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是画家、作家、也是藏书家。
他是从美术学校出来的，似乎还没有登上画坛就转入了文坛，还来不及真正做一个画家就已经成为作家，老的说法，是画名为文名所掩了。三十年代后期他就不再画画。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没有见过他的画，除了早年的一二封面设计，他手头也许还藏有当年的一二作品，却总是秘不示人，虽然他这样做并不是“悔其少作”。
作为作家，他很早就写小说，但后来，至少是进入四十年代以后，也就几乎不再写小说，却不是搁笔不写文章，不仅写，还写得很勤，写的多是散文、随笔，而其中绝大多数是读书随笔。
这因为他首先是一位“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喜欢书也喜欢读书；又因为更是一位作家，这就注定要有大量的读书随笔生产出来了。
爱书家，这一般很少听到的称呼在他笔底下却常常可以看到，猜想他更愿意被人称为爱书家而不是藏书家。
他早年在上海虽藏书万卷，抗日战争中都散失了。定居香港后他又从无到有地买书、藏书，估计不应该少于上海这个“上卷”之数，但他身后家人把藏书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整理后说是六千多册，这个“下卷”的数字倒是有些出人意外的。论时间，这“下卷”的时间是长多了。
遗书未上万，遗文却过百万。
在他一九七五年离开人世的时候，仅仅是遗留下读书随笔之类的文字，就不少于一百万言，包括已出书和未出书的。
在这部《读书随笔》中，《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和《晚晴杂记》都是有过单行本的。《晚晴杂记》是七十年代之初问世的（其中大部分是一般的散文、小品文，本书只选入了和读书有关的文章），它们都是香港的出版物。未结集成册的《霜红室随笔》、《香港书录》、《书鱼闲话》和一些有关的译文，只是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无异于前所未见的“新作”。总的来看，最早的文章写于二三十年代，最晚的作品成于七十年代初期，前后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它们发表时，除了叶灵凤这个名字外，还用过林丰、叶林丰、任诃和霜崖这些笔名。
这些随笔为他自己的话作了证明：读书很难，古今中外，线装洋装，正经的和“不正经”的书，他都爱读。杂之中，却也自有重点：文学的、美术的和香港的——前两类显出他作家和画家的本色，后一类就正是他下半生生活所在的地方特色。有所读而有所写，就是这里上中下三册几十万字的文章了。
这里有一篇《书痴》，记的是一幅版画：藏书室，四壁都是直接天花板的书，一位白发老者站在高高的梯顶，胁下夹了一本书，两腿之间又夹了一本书，左手拿了一本书在读，右手又伸手从架上抽出一本书，一缕阳光从头顶的天窗上斜斜地射在老人的书上，老人的身上。作者说，他深深的迷恋着这幅画上所表现的一切，当然也包括那位白发爱书家。而他写这篇文章时，却还是鲁迅先生笔下“唇红齿白”的年轻人呢。
他在这篇短文中说：“读书是件乐事，藏书更是一件乐事。但这种乐趣不是人人可以获得，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招来即是的。学问家的读书，抱着‘开卷有益’的野心，估量着书中每一个字的价值而定取舍，这是在购物，而不是在读书。版本家的藏书，斤斤较量善版本的格式，藏家印章的有无，他是在收古董，并不是在藏书。至于暴发户和大腹贾，为了装点门面，在旦夕之间便坐拥百城，那更是书的敌人了。”这说得很有意思，不过，他所说的“购物”式的“不是读书”的读书，也还是不可避免的，他自己就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中说过，时时要看一些本来不想看的书，而被占去了许多时间，不言而喻，其中肯定不少是为了临时“购物”而翻阅书本，他虽引以为苦，但翻阅而有所得，也还是一定要感到不亦快哉的，这恐怕是不少做学问，写文章的人都有过的感受吧。
《晚晴杂记》原书中有一半以上不是读书随笔，而是一般的散文小品，虽然隽永有味，碍于体例，都删去了。像这样的小品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而没有编印成书的还有不少，如果有机会出书，对于爱书家来说，当是喜见乐闻的事吧。
在《文艺随笔》的后记中作者说，由于写作时间前后相隔十几年，不免有重复或歧异的地方。现在集中在一起的这些文章，前后更是相隔几十年了，这样的情况就更是难免，尽管已经在注意避免。
作家和爱书家，这本书就是一位作家爱书几十年而写下的随笔。充满的不仅是对书的爱，对文艺的爱，对生活的爱，更有对家国的爱。
爱书而爱读书，“读书之乐乐何如？”记得有这样一首诗，而且还谱成为歌。我们的作者一生是因此乐在其中了。读他的遗文，我们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又一次直接和间接的读书之乐的，直接的是他这些引人入胜的随笔文章，间接的是他告诉我们的那些古今中外可读之书。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繁华时节怀绀弩——《聂绀弩传》代序和绀弩虽说有着三十多年的交情，但对他所知其实是不多的。
桂林、重庆、香港，我们曾经先后一同在这三个城市里工作过，而且许多时候干的是相同的工作，然而，在桂林、重庆并不相识，直到了香港才有来往。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重庆，我们都在编报纸的副刊。绀弩是桂林《力报》，重庆《商务日报》和《新民报》的副刊编辑，我从桂林到重庆，都在编《大公晚报》的副刊。在桂林，那时他已是著名的作家，而我只不过是刚刚出道的后生小子，还不习惯到外边去结交文坛的前辈先生，只有一些经常替我写稿的，我才认识。绀弩虽说是“同行”，但他自有园地，从不在我打理的《小公园》里涉足，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互认识。在重庆，有了写稿的关系，却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我到香港《大公报》编副刊《大公园》，绀弩比我先到香港，却在两年多以后才担任《文汇报》的总主笔，当没有报纸在手上时，他就以作者的身份替我写稿了，再加上别的原因，我们就由相识而逐渐变得很为熟识。
从认识他开始，直到他去世以前，这中间几乎有四十年之久，但除了最初的三年在香港，最近的三年在北京，我们又是地北天南，不在一起的。只是我有时有事情到北京，才和他见过十次八次而已。当他戴着“右派”帽子到北大荒劳动，后来又套上“反革命”帽子到山西坐牢时，自然是相见无由了。
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了几乎二十岁，尽管对他的文章一直都很钦佩，我却从来没有像一些朋友那样，口头上叫他“聂老”（只有近年笔下有时称之为“绀翁”），这和他从来不摆老作家的架子有关，也和他虽已七老八十而衰病却又并没有什么龙钟之态有关，更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着斗士的轩昂有关。他四十多时，我固然没有叫他一声“聂老”，他八十多时，我还是没有想到要叫他一声“聂老”。
在抗战时期“文化城”的桂林，在他主编的副刊上，更主要在他有份的《野草》杂志上，读到了他一篇又一篇总是很精彩的杂文，我总是很钦佩，也总是很羡慕。羡慕，是因为自己那时正在学写杂文。像《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都是他传诵一时的名文。后来到了重庆，读到那篇不足七百字的《论申公豹》更是叫绝，他只用了这么几句话，就把反动派的尊容勾画出来了：“他的头是向后的，以背为胸，以后为前，眼睛和脚趾各朝着相反的方向，他永远不能前进，一开步就是后退。或者说，永远不能瞻望未来，看见的总是过去。”寥寥数笔，写意而又传神，深刻而又生动！
在香港和他相识后，知道他很爱下棋。当他在《文汇报》担任总主笔时，就常到《大公报》向梁羽生他们挑战。作为总主笔，他每天要写一篇时事评论的文章在新闻版刊出，有时棋下得难解难分，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那么一两次，他干脆就不回去上班写文章，却怕我们说他偷懒，和梁羽生约好，要他不要告诉我们，事过境迁，他人已经到北京工作，梁羽生才说出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梁羽生有一年蜜月旅行到北京，两人又下棋下得忘乎所以，这回是梁羽生传出了丢下新婚夫人在旅馆空房独守的佳话。而梁羽生又把另一佳话带回香港，说绀弩有一次雪夜进中南海下棋，居然把等候在外他的司机忘了，而司机终于在深夜自行驾车离去。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有名的“大自由主义者”。
一想起他当年在香港闹市街头，那种旁若无人，闲庭信步式的走路的姿态，就不免想起那句戏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他这京山人，家住鄂北，离豫西南的南阳诸葛庐也就不远。
但他不要“散淡的人”，却取了“散宜生”做他的别号。先前只记得，这和申公豹一样，也是对《封神演义》的人物，后来看他的《散宜生诗》自序，才知道是借这个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之一的名字，寄托“无用终天年”（适宜于生存）之意。《庄子》有散木以不材终天年的说法，旧知识分子有不材，无用而自称散人的习气。他有这样的深意，我却往往想得很浅，想到他的那一点散漫，想到他的那一份自由主义。当然，也想到他对名利的十分淡泊，全不在意。
说到《散宜生诗》，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前身，香港出版的《三草》了。
绀弩回忆，我那年从香港到北京，看到他油印了送人“意在求人推许”的他的旧诗小册子，就说“这种东西在港复制只需几分钟”，他就请我拿去复制或印刷，没想到却费了两三年工夫，才印成《三草》。我说几分钟，并不假，当时北京复印机少，不象现在到处都有，印起来很方便，但在香港，却先进一些，复印机之多，当年就像现在的北京（但也还没有可以放大缩小，可以印彩色的），因此我自告奋勇拿走了他的诗册。
那当然不仅仅因为复印方便那么简单，主要更因为我十分欢喜那些诗，很愿意它们能广为传布。因此，就从原来设想复印几册，而改变为印它三千。几分钟当然不行，前后三年没有，两年却是花了的。本来不需要这许多时间，由于我的拖延，这就迟了。由于我的粗疏，印出来后才发现还有好些错字，这对自认为“编辑虽不行，校对还可以”，因而也负起了校书之责的我来说，自信心是大受打击了，也觉得有些愧对故人。但看到“文章信口此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吾民易有观音土，太后难无万寿山”，“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这些诗句终于成了书页，成了书本，也还是掩不住那一份十分欢喜的心情。
在接触到这些油印诗册以前，我们一些在南方的朋友就已经传诵着他的若干名篇，而谈论起他的“以杂文入诗”，为旧体诗开新境界了。
这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是个杂文家、古典小说研究家，从没有想到他是诗人，更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奇峰突起的旧体诗人，在他的晚年大放异彩，由于他过去只写新体诗，还表示过拥护白话，反对文言，不写旧体。尽管在香港时他也偶有旧体诗词的吟咏，严肃的，或严肃的打油的，也真是偶一为之，那首“欲识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的《浣溪沙〈萧红墓〉》就是仅存的了，排在《散宜生诗》的最末部分，却是留存下来的他最早的旧体之作。后来忽然诗兴大发，那是北大荒奉命集体做诗，挑灯夜战的结果，“左”的结果，却有了好的诗篇，在“遵命文学”以外，于是又有了“遵命诗词”，在“愤怒出诗人”以外，又有了“命令出诗人”。
十年浩劫后第一次进京，去东郊新源里探望躺卧在床上的我们的诗人（从此就只是见他躺着、躺着，而很少站起、走动），当时只想到他的病、他的穷（每月只有十八元生活费），只想到留下很少的一点钱给他以济燃眉。第二次相见是四次文代会期间在西苑宾馆里，虽说他是去开会，却几乎整天躺在床上，好像就是这一次接受他“托孤式”的委托，带走了《三草》回香港。这时他已不是那么穷，已经恢复了地位名誉，衣食既足，可以“兴礼乐”，出诗书了。他在谈笑中说过，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就一点诗意也没有，写不成诗（指没有给我以“酬答”之作）。但偏偏却把出诗的任务交了给我，虽然拖了两年，却总算是不辱使命。这就是我在他去世后悼诗中所说的：尊前长逐缪思神，三草偏从海角伸；论世最欣文字辣，读诗更爱性情真；百年咫尺成虚语，五日蹉跎失故人；浅水垂杨风景异，同伤冻雨过清明。他八十后我在一次祝寿诗中愿他活到百年；他去世前五天我本来要去探望却改了期，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每次到他劲松的家里，总要经过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这地名和另一处芳草地的名字同样叫人有春天的想望。但却是一个并无垂杨只有尘土的市区，叫人失望而想笑。
最后一次见他是他的《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出版以后不久，我拿了一册精装本请他签名，一支笔在他颤巍巍的手里已经不听使唤，只是勉强写了一个“作”字，就叫人不忍要他再写“者”字了，而那“作”字其实也不大成字。后来他的家人说，那可能是他最后写下的一个字。
虽说很想再见他一面，哪怕那只是一个已无知觉的人面。但由于朋友们都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去参加遗体告别，只是要了周伯（跟着一些晚辈这样叫周颖大姐）的那张别致的谢帖：“绀弩是从容地走的。朋友，谢谢您来向他告别。”
我只是写了几首七律（包括前面那一首）向他告别，其中之一是：闻君此去甚从容，蝶梦徐徐逐午钟；剑拔弩张曾大勇，神闲气定自高风；枕边微语鱼堪欲，棋里深谈我愿空；春水冰心徒怅望，罗浮山色有无中。
就在那最后一笔签写“作”字的前后，他和往常一样闭目不语，只是在我临走时说了一声，“带点吃的东西来”，经过周颖的传译，知道他想吃南安板鸭和香港的曹白咸鱼，但咸鱼由我的家人带来后，由于那五日之误，他已经再也看不到、尝不到了。我很有兴趣学围棋，有意和他下棋以消永日，但一直没有好好学，直到这位对手消失于人间世，我还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吹皱春水，玉壶冰心是他写了送我的诗句，却又一直没有送，甚至把这事忘了，还是本书作者保留下来，在他去世后才转到了我手中。这是一首七绝：“倘是高阳旧酒徒，春风池水底干渠？江山人物随评骘，一片冰心在玉壶。”他说见了我就没有诗意，从来没有送诗给我。其实他曾经送过“半世新闻编日晚，忽焉文字爱之乎，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雄万夫”这样几句，只是在我提醒他以后，他才凑足八句，成为七律，请书法家黄苗子写成条幅相赠。他自己的书法也很不错，小楷甚至显得有些妩媚。他就是这样健忘的，就是一“散”如此的！而在他《散宜生诗》增订本的自序中，我的名字又多了三点水，“浮”起来了。
写下这些小事，本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只不过表明，我们之间有着虽长期却并不能算十分深厚的交情，我不可能在他死后谬托知己。
写那些悼诗和这些文字时，我也没有太多的感伤之情。伤逝、惋惜、黯然，那是当然的，但想到他走得那么从容，而最后的日子却已接近于油干灯尽，那就还是“不如归去”，让“尘土的归于尘土”吧。
在我的惋惜中，有一点是没有来得及在他生前，向他请教一些读不懂的他的诗篇，一些不大清楚的他的往事。他的诗虽不晦涩，但有些本事不知，就会读之难明。
而他的一生，我知道得其实很少，有许多还是靠了这本《聂绀弩传》这才明白。这当然要怪我就是对朋友也往往“不求甚解”。因此也就很高兴有这样的一本传记了。它是可以使和绀弩识与不识的人，都能对他有更多更密切的了解的。
这书原来是绀弩口述（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作者整理成《庸人自传》。绀弩自称“散人”，又谦称“庸人”。从一些遭遇来是说，他是奇人（注）；从一些行事来看，他是妙人。但后来他改了主意，不想要这样的自传，于是就又由作者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下去就知道是怎么一个样子和有着怎么一种可读性了。
一九八六年九月
注：我还有一首悼诗，用了四个“奇”字：奇人奇遇有奇闻，更以奇诗宇闪闻；一帽凭谁分左右，十年累汝困河汾；北荒失火鱼犹在，南国从军梦早湮；历史老人应苦笑，繁花时节又怜君。
他戴着“右派”帽去北大荒劳动时，因失火烧去棚屋，被判刑下狱。“文革”后又被加上“反革命”罪名，判无期徒刑，到山西坐牢。他早岁参加革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晚年由太原释还北京时，虽早已是共产党员，却夹杂在释放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的名单中而获赦，真是奇不可言！“一角红楼千片瓦，压低历史老人头”，是他咏《宝玉和黛玉》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