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后的一部著作。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开始写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完成。这以后他虽然仍有写作，但作为完整的书，这却是最后的、也是他晚年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
这部书最初的名字是《药堂谈往》，后来改成《知堂回想录》。
书是曹聚仁建议他写的。当时我们都在香港工作，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我是说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曹聚仁于是写信给周作人。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新晚报》向他拉稿，尽管也可以这样说，但说得准确些，拉稿的其实是曹聚仁，因为立意和写信的都是他。
周作人晚年的一些著译能在香港发表、出书，都是曹聚仁之功。曹聚仁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到北京进行采访工作，访问了周作人，表示可以通过他，把周作人的文章拿到香港发表。这以后，周作人就开始寄稿给他，由他向一些报刊推荐。
周作人晚年和香港（也可以说是海外）的两个人通信最多：一是曹聚仁，一是鲍耀明。但文章基本上都是寄给曹聚仁的。曹聚仁长期担任《南洋商报》驻港特派员，后来又参加了《循环日报》的工作，和朋友办过刊物，又替好几家报纸写过稿，是香港文化界中活跃的人物。鲍耀明长期在一间日本商行工作，虽然也写、译一些东西（笔名成仲恩），但到底是商界的业余，不像曹聚仁是文化界的专业人士。他近年已移民到加拿大，不做“香港人”了。他和曹聚仁一样，手头上保留有周作人不少信札，也一样都在编印出书。曹出的是《周曹通信集》，鲍出的是《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通》（影印）。
经曹聚仁之手出周作人的书，前有《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后有这《知堂回想录》。
《知堂回想录》前后写了两年，但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时却是完成一年多以后——一九六四年八、九月的事。香港报纸习惯边写边登的做法，一般都不是等全篇写完才登。对于周作人这一著作之所以拖延刊出，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认为他很“聪明”，没有想到他是另有自己的看法这才“予欲无言”。
经不住曹聚仁的不断催促（曹又是受到周的不断催促），终于在拖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开始了《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人物志》副刊上的连载。《新晚报》的这个“人物志”副刊，是因为要连载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而创办的。这时这个长篇早已结束，正在连载一个字数较少的中篇《绿林元帅外传》（？），是写张作霖的一生。《知堂回想录》开始登载时，它还没有连载完，两个连载就同在一个版面上刊出。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知《新晚报》通告将从八月登载《谈往》，在宣统废帝以后，又得与大元帅同时揭载，何幸如之！唯事隔数年连我写的人也忘记说什么了，其无价值可知。报上既经发表，译载亦属自由，唯不知系何人执笔……”这里的“译载”是听说日本某一大报要译载全文，但后来似乎并无其事，只是有节译在日本报刊发表。
对于拖延了这么久，周作人显然是感到不愉快的；但终于能连载却还是使他表示了“何幸如之”的一点快意。不料没有多久就又是不幸来了，才不过一个多月，它就受到了“腰斩的厄运”。我是奉命行事。“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上命难违，除了中止连载，没有别的选择。
周作人在另外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回想录想再继续连载，但或者因事关琐屑，中途曾被废弃，亦未可知。”也许他在北京听到什么风声才这么说罢，我们远处海隅的人当时却是茫无所知的。当停载成为事实，周作人又给鲍耀明写信说：“关于回想录的预言乃不幸而言中了，至于为什么则外人不得而知了。”他当然明白，这绝不是因为“事关琐屑”而不被继续登载。
那时候，离“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有一年多，但北京文艺界已经有了一点不同的气氛，有些文艺界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包括一个月预支四百元稿费给周作人也似乎成了问题。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听说的。
一九六五年，我受朋友的委托，协助黄蒙田办《海光文艺》，想把它办成一个中间面貌低调子的月刊，争取台湾有稿来，刊物能销台。它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创刊。《知堂回想录》停载后曹聚仁一直在另谋出路，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出路。这时就想到把它在《海光文艺》上连载，但由于每期篇幅有限，近四十万字不知要多久才能登完，因此就打算由曹聚仁选出一部分作为节载。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已交书店出单行本，怕书出了而全文还不能连载完。不料事与愿违，《海光文艺》才出了半年，“文化大革命”就惊天地而来，香港虽在海隅，属于“化外”，谁还有胆办那样的刊物，登知堂其人的文章？勉强拖到那年年底，《海光文艺》就自动停刊了。《知堂回想录》的节载于是又成为泡影。周作人也就在《海光文艺》停刊后的几个月去世。在他生前，他只看到了《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上连载了不到两个月。
周作人的去世并没有使曹聚仁放弃争取这部书的刊印和出版，相反的，他感到只有更努力使这一愿望实现，才能对得住他的故友。他一方面继续让书店慢慢在排书，一方面又设法使它在海外的华文报纸上刊出。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知堂回想录》终于在那一年秋天开始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刊出，用了十个月的时间，连载完毕。又过了一年多，一九七〇年，这部历尽坎坷的书稿终于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这时已是周作人一瞑不视的三年以后。
《知堂回想录》从写成到出书，历时八年。这使人想到周作人的另一著作——《知堂杂诗抄》成书更早，寄到海外更早，掌握在星洲的一位学者手中二十多年，终于还是“出口转内销”，今年才由湖南的岳麓书社出书。白跑了一趟海外，经历了二十七年。比起《知堂回想录》只历时八年来，就不免使人感到曹聚仁的难能可贵了。他这时已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晚年，一九六七年还大病了一场，从死亡边缘挣扎而回，《浮过了生命的海》，是他病后记下病中心情的书。他以病弱之躯，亲自担负起校对《知堂回想录》的责任。书出了两年之后，他再一次受困于病魔，终于在澳门撒手人寰。回想整个过程，就不能不使人对这位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周年的老作家，有更深的怀念和更深的敬意！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后序》中，对曹聚仁深表谢意，“因为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从头都不会写的”。这是事实。但曹聚仁在《校读小记》中，却说是我“大力成全的”，他“不敢贸然居功”。真正不敢贸然居功的是我，因为他说的不是事实。而且，书出版时的一九七〇年，“文化大革命”还在高潮之中，早已奉命“腰斩”这书的我，又怎么当得起这“大力成全”的称赞呢？书一出，他就送我，我一看，就连忙找他，希望他能删去这一句，尽管这只是一句。同时，书前印出的周作人的几封信中，有一封谈到他认为上海鲁迅墓前的鲁迅像，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味道，此外还说了几句对许广平不敬的话，我也劝曹聚仁最好删去。这封信后来是照删了。提到我的那句话可能因改动不易，还是保存至今。我当时这样的“戒慎恐惧”，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小心谨慎，并不是受到了什么压力，当时有权力可施压的大人先生，正在北京忙于“闹革命”，无暇过问这远在海隅的区区小事了。
我还要说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是对周氏兄弟双崇拜的，既爱读鲁迅的文章，也爱读知堂文章，不仅爱读，还暗中在学，当然，都学不像。后来由于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报纸工作，又由于时世和工作的需要，我就一心一意学鲁迅，写杂文，惭愧的是没有什么成就。至于周作人，因为他做了汉奸，也就成了我笔伐的对象，这就使我不再学他，那时的时世也没有心情去写作什么闲适的小品。抗战过去了，生活在政治运动之外的香港，比较有一些闲情逸致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于是又渐渐恢复了对周作人散文的爱好，尽管爱读鲁迅的杂文的热情不减。因此，到后来有机会刊发周作人的文章时，我是乐于采用的。由于知道内地报纸上已经刊登了不少他的散文，而写鲁迅的一些文章更是出了好几本书，还听说他每月可以固定预支四百元的高额稿费，使我就更加没有什么顾忌。正是这样，《知堂回想录》给《新晚报》发表，我很愿意接受，尽管后来看了原稿，觉得材料是丰富，但文章的光彩却已不如早年，这支笔到底是老了。周作人晚年的不少文章，也多半使我有这样的感受。不过，还是认为有它的可读性。总的说来，周作人的散文是十分具有吸引人的艺术力量的。
最近偶然看到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写的一篇杂文《周作人和吴承仕》，说周作人不仅比不上当年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不屈死节的学者吴承仕，也比不上明末清初有所失节的诗人吴梅村，吴梅村后来是有悔意的，而周作人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后悔。二十年后，从《知堂回想录》的避谈敌伪时期，从他的书信中的一些自辩，而似乎直到临终，也没有多少悔悟。
不以人废言，周作人在散文上所立的言，所达到的高度，所具有的光彩，数十年以下，依然动人。不以人废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作为一员主将的历史，也是不可能被抹去，而需要保存下来的。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