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2011年7月20日下午，香港书展举办的“名作家讲座系列”中，主讲人北岛援引这两句诗作为开场白，并以“古老的敌意”作为演讲题目。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的这两个名句由此在汉语世界引发特别注目。
“古老的敌意”是关于文艺创作公理的箴言式表达，无论是在作家论、创作论还是作品论层面，这一神谕般判断的适用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老”有原初、深邃、传统的意味；“敌意”指作家与时代甚至自我的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关系，是一种诗意叙事。本书《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旨在考察朝向山水诗演进中诗类审美经验的变迁。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诗歌文本所呈现的创作者应对外在世界的感性体验方式，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作为一个连续的运动过程，都生动而细致地演绎了中国古人的宇宙观、艺术观乃至行为选择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厌离、反动与超越。现实与中国抒情艺术所表现的多层次的紧张、对立与背离和对化外之境的企慕，共同构成了创作主体对现实与生活的敌意，这成为山水审美经验演进的内在动力和艺术张力。因此，无论是创作者内在精神世界的成长发育、感性经验演进，还是表现对象、创作场域选择等主客观条件，古老的敌意都可以为孕育伟大、经典的文艺作品提供不二法门。
本书致力于描述山水审美经验所由生成的诗类演化脉络，这似乎是一个因习焉不察而被遗忘的领域。但是，山水审美经验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感性关系对于熟参中国艺术精神意义重大。因为中国传统诗艺中抒情主体与自然的感性契合关系构成中国古典审美经验的根本关系，这一根本关系在发端于晋宋、大兴于唐，延绵至有清一代的山水诗中找到了最佳创作心态、表现对象与修辞文本。而山水诗审美经验的生成是以远离人寰、情感消散、现实间距化、亲历并直观原生山水为充分条件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山水审美经验产生和山水诗出场就应验着里尔克关于“古老的敌意”的谶语。
为避免将历代诗歌文本所提供的丰富历史素材“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C。赖特·米尔斯语），本书尊重文学史演进的历史文脉，通过通读、细读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留下的诗文文本，以山水诗前的诗类流衍所呈现的审美经验为基本线索，考察、描述山水审美经验生成过程中的各种诗歌经验的承续与新变。具体而言，本书对山水诗前史的研究是以《古诗十九首》、行旅诗、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游仙诗与玄言诗七个诗类为基本考量对象。根据这七个诗类文本所呈现的审美经验质素，书中将这七个诗类分为四个演进阶段：《古诗十九首》与行旅诗为第一阶段；公宴诗与游览诗为第二阶段；招隐诗与游仙诗为第三阶段；玄言诗为第四阶段，以史为坐标向纵深推进。
《古诗十九首》中表现的生命悲情主义，导致其抒情方式是时间意识对空间物事的统率。从审美经验的嬗变来看，曹操行旅诗中所表现出的主体对自然的崇高审美体验，是一种新的感性经验。而建安行旅诗的一般风格还是延续《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哀愁抒情传统。徐干的行旅诗中出现连续的景句作为起兴句，这一新趋势在西晋被潘岳、陆机等诗人进一步推进，刻意经营局部景句，形成事—景—情三节结构式。
曹植、曹丕兄弟和建安七子们在西园所作的公宴诗和游览诗具有相同的游戏审美品格。在竹林举行宴乐活动的竹林七贤沉浸于本体世界，对外在自然界缺乏美学关怀。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的体物方式中“观”与“想”平分，意外地开启了东晋三月三日禊游的诗歌传统。在解读潘岳、石崇有关金谷的作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此期游览诗表现出渐近自然的审美取向。在以“三月三日”为主题的一系列后期游览诗中，抒情主体的自然山水取向更加明晰。
到招隐诗和游仙诗，自然在诗歌中展现其远离人寰的陌生化和间距化的面向。招隐诗中抒情主体基于想象的自然山林态度，经历由恐惧到隔膜到亲和再到适性的四度嬗变。游仙诗发展到郭璞，实现了仙境山林化，抒情主体将审美视野转向方内的自然山林水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仙界之缥缈灵动的非人间性。
玄言诗沿着游览诗渐近自然的路数走来，审美主体终于能置身大自然直观山水，呈现作为景的山水形态。由于作为诗歌本体的感性情感体验被理悟玄思所置换，审美主体的诗性体验被引向形而上的本体之悟，自然山水在玄言诗中成为阐发理思的充足媒介。于此，山水诗审美经验中的直观自然山水和情感消散的美学特质在玄言诗里得到实现。
经由七个诗类、四个阶段的渐进、分步演化，山水审美经验所包含的全部感性经验质素和创作修辞技巧在这些演化中得到全面历练和养成。包括山水诗在内的山水艺术的历史出场，已经是足音可闻了。
在这个焦虑与漠然交织的“利化”泛滥与深植的时代，本书清理山水诗前史、探寻中国古人与自然的基本感性经验的生成演化之迹，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作为象牙塔之学，笔者希冀本书在引发关于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想象力的同时，作为把玩读物，亦能使普通读者在阅读中增添一份安放心灵的凭依、心平气和的涵养和诗意栖居的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