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6年初，托洛茨基曾向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建议：“中国日益扩大的事态可能对许多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再次提出派遣一个权威的政治使团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派出一个使团前往广州。任命组布勃诺夫为团长，立即动身前往中国。布勃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使团成员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渥太华原书记隆格瓦、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列晋谢。代表团的任务是：（1）弄清楚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2）同加拉罕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3）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人员的工作；（4）检查向中国正确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及如何指导他们的工作。
这支代表团于3月13日抵达广州。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的博弈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静水流深，暗中愈演愈烈。蒋介石也怀疑鲍罗廷此次前往北方与冯玉祥会面的真实目的是要利用冯玉祥对抗他，并且有传闻说俄国人已经不太相信他，要把他弄到俄国去。另外，国民政府此时又下令整编广西军队，这件事又让蒋介石起了疑心，因为广东六个军，番号分别是第一军至第六军，那么广西两个军应该是第七军和第八军，但实际上广西的两个军并没有采用第七军这个番号，蒋介石认为，这是俄国人在给他的部下、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暗示，他说“先要他离叛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和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种种的迹象让蒋介石感到广州正在酝酿一个倒蒋阴谋，他说“证明外面的谣言，不是凭空而来的。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出一种不良空气，使得军队里的官长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官长”。
于是，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了王懋功，然后给了他3000元钱和一张船票，限令他立即离开广州，随后就任命刘峙代理第二师师长，缪斌为党代表。王懋功虽然是蒋介石指挥的第一军的师长，但众所周知，王懋功倾向于汪精卫。蒋介石突然下手，解除了王懋功的兵权，也就等于削弱了汪精卫的力量。
“中山”舰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国民党由此走上了右倾道路。
在“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拉兹贡、布勃诺夫先后前往蒋介石处询问究竟，蒋介石只是不停地道歉，表示会与苏联顾问商议一切；接替鲍罗廷的苏联总顾问季山嘉也致信蒋介石，但结果信被退回，因此，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办索洛维也夫认为，这是“蒋介石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的联系”。
3月22日，索洛维也夫同蒋介石会谈。在场的还有汪精卫。索洛维也夫就中山舰事件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
蒋介石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迅速返回广州，季山嘉回国。
索洛维也夫当即表示，如果是这样，我们“即可安心”，可以命令季山嘉回俄。
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宋子文、伍朝枢、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以及秘书长陈树人。会议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通过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办法以及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等“工作上不同意见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等议案。
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始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当时，国民党因第二次东征后广东统一，后患消除，于是按照孙中山的遗愿准备北伐，尽管加伦将军曾亲手帮助孙中山制定了北伐的军事计划，但苏联总体上是不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一是因为孙中山的国民党实力太弱，无法完成北伐的重任；另外，孙中山的革命基地在中国最南方，而苏联更倾向于支持位于中国西北的冯玉祥势力，因为冯玉祥正控制着中国的核心北京，在搞所谓的“首都革命”，其所控制地区与苏联较为接近，能够实现陆路交通，且冯玉祥当时的实力也大于孙中山。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提北伐时，接替鲍罗廷的季山嘉对此很反对。当时，蒋介石与他谈起北伐，季山嘉对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嗤之以鼻，言辞之间多为嘲讽，不仅反对北伐，而且还要求蒋介石去北方帮助冯玉祥练兵，“天真地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包子军人在鲍罗廷走后，一下要担起折中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感”，这让蒋介石十分不满。汪精卫等人实际上也是支持北伐的，但当季山嘉要求蒋介石去北方帮助冯玉祥时，汪精卫等当然也支持蒋介石离开广州，这就让蒋介石明白，季山嘉根本不是希望他去帮助冯玉祥，而是要调虎离山，如果说鲍罗廷是支持蒋介石的话，那么季山嘉就是支持汪精卫。从另外一件事上也能看出季山嘉在与汪精卫合谋排挤蒋介石，这就是军费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划拨给黄埔军校的经费为30万元，第二师为12万元，但很快又将黄埔军校的经费减为27万元，第二师的经费却增长到15万元，蒋介石质问汪精卫，为什么推翻原订军费计划？是谁下令减少黄埔军校军费的？汪精卫没有明确回答。其实也用不着汪精卫回答，当时能决定军费的就是汪精卫和季山嘉。因此，蒋介石与季山嘉闹翻也是必然的了。
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也越来越深，蒋介石于2月9日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之职，只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两个职务，也不愿意就任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蒋介石在后来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写道：“鲍罗廷以奉诏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甚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后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
实际上，鲍罗廷后来的回国与季山嘉也有关系，他曾向莫斯科汇报说，他认为鲍罗廷的工作犯有原则性的错误，鲍罗廷对国民党采取的妥协退让措施太过分了，是大踏步地后退，是十分危险的，从军队中清除共产党员的危害十分大，“百分之九十有碍于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百分之百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因此，他建议莫斯科召回鲍罗廷，重新任命一个优秀的总顾问。
蒋介石与汪精卫、季山嘉的矛盾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对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既不批准也不挽留，两人在进行紧张的秘密谈判。2月27日，汪精卫和蒋介石进行了会面，3月8日，两人再次密谈。直到3月14日，汪精卫仍然是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这就是在暗示蒋介石最好自己离开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辞职而未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于是，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调动发动了“三二0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内外媒体立刻聚焦于此，上海《北华捷报》报道说：蒋介石“拘留了六十名莫斯科间谍，但有十名逃逸，其中就有罗加乔夫”；《京津泰晤士报》称：“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俄国人都已接到辞退书，四十七名顾问几乎全部入狱”；英国在香港的报纸报道说，3月20日广州发生“反革命颠覆事件”，等等。
无论是汪精卫还是季山嘉，或者是莫斯科，都没有料到蒋介石敢于突然采取强硬手段，因而对蒋介石的突然行动都感到震惊。
3月24日，苏联顾问在广州召开了全体成员会议，布勃诺夫分析了“中山舰事件”，他认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广州国民政府内仍有军阀思想和习惯；二，国民革命中的工人阶级也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三，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矛盾，这也是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体现。斯切潘诺夫也认为苏联顾问犯了“工作程序之不适当”的错误：（1）集中陆军权力过速；（2）苏联顾问时常直接管理事务；（3）在军队中有关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和共产主义问题宣传过于激烈。为此，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现在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重任，因为直接插手、发号施令是会引起严重后果的，他把后果总结为六个方面：（1）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并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布勃诺夫也认为对军队的管理改革也进行的太快，结果遭到一些中上层军官的暗中反对；在指挥作战、日常训练、后勤管理等方面苏联顾问也往往是发号施令而不是提出建议，他说这等于给中国将领们的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这就是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他说：“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还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他告诫苏联顾问，别忘了一点，军队是中国的，俄国人只是顾问，“你们以为中国将领没有感到顾问是俄国的吗？他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都有，那么最独立自主的中国将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中国人，而顾问是俄国人，对他‘十分专横’”。他在总结中山舰事件时说：这次事件“不能用个别人的原因作解释”，苏联顾问应该“有分寸”，“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不能让师长或司令部首长走在后面，而俄国顾问走在前面”。
不过，苏联顾问也不都同意布勃诺夫的观点，拉兹贡就认为，“中山”舰事件决非出自中苏人员相处矛盾，而是一件蓄谋已久的政治转变，即使3月20日不发生，那么以后也一定会发生，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这件事“不必从俄国顾问领导层的错误或没有分寸的角度去看，而应该着眼于国民党内部表现出来的社会动向”，应该“从目前联合在国民党中的那些社会成分发生矛盾的角度去看这次事件”。索洛维也夫也认为召回季山嘉是一个策略，在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的当天，他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说“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对于苏联顾问，他“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目前，“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他在信中还说，能够重新控制局面的只有鲍罗廷，别人无法代替他，因为蒋介石“信任他”，因此他建议让鲍罗廷尽快返回广州。布勃诺夫也致信鲍罗廷，通报了季山嘉和罗加乔夫被解职。
尽管爆发了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半暴动”，但苏联方面为了维持广州国民党势力的统一，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分裂，还是尽力要维护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联盟，季山嘉被召回莫斯科——如果说鲍罗廷的政策是一种妥协退让的话，那么季山嘉的政策就是点燃了怒火，再继续下去必然就会造成国民党的分裂，为此，莫斯科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季山嘉和罗加乔夫被撤职。莫斯科也指示媒体，冲淡此事，并把此事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挑拨。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于是说此事是“英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并进一步报道说，广州事件的缘由“可能是广州军的蒋介石将军同广州政府存在一些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是原则性的，不是武装的争权夺利，而且很快就消除了”；《星火报》说西方媒体的报道是“英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真正意图说成了既成事实”，俄国人并没有被赶出广州；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甚至发表文章，表示继续对蒋介石的支持。鲍罗廷也在后来说“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
实际上，蒋介石之所以采取“半暴动”而不是全暴动，那是因为他此时的力量还较弱，当时，他所能调动的部队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王柏龄的独立师还有吴铁城的警察部队，而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和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如果他做的太过火，那么这几个军就有可能联合起来吃掉他。在发动“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也一度很孤立，就是在背后支持他的右派等也在向苏联顾问示好，如孙科等就宴请苏联顾问，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前往东山拜会苏联顾问，回头又宴请第五军顾问罗涅夫；汪精卫则说蒋介石是“反革命”；宋子文也来到苏联顾问驻地指责蒋介石此举十分失当；邓演达、李济深等也对蒋介石谴责有加；毛泽东则向季山嘉建议，把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秘密集中到肇庆，因为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到达肇庆后就通电讨蒋。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虽然在广东占有一些优势，但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如果联合起来也就能对抗蒋介石，再加上苏联顾问所拥有的政治力量，那么倒蒋能够成功。
但季山嘉和其他苏联顾问认为，叶挺的独立团根本不可能坚持一个星期，肇庆财力太弱，弹药补给也不足，另外，李济深和李宗仁也难以统一，各军军长实际上也是各有所思，表面看都对蒋介石不满，但未必能采取切实行动。最主要的是莫斯科还希望能以一些妥协退让换取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合作，保持广州的革命政局。
蒋介石当然清楚这一切，所以，“中山”舰事件仅仅是“半暴动”，在事件后他也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如汪精卫在布勃诺夫使团离开的第二天宣布“不再承担政治责任”之后，他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自请处分”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当时广州最大的外援还是来自莫斯科，蒋介石现在也需要莫斯科的军事、政治、经济援助，他也需要时间获得军队中其他将领的支持，因此，他也只是驱逐了季山嘉之后就赶紧收手了。在布勃诺夫使团要离开广州的时候，他与布勃诺夫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密谈，表示愿意与苏联继续合作，并希望鲍罗廷尽快回广州。为此，布勃诺夫在离开广州前，也向《响导周报》等新闻媒体发表言论说，3月20日，黄埔军校部队在短时间内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驻地，逮捕了李之龙等50多人，这些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共产党重要人物如周恩来、邓中夏等都没有被捕，而且整个事件中也没有杀人之事，蒋介石此举只是为了防止出现叛乱，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广州国民政府也于3月29日发表公告，谴责西山会议派，说他们在北京、在上海召开伪中央会议，“蓄谋破坏本党基础，造谣煽动，无所不至”，“仍谋西山集合，不遂则在上海举行，以此个人叛乱，实属罪不容诛”，广州国民政府还表示“假冒本党最高机关名义，以遂其叛党营私之目的者，不分首从，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论罪”；4月3日，蒋介石也发表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他用划清界限的手法说中山舰事件完全个人局部问题，由他本人负完全责任，近日，本党内一些不良分子，“以中山舰案为名，造作谣言”，实行反革命阴谋，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蒋介石通电称自己仍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将“不偏不倚，唯革命是从，凡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为了表示亲苏路线不更改，还免去了王柏龄第二师师长一职、免去了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一职，命令他们立即离开广州；免去了吴铁城新编17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一职，送虎门要塞软禁；另外如欧阳格、陈策等也受到不同程度处分。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中山”舰事件的话，应该说这是蒋介石一次精心策划的跃升行动，但却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选择行动，也就是说，蒋介石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打击阻挡他获得权力的左派和右派，他本人的确是一个右派，但此时他采取的确是既打击右派又打击左派、既联合左派又联合右派的手法，相当高明，4月7日，蒋介石发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规定黄埔军校内除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外，其他组织一律自行取消。这样，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都被取消。对此，周恩来评论说：“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
苏联顾问也对蒋介石半信半疑，斯切潘诺夫认为蒋介石还是存在两种可能，一，蒋介石这是“诚意缓和3月20日之事，与左派联合，共同尽力于国民革命”；二，这不过是一种蒙骗行为，“乃欲蒙蔽反对派之耳目而预备再举”。为此，他也提出两种对策，如果是前者，那么苏联顾问应该“处处迎合其意与予以让步”；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准备与之战斗。但斯切潘诺夫也表示，无论哪种情况，在情况没有明朗前，苏联顾问应该本着与蒋介石合作到底的政策，毕竟蒋介石是苏联“所倚恃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