪、面目狰狞的文学魔头，一个必须以死相抗争的撒旦；而在近年来评论家的眼中，它则有了“骑着白马向我们走来”的“胜利者”的清丽、美妙的形象，这棵“世代挺立，用汁液滋润着树冠的、唯一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大树”重又获得了莹莹的绿色。恶魔之相褪去，诗意之情沓来。后苏联文学二十年的发展、变化中，现实主义经过坎坷重重的精神历险，取得了可观的新成就，作家队伍也有了强劲的后来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守望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犹如一头“顶橡树的牛犊”，再一次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七十四年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长期高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旗，政治功能的强大作用造成了现实主义在面对现实上的狭隘与机械。文学对历史存在的失重，文学缺乏全面、彻底、整体地靠近历史，文学对真实原则的悬置、放逐、阉割，文学缺乏残酷的、多样的真实，从而使文学在整体上缺乏真实所具有的艺术质量和审美力量。苏维埃文学的这一状况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文学”之后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界宣布，19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这一传统的历史已经结束”［1］（74），但与这一论断截然相反，此间和此后的俄罗斯文学，无论在官方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中，还是在非官方文学（地下文学和侨民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非但没有死亡，反而得到了强化和丰富，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仍然保持着一种“霸主”的地位。从“问题特写”发端的现实主义文学，演化成多题材、多样式、多理念的“乡村小说”、“战壕真实文学”、“自白性小说”、“道德文学”、“集中营文学”、“都市小说”、“生态文学”、“哲理小说”……它们对苏联社会历史和当代社会生活所进行的新的艺术再现和智性审视，是现实主义文学丰富多样的见证，文学真实观、主人公形象、小说创作诗学、审美理想的变化等更是文学观念的重要调整。
“重建”时期，盛极一时而又主宰其时文坛的一系列“回归文学作品”，如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杜金采夫的《白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不仅在时间上是数十年前写就的，而且从创作理念上说，仍然程度不同地继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范式，表现在对社会真实“照相式”的再现，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强调，黑白对立的二元艺术思维模式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逆向神话的营造等。所以，有批评家认为，“揭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谎言的现实主义真实仍然是60—80年代整个自由苏联文学的旗帜，这一文学的任务就是要踩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话的头上回归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1］。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当代文学，现代主义的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探索开始越出“地下的”或“域外的”边缘状态，回归地上或本土，从文学观念上打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使得现实主义一贯主张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逐渐受到瓦解，文学的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的过渡状态引发了俄罗斯文学道德伦理与价值观的转型，使文学家对建筑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再现现实经验层面型现实主义方法描绘世界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在随后讨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声浪中，现实主义一度被指责为片面的，无法深入地、多层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陈旧过时的创作方法。
到了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面貌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失去了整体选择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认同，几乎成了文化领域洪水泛滥中的“诺亚方舟”《旗》杂志1999年第1期组织作家、批评家讨论文学的专栏标题：“当代文学：诺亚方舟？”。现实主义受到了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一方面，“商业文学”一度统领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图书市场，另一方面，作家队伍中“爱国派”或“自由派”的分野使文学一度再次重新回归激烈的意识形态政治，这两端似乎都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位置。一些批评家，如维亚切斯拉夫·库里岑、维克多·叶洛费耶夫、亚历山大·阿盖耶夫等以不同的方式宣称现实主义危机或死亡的到来，其中有人认为文学的当下已经“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了［2］。涅姆泽尔有意回避现实主义这一传统术语，而采用了新的表述方式，他将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分成了“写实文学家”（натуралисты）和“唯美文学家”（эстеты）［3］（57）。作家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说，“现实主义、传统，这些词已经用烂了、用破了，最主要的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所以也就不想说它了”［4］（25）。
文学流派“主义”的冠名的确并不重要，“主义”理论的力量也并不在于新颖、时髦，而在于怀疑与超越，在于同现实所保持的一种必要的张力。但事实是，不以作家、批评家与读者的意志为转移，俄罗斯文学在苏联解体后的确出现了“主义”杂陈的新景观。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处于逆境中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不断变化与更新。前者走上了一条背离写实传统以写意为时尚的价值追寻之路，后者仍然关注时代、关注现实，继续着生存真相与人生苦痛的反映与思索。这两股背道而驰的文学潮流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文学的现代性：前者是解构的、游戏的、欲望的、消遣的、画鬼的，后者是重构的、严肃的、精神的、批判的、写人的。
历史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转型应该是以社会进步和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为目的的，但苏联解体后现实性的悖论却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它给生活在下层的广大民众所带来的是更甚于前的生存窘境和心灵苦痛。与此同时，历史变革与社会文化转型在以其强大的破坏力颠覆旧有的秩序和价值观时，发生了对传统人文精神颠覆性的贬抑和否弃。信仰伦理的沦丧与人文文化价值的失范导致了社会与人性中“恶之花”的丛生与恣肆，而现实主义中人文精神所包蕴与倡导的是人性与人类在生存中具有永恒性价值的东西，对它的寻觅、维护和倡扬，看起来与历史变革与社会文化转型的主流性价值导向呈逆向之势，实则却是对社会及人性健全发展的关注与呵护。故而，如同当代文学批评家季明娜所言，评价处于审美理念转折十字路口的俄罗斯作家和俄罗斯文学时，“我们不能不严肃地关注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命运和作用。不能低估在整个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作用的重大性和重要性”［5］（24）。
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经历了众多的曲折、迷误以后，还会有多少底气、多少新招再造辉煌？这是人们必然要产生的疑问。而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却充分表明，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现实主义文学在不断走出狭隘、走向丰富，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和新的状态，获得了新的尊严并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大批中老年作家以不同方式坚守着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阵地，推出了一大批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思想倾向不同的现实主义的，或以写实为主体的小说精品。在长篇体裁领域，出现了如奥列格·叶尔马科夫的《野兽的标记》（1992），列昂诺夫的《金字塔》（1994），格·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4），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被枪杀的》（1995）、《快活的士兵》（1998），叶甫图申科的《不要在死期到来前死去》（1995），柳德米拉·乌丽茨卡娅的《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1996）、《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2000），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洲》（1999），普罗哈诺夫的《黑炸药先生》（2001），弗拉基米尔·利丘京的《米列迪·罗特曼》（2001）、《逃离天堂的流亡者》（2004），尤里·波利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2000）、《蘑菇王》（2005），拉斯普京的《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2004）等这样一批人文内涵厚重、贴近社会现实的作品。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列昂尼德·鲍罗金的《神奇与悲哀的一年》（1991），索尔仁尼琴的“两部分小说”（1993—1996），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高加索囚徒》（1995），鲍利斯·叶基莫夫的《皮诺切特》（1999），格奥尔基·彼特罗夫的《十足的傻瓜》（1994）、《鲁卡尼卡》（1994），维克多·利哈诺索夫的《在别列斯皮沙洲的孤独的夜晚》（1999），尤里·布依达的《普鲁士新娘》（1999），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黑夜时分》（2001）等这样一批小说既保留了传统文学的优雅，又具有现代小说的新韵。其中《将军和他的部队》获布克文学奖，《野兽的标记》为布克文学奖的入围作品，被看作年度最佳的文学作品之一，《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获布克文学奖，《黑炸药先生》荣获年度最佳畅销书奖，《无望的逃离》、《黑炸药先生》、《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等成为中国人为外国人颁发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老作家弗拉基莫夫在1995年新年晚会和庆祝《旗》杂志节日晚会上讲话时说，他要感谢使得《将军和他的部队》这部长篇小说获得成功的“仁慈古老的现实主义”，这一按生活本来的形式描写生活的创作方法。它没有“先锋派的奇异风格和后现代的曲曲折折”，“一切对现实主义的背离都以一种忏悔式的重返而告结束。这棵唯一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大树，还将世代挺立，用汁液来滋润绿色的树冠”［6］（465）。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乌丽茨卡娅曾满怀深情地说：“我至今没读到比《上尉的女儿》更好的作品。看来，我会带着这种印象离开人间……《上尉的女儿》那明媚的阳光始终照拂着我，女皇母亲那句‘我欠着上尉米龙诺夫女儿的情’的话至今让我潸然泪下。”［7］（31）与此同时，以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为创作追求的新生代作家也以坚实的脚步踏上文坛，发出了强劲的声音。奥列格·帕夫罗夫的《官方的童话》（1994）入围布克小说奖，《卡拉干达九日记》（2002）获布克文学奖，瓦尔拉莫夫的《新生》获1996年反布克文学奖，谢格尼的《俄罗斯飓风》（2002）获俄罗斯作家协会“大文学奖”，普里列平的《萨尼卡》（2006）入围国家畅销书奖和布克奖……在文学评奖十分重视艺术成就、美学创新和市场绩效的今天，能获得这些很有影响的奖项也说明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在当下文坛的兴盛景象。新世纪的2002年，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推出了20世纪90年代踏上文坛的二十五个现实主义新锐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作品同时以《共鸣》广播文学节目的形式播送，以“青年俄罗斯”系列的文集出版，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新亮点。文集的编撰者和序言作者、作家、俄罗斯作协理事会书记符·伊·卡鲁金说，尽管“离22岁作者写下当代的《静静的顿河》的时代，真的还很遥远……但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已经积蓄着人民史诗未来创造者的潜质”［8］（5）。2005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17人小组”成立于2004年，由17个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积极活跃在当今文坛，已崭露头角的外省中青年作家、诗人发起组成，如彼得·克拉斯诺夫、米哈伊尔·休金、彼得·阿列什金、塔季雅娜·扎里科娃等，现人数已达57人。成员发出了坚持现实主义经典传统的宣言：“无论是神秘的，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是后现代主义作家，无论是虚幻作家，还是庄重的复古主义作家，等等，都不能表现我们同时代人的现实生活，因为他们有着别样的文学目标，别样的价值观。能真实地描写生活本来面目的只有传统俄罗斯流派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库普林、布宁和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很遗憾，已经不能诉说我们今天的痛苦与欢乐。在俄罗斯社会遭到根本性破坏的时期，20世纪后半期的苏联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已无力思考和表现当代现实的所有领域和问题。这一任务落在了我们，这些继承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人的肩上。”［9］（4）在此次俄罗斯担任主宾国的国际书展上，他们被誉为“终于从俄罗斯传来了一股清新的风”［9］（5）。坚持传统、着力创新——这已经成为一批名不见经传，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年轻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奥列格·帕夫罗夫说：“应该将新的创作经验与文学得以生成的以往联系起来，而不是杜撰什么新的范式……而且还需要捍卫民族传统的价值，那些成为支柱的，文学创作的和甚至道德信仰的经典价值……不能将没有根基的艺术称作是先锋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不能把传统当做一个文学标签，硬说那些在创作精神上坚持根基、传统的人为守旧主义者。”［10］（28）期待并呼唤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勾连，张扬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传统，也是不少批评家的心愿和心声。纳乌姆·列依捷尔曼、巴维尔·巴辛斯基、维克多·恰尔马耶夫、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列夫·阿宁斯基、伊戈尔·佐罗图斯基、卡连·斯捷帕尼扬、阿拉·拉迪宁娜、加丽娜·涅法金娜、玛丽雅·列米泽娃、尤拉·米涅拉洛夫、斯维特兰娜·季明娜等这些批评家尽管思想立场与审美趣味迥然相异，但都高度关注现实主义文学，重视文学创作的思想品质、心灵求索与精神追求，承载着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人文精神之言，坚持着对文学的思想意向的表达，为当代俄罗斯展现了近二十年来俄罗斯批评界对现实主义的思考与争鸣。巴辛斯基坚持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心灵真诚，情感真诚与爱的真诚的文化”［11］。涅法金娜认定，“在20世纪末，现实主义仍然是最为发达和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体系”［12］（109）。卡鲁金断言，“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就在现实主义中”［8］（4）。斯捷帕尼扬欢呼“驱赶着后现代主义僭越者和其他‘偏激倾向者’，骑着白马重新向我们走来的现实主义的胜利”［13］（132）。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大声疾呼：“写得好一些吧，像上个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那样——那么书就有人买、有人读了！”［14］（195）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部分俄罗斯作家、批评家对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缅怀与追忆，成为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俄罗斯文学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要义是对俄罗斯文学经典精神资源的守望，亦即对具有深厚民族文化根基的俄罗斯文学基本思想与艺术元素的坚守。这种坚守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