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使他离不开日本的并没有具体的内容。因此，如果林佩瑶留他在中国，他也可能留下。但他没有留在中国，那么，只能说包括奈保子、故乡、好友这一切在内的，日本独有的某种东西吸引着他，而且在这某种东西的后面潜藏着荫翳。
它的象征是天皇，然后战败后，天皇变成了人。因此担心日本的荫翳文化，在光明和平且灿烂的阳光照射下晒干枯萎。
矢野重也担心，自己会渐渐失去精神家园。这种担忧，对谁也不能讲。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人理解，他的担心很快变了孤独。如果不下定决心，制定将来建设一个什么样国家的战略计划，真可能因战败而亡国……矢野重也就这样展开思索。
随着参加经济团体和制定国家政策的工作的增多，矢野重也渐渐离开了文学。他没有翻译小说，取而代之的是阿兰（1868—1951法国哲学、论理学家。译注）的《教育论》，继而开始重译安德烈·莫洛亚的《英国史》。他不想失去回到家里，走进书房，一边翻阅辞典，一边在稿纸上写字的生活。他几乎天天住在四谷的新家。
这是为伊吹苑子和儿子诚也建的家，同时与经济界、政界人物来往也方便。几乎每天家里都有客人。有的只是来商量事，但大多数人来商量事情的同时，也打麻将下围棋。伊吹苑子对这些客人招待得很周到，不时说一些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议，使他们乐不思蜀。
昭和二十四年出版的阿兰《教育论》，非常畅销。这本书的畅销，是对以前教育的否定，同时也反映出人们认为美式教育不符合日本国情，在寻求新的教育思想。大宫前的家，是用翻译梅里美《卡门》的稿费建的，所以被戏称“卡门宅”，而四谷的家也可称之为“教育宅”。矢野重也觉得这种巧合对自己是一个讽刺。
昭和二十四年九月，国策纸浆的股票上市，矢野重也被任命为副社长。他没有反对这次晋升。在对日和约签定以后，日本经济界与不了解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仅从理论出发制定经济政策的美国的对立依然如故，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经济界需要懂得政治斗争力学的领导人，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好反对。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危险的。
股票上市那一年的七月，发生了无人电车失控狂奔的三鹰事件，国铁总裁下落不明，第二天早晨发现被压死。在签定和约以后，再没有发生这类事件。但传说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美国谍报机关被活跃在东京舞台的各国间谍所取代。特别是在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对立愈发严重之后，日本的治安警察也暗中加强对亲东方阵营人士的监视。
矢野重也生来心直口快，对于过去的同志，不管是转向的，还是仍然坚持信仰的，只要有好感，到他家里来，他都欢迎。一高、东京帝国大学时代的朋友，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反共分子，只要到他家里来，都像过去一样，留下吃饭。其中也有人住在他家里。
日本战败后，为组织农民协会而到处奔波，担任日本农民统一派中央常任委员的河合悦三就是其中之一。
矢野重也一直主张立场不同，但友情不变。他与河合悦三的关系，正符合这句话。一天晚上，许久不来的河合悦三来到他大宫前的家，吃鸡肉火锅，去买酒的奈保子回来时突然在厨房附近大声喊：“谁，在那里？”听到奈保子惊恐的叫声，矢野重也和河合悦三放下筷子飞跑过去。
他们兵分两路，矢野重也向南院跑，河合悦三向厨房屋奔去。这时，一个手拿麦克风的中年男子正好从南边的檐廊下笨拙地爬出来。矢野重也一把抓住了他后脖领子。对手也受过训练，来了一个转身法。矢野重也使用多年前学习的柔道的技巧，用支撑体重的腿，从外侧下绊子，把这个中年男子摔倒在草地上。
那个人被重重摔倒时，手里的话筒扔了岀去，他爬过来捡话筒，矢野重也趁机从前面一把抓住了他的衬衣领子，把他拉起来，摆出随时都可以把他甩岀去的姿势。
矢野重也抓住他的脖子，用力勒紧。
“够了，别再干这种蠢事！”矢野重也咬着牙说，手稍稍松了点，轻轻一笑，提醒他说，“算了，赶快跑吧。明白了快走。警察来了可就麻烦了。”
对手目瞪口呆，拿起沉重的录音机和话筒越墙而去，消失在黑暗中。他们好像有两个人，奈保子在厨房门看到的那个，是个望风的年轻人。河合悦三、矢野重也都知道他们是治安警察，但谁也没说破。河合悦三故意说：“最近治安不好。”
矢野重也对进屋的奈保子说：“琉璃也长大了，养一只大狗吧。”
他们相对无语。看来暂时不能以这种方式见面了。在上海见面时也是这样。过去他们也曾经怀着从此一别再也见不着了的紧张心情，秘密见过几次。
从河合悦三目前的情况来看，去战败前最早转向、现在是财界领导人的矢野重也家里密谈，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从依然要求保持非法时代警惕性的共产党、或革新势力的立场来看，不与矢野接触，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对矢野重也来说，有人嫉妒他作为财界领导人急速崛起，在经济界的暗流中有人说他不是正统派的领导人，他在家里悄悄会见左派领导人，肯定对他不利。
矢野重也想，看来只要是个好汉就可以交往的道理行不通。自己与河合悦三之间已经不是个人关系，中间横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远在可疑男子拿着录音机偷偷潜入矢野重也大宫前的家之前的一个多月，经济四团体的一个首领对与他关系密切的记者说：“不知道矢野君是真转向，还是假转向？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调查一下。”
这话也传到了矢野重也的耳朶里。如果他对那个不放心的首领说：“我根本就没想转向。只是讨厌德山助一这样的人掌握实权的党。”
肯定大多数人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话，有人会认为他是愚弄人，从而对他更加怀疑。矢野重也本来就有不怕树敌等若干毛病。当知道对手是个卑鄙的人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非与他干到底不可，暴躁的脾气，尤其难以克服。
矢野重也翻译的阿兰《教育论》销售火爆，他也出了名。成为名人之后不久，某私立大学的理事长来找他。这个人对他说，如果能为该大学集中捐一笔钱，可以授予他名誉教授头衔，并请他出任重建校舍募捐委员会委员长。
“这么说你是来告诉我，可以用募捐换一个名誉教授？”矢野重也追问时，他头上的青筋暴了起来。
幸好对方发觉情况不妙，急忙退却说：“不，不是换，我只是假设。”
“我不干，坚决不干。”矢野重也暴跳如雷，“我已经过了五十岁，最讨厌的就是名誉欲。利用人想出名的欲望募集资金的大学，肯定培养不出像样的学生。我拒绝，绝对不干。你给我岀去！”
那个理事长仓皇逃走，从此再没有在矢野重也前面出现。
在那个私立大学理事长走了之后，一个矢野重也信任的报纸政冶部记者石川来玩。矢野重也关心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日本共产党的批判在党内产生的影响以及后来的情况。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与过去的第三国际一样，是共产主义国际情报联络机关，实质上是施实苏联世界战略的组织。这个组织批判八坂良三的“爱党”的路线，背离了马列主义原则。那时，矢野重也想起了日本共产党理论代表福本和夫在莫斯科挨批的事。
矢野重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见过一次刚从中国回来的八坂良三。这次会面是八坂良三提出的。他曾在八坂良三任所长的产业劳动调查所工作过，可以说是老交情。在中国时，他们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八坂良三在饭店的房间里迎接矢野重也，一见面就说：“日本现在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他极力强调，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国家不会随之灭亡。同盟国的管理，是不稳定的，日本将成为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舞台，有遭受蹂躏的危险。为了拯救日本，国内的各种势力，应该为国家的完全独立组成统一战线。他还说：“我是社会主义者。矢野先生，我完全没有叫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意思。你能以一个了解世界动态的民族资本的经营者的身份参加统一战线就很好。”
八坂良三的声音依然像以前一样低沉，但决不缺乏动人的说服力。他最后说：“关于天皇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温和的。应该把天皇制和天皇分开考虑，不能因为天皇问题而破坏统一战线。”
听他这样讲，矢野重也突然悲哀起来。他说：“八坂先生，尽管您这样说，但天皇已经是人，不是现世神。来不及了。”
八坂良三不理解矢野重也对于天皇问题的悲哀，他停下来，不再说话，好像在思索矢野重也说了些什么，想要说什么？八坂良三作为政治家，一心想组织统一战线，没有时间深入了解矢野重也的悲哀。
矢野重也关心在八坂良三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批判以后，共产党如何行动，并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是党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办？然而，在九月签定对日和约以后，被占领时代的政令已经失去效力，但共产党却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方针。
“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谁？”
矢野重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考虑什么，问来介绍情况的记者石川。
“德山、八坂良三等人。”
“可是，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吗？”
矢野重也反驳说。他们发表了主要内容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了解日本实际情况的“所感”，给矢野重也的印象是，噢，共产党终于有了独立自主的路线。
“是的。可是苏联和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最后他们改变了主张。”
“德山这个人善于豹变。”矢野重也想起在共产国际批判福本主义时，本来一直支持福本和夫学说的德山突然变脸，否定福本理论，说什么我本来就觉得奇怪，弄得党内的同志目瞪口呆。
他还想起了在武汉会见毛泽东时的情况。当时还年轻的毛泽东对于日本革命的可能性提岀了几个问题后说：“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吗？这是开展游击战的基本条件。”
矢野重也不知所云，反问说：“游击战，是军事上的游击战吗？”
然而，日本与中国、俄国在地理条件、社会结构上完全不同。如果强行按照俄国、中国的办法去做，将是一个大悲剧。
听记者石川说，日本共产党内部一片混乱，矢野重也说：“这么说，日本的革命势力不会风起云涌，用不着担心。”
这是他的真心话，也不是真心话。用不着担心，这是他作为一个对日本共产党的素质、工人运动了如指掌的财界领导人的看法。但在他说这话时，心中想起了搞革命时的艰苦斗争，还有在革命运动中牺牲的几个好朋友的面容。如果日本共产党在大多数人历经艰辛刚刚尝到和平喜悦的今天，发动武装斗争，只能引起人们的憎恨。
矢野重也的脑海中浮现出德山助一的样子。他爱说我们的党有信心，爱摆权威和家长的架子，对矢野重也的攻击也最猖獗。如今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在这背后，是他对大地主家庭岀身，名校毕业的知识分子一种本能的厌恶。至少矢野重也有这种感觉。矢野重也想，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然而，如果德山助一沉醉在空想中极力煽动暴力革命会如何呢？听眼前的记者石川说，德山助一曾经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鼓吹九月革命，一般的人，一笑置之，而那些相信德山助一的党员、赞成他主张的人，不少人卖掉了房子，为党的斗争筹措资金。
身为财界的一方重镇，对共产党内部的混乱有一种安全感，但一想起自己的革命经历，心里又难过。
矢野重也内心的矛盾对谁都不能说。
如果非要找一个倾诉对象，那只有妻子奈保子。但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没有与充裕的时殉与她说话。自从他坦白与伊吹苑子生下儿子以后，性格豪放豁达的他也感到，奈保子倾听丈夫吐露心声的土壤已经干涸。虽然奈保子对偶然回家的他依然微笑、亲切。
不仅与妻子奈保子的关系陷入了窘境，自从公安机关的人到大宫前的家里窃听他们谈话的事件发生以后，他不再敢把朋友叫到家里来。对他来说，如果没有情投意合的朋友到家里来喝酒聊天，就不舒服。
与大宫前的家不同，他与伊吹苑子住的四谷的家，客人总是络绎不绝。这些都是公安机关、警察们放心的人。惟一的困难，是已经上幼儿园的诚也的教育问题。伊吹苑子没有教育能力，但这也许是件好事，反正客人一来，她忙着招侍，根本没有时间管诚也的预习与复习。
正在矢野重也考虑如何教育诚也这个本不应该由他考虑的问题时，民法权威田弘太郎去世了。田弘太郎曾给他介绍翻译工作，在他保释后潜入地下时，为他在下田找隐居处，可以说是他的恩人。
这是个令人悲伤的消息。他一直在想何时报答自己在年轻时受到的恩惠，但还没报答，恩人就去世了。
葬礼的第二天，田弘太郎教授的妹妹佐智子来到新国策纸浆董事室表示感谢时，矢野重也想到了一个报恩的主意。他问佐智子，今后有什么打算？她从美国大学毕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田弘太郎到外国大学当交换教授时，一待几年，她一直当助手跟在身边。因此她辞去了在国际联盟劳动机构事务所的工作，也没结婚，如今大概已经五十多岁了。
在葬礼时，她代替病弱的田弘夫人张罗，指挥家属对参加葬礼的人表示感谢。矢野重也担心，在这些事全办完后，她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哥哥，失去了精神支柱，是否会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孤独之中？他还记得住在教授为他在下田找的房子里時，走投无路，佐智子来看他照顾他。那时她大概三十岁左右，充满魅力。
在第二次共产党事件中，矢躬野重也被捕坐牢，写了退党声明，保释出狱，重新开始地下生活。他隐藏在下田时，翻译了几本法国小说，同时也重译了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小说《苔依丝》。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他每天埋头翻译，田弘佐智子的出现，就像《苔依丝》的主人公巴福尼斯眼前跳出的闪着朝阳金色光辉的狼。矢野重也本不是修道士，只是个在长期的地下生活中，渴望女人的男人而已。
田弘佐智子在下田住了五天，那时，他竭力抑制自己的欲望。现在，当他看到身着丧服的田弘佐智子坐在自己面前时，不由得怀念起当年的情景。
矢野重也在新建的四谷的家里，为年幼的诚也在主屋的旁边，另建了一栋配房。他家每天晚上，客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为了不影响诚也，使他能专心学习，养成沉稳的性格，特意建了这栋房屋。现在，矢野重也正在寻找一位能教育、辅导他的老师。
根据自己幼年时的经验，佣人们有雇佣思想，总是奉承孩子，连并非佣人的剑师清水忠八也是这样。自己对这些大人反感，但不知年幼的诚也怎么想，所以心有疑虑。正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田弘佐智子来了。
她回答矢野重也说：“我还什么也没想。哥哥的孩子都工作了，说他们自己照顾母亲。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她依然平静地说，“想起来，我的生活，是以我哥哥为中心的。我觉得帮助哥哥传播新的法学思想，是我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但哥哥却早早地逝世了……”
“弘田先生多大年纪？”矢野重也问。
弘田佐智子马上回答说：“六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