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想得到，越来越受人尊敬的老作家巴金在这几年忽然和香港这个城市有了这样密切的关系。他本来是长时期在上海居住、工作的，除了抗日战争那几年流离转徙到中国的西南角。
以前，他只是在好几次出国途中，经过香港。也为香港美丽的夜色写过赞美的文章。
近年忽然和香港的关系密切起来，也还是由于文字因缘，一个作家，总是用他的作品和人们打交道。
“史无前例”的十年过去，中国在徘徊了一阵之后才大步前进，拨乱反正，局面不是一下子就马上天朗气清的，而且有些地方“左”手抓得紧，不肯爽爽快快地放开而开放。于是，有些作家的文章就先外后内，先在香港的报刊发表，再在内地的报刊刊出。巴金的《随想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这是他从一九七八年起陆陆续续写出来的随想式的散文，大约每周一篇，一年写它三四十篇，一年出一本小书，他打算出五本书，作为晚年留下的一点“痕迹”。《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已经出了四本，再写出一本，在这上面他就可以完成心愿了。《随想录》是总名。他当然还有更大的心愿，完成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和译完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大著《往事与随想》。
虽然是小书、小文章，却引起很不小的反响。由于讲的是真话，“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因此，很为人们所爱读。其中《回忆萧珊》一篇，情真意挚，是作者用血和泪写成的，感动了许多读者。文章虽然首先发表香港，很快就流传到内地，后来又出了英文本，就更是流传到世界各国了。巴金的小说读者众多，但也有些人过去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只是从这些随想文章认识到巴金的可尊敬：敢说真话，敢于解剖自己，更敢于解剖“文革”。当有人对“伤痕”还想讳忌的时候，他却不理这些，照样敢说、敢写。这几年，长期不倦（虽在病中，依然挥笔），以大量篇章“彻底否定文革”的作家，他可以算得上是国中第一人了。
他并不是没有受到压力的。读者从《真话集》的《怀念鲁迅先生》和《鹰的歌》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得到。前一篇文章是在上海的《收获》和香港一家报纸同时发表的。港报登出的受到了斧钺之灾，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述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不是作者在《鹰的歌》中作出这样的揭露，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在“四人帮”时代早已过去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以至于作者忍不住又写了这样的话：“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当不能奋飞天空时，也宁愿像鹰那样，从悬崖滚下海去。这说得何等沉痛而悲壮！
《怀念鲁迅先生》受到这样的“私刑”，是在一个时期忽然不许多写“文革”的“禁令”正在推行，也及于香港一些角落之时。
而当著名演员赵丹去世前的绝笔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明里暗里受到一些人的斥责，大有遭受鞭尸的可能时，巴金在他的随想文章中鲜明地表示同意这遗言，还用赵丹另一句话做文章的题目：《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又是何等沉痛而悲壮！
巴金的越来越赢得人们的尊敬绝不是偶然的。
这也使得他在一九八四年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而在典礼上，那篇本来应该是例行公文的校方赞词，却写得异常热情充沛，完全打破了那种西方式学府的传统，甚至使人们感到有些出奇。
在典礼之余，他成了唯一的明星，虽然同时接受荣誉学位的还有另外几位学者和知名之士。人们包围的却是他，连同时接受学位的一位英国学者也拿出自己收藏的巴金著作请他签名。
典礼之外，他还参加了好几次座谈会，每一回都是一次热潮。
有人说，与其说中文大学把荣誉送给巴金，不如说巴金把荣誉带给了中文大学。
有人说，一时之间，香港出现“巴金热”了。
他的《病中集》刚刚出版，一下子就被抢光。这是一本新书少有的市况。
他的活动经常成为报上显著的新闻。他不活动时，记者们就去访问他，为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特写。几十个记者簇拥着他拍了合照，比一般“要人”显得更“要人”。副刊上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切，都是任何一位作家在这个城市出现时所没有过的。
从他的到来到离去，这一阵“巴金热”持续了大半个月之久。
而在香港的粤语影片中，他的著作也曾经有过改编拍片热，拍成电影的至少在十部以上：《家》、《春》、《秋》、《憩园》、《寒夜》……
这一切，是香港给巴金的荣誉，还是巴金给香港的荣誉呢？一九八四是香港政治史上应该大书一笔的一年，在香港文学史上也应该可以大书一笔的吧。世纪同龄老画家——林风眠在香港想起他，就不由得想起白鹭，想起白荷，想起小鸟，想起鲜花，想起仕女的清纯，想起戏剧人物的拙趣，想起山水的幽静和浓郁，想起静物，想起有时还加上的案头饰物。这些都是他的笔下物。
这一切，使人想到的是既清新，又厚重；既妩媚，又奇拙；像娟秀的少女，又像散淡的老人。
他是世纪的同龄人——一九〇〇年诞生，今年八十五岁的林风眠老人。
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似乎是飘然远引了，好几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他并没有远引，只不过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江南，回到了八十五年前他来到人世间的岭南，不是家乡——梅县，也是家乡——香港。香港原来是他们广东人的乡下，可以算得是家乡的。
几年前他从上海来到香港，去巴黎开过画展，去巴西探过妻女，却在香港定居下来。画展是法国官方举办的。他还再度去过巴黎，又去过日本帮助他的义女冯叶开画展。他也不止一次去巴西探视亲人，不过，前两年他的老伴在巴西去世了。
老人早年参加勤工俭学去法国学画。老伴是外国人，女婿也是外国人。但你从他身上嗅不出什么洋味，更嗅不出什么洋画家式的异味。几乎没有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西装，虽然经常穿的是西式便装，冬天还戴上画家们欢喜戴的法国帽，也不觉得有什么洋味，仿佛眼前的人是个乡土气重的老头儿，使人感到的是一派自然的纯朴。
但看到他的画幅，有人是可能要轻轻问的：是不是中国画？怎么不是呢？不要说那是用毛笔画在宣纸上的，细细体味画中的蕴藏吧，就会明白，那只能是中国的，尽管有着西洋画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仕女，一个个都是古典美人的胚子，那水粉的运用使蝉翼轻纱产生了透明的披拂感，真是一绝。
他的山水也是具有鲜明的特色的。人们看得较多的是黄熟的秋天的原野，或新绿的春天的柳塘，近年他画得多的却是重色粗笔浓得化不开的山水，勾勒渲染，渲染得像是包藏着火红的热情，像是把热情和颜色都喷薄而出，留在纸上了。这些更是中国的山水。
他谈画时，举了三条：要民族的、时代的、个人的。要有民族的特色，时代的气氛，个人的风格。他自己是这样做了，做到了，他的作品一看就只能使人感到，那只能是中国的、现代的、林风眠的。
他的画既老又年轻，老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年轻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艺术精神。
老人在香港这几年却还没有举行过一次画展。他向人表示正在求变，一旦有成，一两年内要开一次画展的。但这两年看过他的山水人，却说他的变已经呈现在纸上了，更厚、更重、更老辣，也更林风眠，不是别的人画得出的，要说变法，已经变了。
虽然是这样大的年纪，也有过身体很不舒服的时日，但清癯的他还是精神矍铄的，还是常常拿起画笔，像添寿一样地为人间增添精品。
他最近迁移在靠海的新居，深居简出，有些像“结卢在人境”的闹市中的隐者，一般不参加应酬，偶然去看看画展。
而人们期待的是他的画展！
他的住所曾被贼人光顾过一次，偷去了一些画幅，不过，那些都是义女冯叶的作品，画得很像老人之作，骗过了不是风雅贼的眼睛。
香港现在的流行语：安定繁荣。老人的生活是安定的——来港后只搬过一次家；创作可以说是繁荣的——精神好时，天天作画，差一些时，也经常作画。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