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
上午，与赫尔利商谈对中共继续谈判方针，决定彼与子文、雪艇(王世杰)、文白(张治中)等飞延安协商，以为最后之诚谈。如其能有效，则军事乃可统一指挥；否则，其责在彼而不在我，且我已尽诚意，再无其他方法矣！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自立自强”，可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他却离不开美国人赫尔利，总是让他出面来处理。这不，他又“与赫尔利商谈对中共继续谈判方针”。
难怪有南洋侨胞来信提问：“中国的内政问题，怕自己不能解决吗？为什么要请美国人来处理？”《解放日报》，1946年11月8日出版。这说明蒋介石实际上并没有独立主权国领导人所应具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944年8月，帕特里克？赫尔利，以罗斯福特使的身份来华。
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
由此可见，赫尔利的使命完全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支持蒋介石“反共”，使国民政府置于美国卵翼之下，以维持和扩张其在中国的利益。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身份，随中共代表林祖涵飞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达成五项协议，其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国内所有的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
二、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
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所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一切抗日武装力量，遵守并应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且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抗日武装力量。
五、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这五项协议由毛泽东、赫尔利签字，由赫尔利带回重庆。临行前，赫尔利要求毛泽东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于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重庆。
这个协议虽然与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有很大距离，但如能在当时兑现，还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为什么赫尔利能“慷慨”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五项协议呢？是事先他认为对蒋介石更有利：按照协议中，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
但蒋介石对赫尔利从延安带回的五项协议，十分恼火，甚至称赫尔利为“大傻瓜”。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作为对五项协议的答复。其中心内容，还是老调重弹，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把中共的军队交出来；给予中共政治代表权。但是要在交出军权后方能给予。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只字未提。
赫尔利立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撕去“公正”的面纱，不顾延安签字的事实，说什么这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周恩来不为所动，谈判暂时终止。
12月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美国代表鲍瑞德同行。
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为什么对已达成五项协议，又同意蒋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又对鲍瑞德说，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鲍瑞德致魏德迈函，1948年12月10日。，同时，毛泽东表示要公布五项协议，让公众看一下被蒋拒绝的赫尔利和毛泽东已签了字的五项协议的内容。
12月9日，鲍瑞德带着毛泽东的口信回重庆，告知赫尔利，赫尔利非常窘迫。其实中共并未公布五项协议，只是吓他一下，并不再理睬蒋的建议。
12月15日，鲍瑞德和美国军人使团代表威利斯？伯德飞到延安，两人各带一份与中共军事合作的方案。鲍瑞德方案是，美国派遣四五千名美国突击队员到中共地区。伯德方案是，美国向25000名中共官员提供美援，并建立联合情报网。
12月27日，鲍瑞德带着补充的应急计划再次到延安。
12月28日，周恩来向赫尔利发函，指出重庆谈判的五项条件，1？取消边区封锁；2？释放政治犯；3？停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4？特务警察停止活动；5？接受五项建议。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中共便不与国民党重新谈判。
赫尔利决心再次到延安进行协调，便在1945年1月6日，与蒋“商谈”对策。并派员“试谈”，此行的目的，还是要坚持军事“统一指挥”，如果中共不答应，“其责在彼而不在我”。
1月7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等随赫尔利飞赴延安。
赫尔利这项谈判露骨地指出，要中共俯首听命于蒋介石，并将军队调出去“统一指挥”。
1月23日，毛泽东通知赫尔利，周恩来将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再行谈判。
“1月10日”
今后记事朝课(即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句钟，祷告约五分钟，记录与阅报各项)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每日如未间断则不再记。
蒋介石在抗战后期感到内外煎逼，自己力竭声嘶，如何保持他心境平衡？首先任何猜测务必提出宗教力量与哲学思想绝不可少，本日记是他在此时课己的记录。
“1月24日”
(一)
中共周恩来此次来，以要求召开“国是会议”与改组“联合政府”及废除党治为其口号，绝无妥协之意。余告赫尔利――“吾人抗战革命，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如余一日不死，则必贯彻此旨。”对此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
1月24日，周恩来在前往重庆前，在延安发表声明：“须召开包括共产党及各党各派所参加的党派会议及国是会议，及正式协商联合政府的组织。”表明了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2月19日，蒋介石与即将回美国述职的赫尔利说：不管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决定1945年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请转告罗斯福总统，并能得到其理解。
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拒之千里之外的嘴脸不已暴露无遗了吗？
国民党在5月5日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等党徒，联名提出“修改党章议案”，要求把党的总裁定为终身制，说领袖被选，殊非尊重之道。但是未被通过。鲁夏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孙科也说：“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民主时代，因此党章也要反映民主的精神”。还有不少人都反对总裁终身制。这次蒋介石丢尽了面子，便在大会上发言中牢骚满腹：“我的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力量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在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我所担心的倒是这个党！我和汪精卫不同！汪在武汉时只担当主席，而我则愿意当总裁。当总裁的任务，一为打日本，一为消灭中共！如此任务完成后我仍当总裁，则我不是人！”又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蒋家王朝》，第243页。）
蒋氏所作、所为、所说，哪里还可以看到他有“谈判”的半点诚意？！
蒋氏是在“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吗？请看事实吧。
还是在这次大会上，戴季陶提出：“总裁交议，大家应无保留地通过”。当场代表们大哗，提出反问：“既交众议，何不能讨论？”结果对议案还是修改通过。
5月14日，蒋介石宴请各代表，但到会者不足三分之一，蒋气极道：“要清查不到者的名单，予以相当处罚。”在这次大会上，蒋的处境相当难堪，语无伦次，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冒了出来，就连黄埔系的人都感到窘羞说：“我们真想不到，领袖讲话如此缺少分寸。”
哪是什么“缺少分寸”，不过是反共、反民主大暴露而已。
这次大会中心议题，就是反共问题。蒋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灭之”。
(二)
决命名此路为“史迪威路”，以志其劳绩，以示余决不以其过而掩其功也。盖是非功过不能不分耳。
史迪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而擅自发动了北缅作战，因此而导致他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
蒋介石反对的理由是，如果发动此役，势必影响或停止对中国的美援，而这时正是日军在中国各地发动强大攻势，中国军队急需补给的时候。
但不管怎么说，1944年11月底的缅北作战获得了胜利，收复了芒市以北地区，使滇缅公路抄近经缅甸的八莫，与印度的利多连接起来，并于1945年1月25日正式通车。当第一批满载着美国援助物资的卡车，经过24天的艰苦行程到达昆明的时候，数千名群众挥舞着彩色小旗热烈地前来迎接，小旗上写着“欢迎经史迪威公路开来的第一支车队”。参加庆祝集会的群众举着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画像，其中也有史迪威的画像。蒋介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包围。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做出蕴藻浜的卓越贡献。”
这番话，与当时“闹翻”相比，真是判若两人，难怪已被蒋介石撵回美国的史迪威，当听到利多公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心情是“既苦又甜”，而蒋的讲话尤使他惊异不已，他说：“我怀疑有谁让他这么讲。”
此一时，彼一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便是蒋介石的真性格！
“1月28日”
此心现虽以部队脆弱为忧，但对战局前途则仍抱乐观也。
豫湘桂战役同时，日寇又在广东、浙江发动了沿海战役，侵占了一些中小城市。使沿海较大港口均陷入敌手。
从1944年4月至12月5日，日军横冲直撞，孤注一掷的疯狂进攻，把蒋介石各战区军队接连击溃。国民党军队连连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军作战不力，配合不好。这也就是蒋介石在本日记中所说的“部队脆弱”吧。
张德能在守长沙时，不听战区命令，擅自改动守城方案，致使长沙唱空城计。
衡阳会战时，各增援军未能拼死深入重围接应，唯恐有损本部实力，故使衡阳孤立无援而失陷。这其实也是国民党军队的致命弱点。长期以来，蒋介石以保存嫡系实力为念，其各级军官，心领神会，怕打硬仗。见硬仗不是回避便是撤退。杂牌军更是怕被歼。
在西北确有胡宗南的精锐之师，但蒋介石不命他从背后夹击南侵日军，而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这也是大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陆地上大溃败的同时，美国在太平洋上却取得一系列胜利。由于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连续轰炸，迫使日本东条内阁辞职，由小矶国昭组阁。美国还在菲律宾南海域歼灭了日本海军主力。
进入1945年，念及一个时期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使蒋介石心情十分沉重，另外，美、英又与苏联交好，认为中国大陆战略地位降低，而对他冷落。尤其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扩大美援要求予以拒绝，更使他沉闷。这真是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在此当儿，唯一使蒋介石“抱有乐观”的，是魏德迈许诺他以美国的武器装备为之武装36个步兵师。
“1月29日”
新疆问题，如俄国侵略方针不能放弃，则我只有待对倭战事结束后再求得总解决。但迪化、吐鲁番、马耆、哈密必须固守，不能放弃，以为将来恢复全疆之根据也。
新疆之少数民族于1944年10月革命纪念日发生暴动，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1月并攻陷伊宁。蒋介石派张治中赴新疆与少数民族谈判，和平解决。蒋认为此次叛乱，显有苏联支持。
“1月31日”
共匪骄横猖狂，鼓吹“党派会议”、“国是会议”与“联合政府”谬论，中央概置不理。社会公论不知其所为。自彼拒绝我派子文等赴延安谈判，与我提以美军将领任共军总指挥，彼亦表示反对以后，交涉形势乃有利于我矣。
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中，首先由王世杰说明：除以前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外，国民党政府准备提出下列三项办法：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为7人至9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
二、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国军官2人(其中1人为共产党军队将领)暨美国军官1人，随时拟具关于共产党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具体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2人(其中1人为共产党军队将领)暨美国将领1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中国将领二人副之。该总指挥官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
这三项办法是对“三点建议”的补充，其实如出一辙，即是要中共自愿交出军队，只给个无实权空头地位。周恩来坚决以五项协议为基础，坚持“召开党派会议及讨论昔日纲领”并提议召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党派会议，在此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
国民党代表提出将“党派会议”改称为“政治咨询会议”等提案。
中共答复：“不能接受政府提案，先决条件为必须国民党取消党制。”
于是谈判破裂，3月1日谈判结束。
“2月4日”
此乃一大事，倭寇命运决定于此矣！
1月9日，太平洋上的美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登陆。
2月3日，美军攻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菲律宾之役，是东南亚向日本法西斯反攻的开始，因之称为“大事”。
在旗开得胜的情况下，美军开始发挥空中优势给予日本沉重打击。
2月16日至17日，美军机动舰队出动1200架舰载飞机，大举轰炸日本关东各地。
3月9日，以塞班岛为基地的B―29型飞机，对东京实施大轰炸。
3月14日，又对大阪实施大轰炸。
日本的命运已危在旦夕！
“2月8日”
今日见罗、丘、斯里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乎？
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
当时的形势是，盟国将战胜法西斯集团，苏联红军已进入波兰作战，西线盟军已从法国进入德国作战。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取得菲律宾海战的胜利，并进入日本海岛作战。但是，美国在战场上也遇到很大困难，特别在同日军交战中，美军伤亡很大，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美国渴望苏联在战胜德国后，尽快挥师出兵中国东北。
雅尔塔会议根据当时形势，所确定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属于解决欧洲问题的讨论，系德黑兰会议之续；一是属于战后和平机构的部分，系欧巴敦橡树林会议之续。”《雅尔塔会议及其结果》，见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德国问题，主要讨论了三点：“如何击败”，“占领及管理”，“赔偿”《雅尔塔会议及其结果》，见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联合国会议，“三国同意于本年(1945)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会议，根据顿巴敦会议商讨国际机构之宪章。中国及法国政府将被邀与美、英、苏三国政府会商并共同召集这一会议。一俟与中法商议竣事，投票程序问题即将公布。”《雅尔塔会议及其结果》，见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远东问题上，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了一场讨价还价的谈判。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舍伍德曾讲：“必须说，在雅尔塔考虑有关远东的所有问题时，罗斯福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52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关于远东以及俄国参加对日本作战问题的决定性讨论(全部载入记录)，都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丘吉尔没有在场，虽然他也在最后的书面协议上签了字。”（(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5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斯大林在会上同意：“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应和同盟国一起对日进行作战。”⑦(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5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但是要求：
一、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二、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乙)大连须国际化，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丙)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三、千岛群岛应交与苏联。
斯大林在提出如上这些条件后，“告诉罗斯福，如果他的条件不能满足，便很难向俄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去同日本作战”。“如果能满足必要的政治条件，那便不难由他向最高苏维埃和人民做出蕴藻浜解释，他们与远东战争攸关的利害正是什么。”⑦罗斯福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以前，就已经准备同意苏联在远东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权利要求的合法性”。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为了能尽快得到苏联对日作战的保证，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
雅尔塔会议，对推进反法西斯战争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会议无视中国的主权，并在会上讨论了许多有损中国主权的问题，实在是不能令人容忍。
可惜这些内情，眼下蒋介石还无从知道，只是看到本日发表的“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见有关中国问题未予刊载而极生疑窦：莫非他三国真的背我而“牺牲我乎？”他也只是怀疑，不敢肯定。
这次会议，还以中国政府“保不住密”为借口，将中国拒之门外；会后，又不把会议情况及时通报给中国。这的确是对中国的一种蔑视。
“2月12日”
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得罗斯福之来报，详细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蒋介石还愚蠢地认为美国决不会和英、苏一个鼻孔出气，近年中、美关系很友好，罗斯福不会出卖我的，于是就耐心等待罗斯福对他实告一切。他还自我安慰地写道：“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
但使他失望的是，罗斯福并未告诉他有关牺牲中国的密约部分。直到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报告时，还公然撒谎，说什么雅尔塔会议是讨论欧洲问题，与太平洋地区无关。关于密约之事，甚至连副总统杜鲁门都不知道。
“2月21日”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明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
看了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的密电，方知罗斯福与斯大林私下里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但只知其“大意”，“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知晓，仅此，即已证明在傅大使之前，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所发表的密电所说“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
蒋介石感到吃惊，同时焦虑不安：怎样才能解此困境呢？他忧心忡忡……
“3月5日”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福)斯(大林)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
(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
(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同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蒋介石一直在怀疑美、英、苏三国出卖中国的忧虑中盼望得到雅尔塔会议的真实情况。
直到3月15日，最先获此密约(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内容的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密电报告重庆，蒋才得知其中确切内容。同时得知罗斯福为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蒋介石愤怒已极，但他只能“自反而已”，由于美国总统已签字，如若反对，将失去美国支持，于是只好忍气吞声。
“4月1日”
美军已在琉球登陆，而寇犹向我战区发动攻势，但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为患也。
3月17日，美军在太平洋上攻占了距日本东京只有440海里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琉球岛，2300人的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
4月1日，美军发动对日本本土登陆前的最后一场大战，即琉球本岛的登陆战，日本最大战舰――大和号(69100吨)受到美军300架飞机轰炸而葬身海底，至此，日本引以自豪的海军联合舰队，差不多已全部消灭。
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作垂死的最后挣扎，由于失去了制空权，只好用地面部队硬拼。
5月上旬在湘西芷江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芷江战役”。
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率领的第二十军为主力，出动80000大军从衡阳西的邵阳(宝庆)西进。
在日寇败局已定，士气低落，而中国军自信必胜的情况下，与日寇在雪峰山展开了会战。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日寇所到之处，均被分割包围，受到歼灭性打击，最后丢下2万具尸体而败退。
在这次战役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敌我双方战斗力强弱的对比已发生逆转。中国军队乘胜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
5月18日收复了福州。
5月27日收复南宁。
6月14日光复宜山。
6月29日光复柳州。
7月28日光复了桂林。
在国民党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出现大溃败的局面。
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从士气丧失方面亦可见一斑。
参与反攻广西战役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石觉谈到日军在末期素质低落的情况时说：
我指挥的部队自参加长城战役而转战于台儿庄、武汉、广西各地，到了1944年前后，看到日军战斗力显著衰落下去。
在战争初期，日军有‘绝不投降’、‘死不缴械’的精神，我曾见到失去机关枪的射手被他的长官砍死的情形。
然而到了战争末期，则都是些未曾受过充分训练的军队，多数排长级的军官，好像是不懂得指挥战斗。我们讯问俘虏：为的是什么要来打这个仗？他们表示也是不能理解。
“1945年8月上旬反攻梧州时，日军只支持了一天便败逃而去，使我们都感到惊讶。”
的确，日寇已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了。
“4月4日”
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驻华新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而且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
事实上，苏联早在1年多以前的德黑兰会议中，就已经和美国约定对日本宣战；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把雅尔塔会议实际情况告诉给中国。
4月3日，苏联突然将其驻华大使潘友新召回，发表了“彼得罗夫为其驻华新大使之任命。”其用意很明显，这是为了实践《雅尔塔密约》而采取的措施。蒋介石已做了思想准备。
“4月7日”
(一)铃木内阁如组成，必为表示其求和态势；如求和不成，再组蛮干到底内阁。
(二)俄之废约(不延长)声明，其语气为宣布日本助德攻俄，已违反中立协定。故俄必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也。
我应积极准备事项：
(甲)俄对倭宣战时之态度与手续。
(乙)倭于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
雅尔塔会议加速了苏联对日参战的进程。
4月5日，即小矶内阁总辞职的这一天，苏联向日本政府送出“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通知。
“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中立条约”)是1941年4月签订的，有效期为5年，即1946年4月期满，距期满还整整有1年期限。
此条约是在双方承认日本控制东北、苏联控制外蒙古而成立的。苏联提出“不延长”声明，日苏之间在期满后即成为无条约状态，也就是说，到时候有相互出兵的可能。直接点说，苏军可能对日宣战。
苏联送出“不延长”通知之时，即是对日宣战准备工作业已成熟。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喜忧参半。喜的是，出兵后将加速抗战胜利的步伐；忧的是赶走一只狼，怕又引进一只虎。
于是，次日(4月6日)晚，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开会研讨“日苏中立条约”“不延长”的情势和日本内阁改组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得出蒋介石日记所写的“结论”。
第二天，也就是这篇日记的当天(4月7日)，蒋介石又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设想苏联对日参战的情势，他指示军事长官们应作如下准备：
“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唾手而占我东北，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主管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
“故在上半年内，必须照预定计划整军，裁编机关、军校与部队至350万人为最高额，则国家当有建军机会也。”
“4月12日”
今晨6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症已于4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
罗斯福虽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与一定主张，并非徒持强极之霸者。今后，美国政府恐将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
罗斯福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当有内疚的。
3月1日，他在国会当众撒谎的时候，就地软瘫在椅子上，语言吞吞吐吐，似是而非，内心充满矛盾。
罗斯福是背负着损害与欺骗中国人民的沉重包袱死去的。
蒋介石权衡其功过，最终还是原谅了他，并为世界失去这样一位伟人，而“忧”。
失去罗斯福，蒋好似失去靠山，深感今后的事情有些难办，特别是在中、俄关系上，只能靠自己“审慎出之”。
“4月25日”
美国恐俄国乘机占领东三省一点，似已引起其深切注意矣！
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统一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赫尔利用意甚美，且出于助我中国之精诚，故为之深谅。
但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为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丘吉尔对香港交还中国问题，谓：“誓死不愿”；又谓：“美国对中国之政策，为一大幻想”云。――其蔑视我国如此也！
赫尔利于雅尔塔会议后，在2月底回国述职，看到了雅尔塔会议密件，为过于离谱的内容而大吃一惊，于是将密约原文抄录下来，并在空白处写出自己的意见，请罗斯福过目：
“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主要是《开罗宣言》)？是不是否定了总统自己3月1日在国会的演说？……”
罗斯福被逼无奈，只好向赫尔利承认错误，并派赫尔利飞往伦敦、莫斯科进行补救的善后活动。其实，罗斯福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向赫尔利认错，一面又致电丘吉尔和斯大林不予理睬。因此，赫尔利“徒劳”。
对赫尔利这种“助我中国之精诚”蒋介石是感激不尽的，但也觉得是一种耻辱，本国之事，却“烦友邦劳心”！
“丘吉尔对香港交还中国问题”的言论除了蒋氏日记中所引，还有更为蛮横无理的话：
赫尔利于4月5日在伦敦会见丘吉尔，他说：“如果英国不遵守大西洋宪章，而要继续据有香港，则苏联便会提出相同的要求。”赫尔利认为，如果英国放弃了香港，则对于苏联对旅顺、大连的要求会有很大的抑制力量。然而丘吉尔却拒绝道：“有关殖民地的事，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
好一副帝国主义者的嘴脸！
“5月2日”
德国广播――希特勒于1日在柏林战死。而未明言其死因，此必其自杀无疑。
又据罗马电称：“墨索里尼于上月(4月)28日在意大利北部被处死刑，并陈尸于米兰市之广场云。”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与他的情妇伊娃布朗同时自杀，结束了恶贯满盈的一生。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
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这一天，成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蒋氏在这天日记上虽无感言，但他以大事记之，足见内心里异常兴奋。
怎能不兴奋，这一年，正值蒋介石59岁，又是抗战第八个年头，蒋介石曾在《中华民国34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预言：“今年这一年，真是我们励志雪耻、配合盟邦发动反攻的最后时机。……”
这几个月，盟军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最后的总攻击。
在欧洲的东战场，1月波兰、2月匈牙利、3月南斯拉夫、4月奥地利接连被克服，4月22日，苏联战车部队终于突进了德国首都柏林。
在西战场，3月7日，美军渡过莱茵河，4月25日和苏军在易北河的托哥实现了历史性会师。
这胜利将促进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尽快到来。
“5月24日”
正午，与赫尔利商谈越南、香港及朝鲜、东北之军事、政治方略，余亟欲知美国对南满有否登陆之准备，以定我国对俄交涉之要领也。彼答：有些准备云。彼并报告其昨日与俄使谈话之经过，表示其美国对旅顺问题，仍守其对华主权、行政完整之一贯政策。而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
美国以出卖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同时，美、英又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先行托管，而后独立等等，这便是雅尔塔会议为战后所划分的势力范围。这密约实质是对《开罗宣言》的背叛！
苏联以此密约为据，一方面加紧准备对日宣战，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强制性的友好条约交涉。
蒋介石坚持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是可贵的。
5月23日，蒋介石给在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发去电报，让宋以私人身份去见杜鲁门，说明关于苏联租借旅顺口问题，只表示反对再用“租借”这个名称，因“‘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发现”。蒋介石所争执的，仅一名称而已。可见，在密约已定，“木已成舟”、既成事实情况下，蒋介石也只能违心承认，不过他到底还是在力争“主权”。
“6月3日”
下午5时，与俄大使谈话，关于东三省及军港、商港等主权行政必须完整的意见，明白对其表示了并说明中、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而失大也。
写下这篇日记之后，从6月12日起蒋介石又与彼得罗夫大使多次接触，提出以“雅尔塔密约”为先决条件，磋商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彼得罗夫通知蒋介石说，斯大林要求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须到莫斯科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战局紧迫，急需苏联早日对日作战。
6月27日，蒋介石派宋子文、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陆军中将蒋经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卜道明为谈判代表团赴莫斯科。
蒋介石之所以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赴苏，是为对苏表示友好，让儿子作他的代表；另外，蒋经国在苏联十二年之久，通晓俄文，熟知俄国人的风土人情，便于观察分析对方的意图。
谈判期间，蒋介石特意打电话给儿子，让他以个人身份单独拜见斯大林，谈一下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
会见时，斯大林与蒋经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斯大林：“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蒋经国：“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来，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斯大林：“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从7月2日至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进行了六次艰苦的会谈，最终，一切以中国被迫按照既成事实的“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作了让步为结果。从斯大林那里所争取到的，只是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不使用蒋介石所引以为辱的“租借”名称。另外，得到斯大林的口头保证，条约签订后，苏联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并明确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中苏会谈期间，由于斯大林去波茨坦出席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而一度中断。
8月8日，中苏再度举行会谈。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条约全文共分八条。主要内容：两国在对日作战中互相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彼此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6月8日”
美政府昨日已将勾共排华专事攻讦我政府者6人以漏机密罪逮捕。其中有仍为驻华使馆之三等秘书谢伟斯，此为勾共最力之人，而去年史迪威与共党结纳，亦为其所主持者也。此6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其阻碍亦可逐渐扫除乎？而其对俄政策之坚强，亦可于此窥见矣。
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逮捕了亚美杂志主编任杰非等6人，其中包括倾向于中共的低级军官谢伟斯。
所谓间谍罪，主要证据是将国民党军队的中国陆军序列变更表和空军改组表于亚美杂志社搜出。
事出有因。2月28日，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联名给国务卿发了一份电报，指责赫尔利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任何机会。并特别申明，避免中国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和中共的合作，并迫使蒋和中共分享权力。其中爱德乐曾给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怀特的信中特别指出中国的前途“不应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去决定”。爱德乐致怀特函，1945年2月25日，见《摩根索日记》第二卷，第1419―1420页。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军官小组也对多诺万将军说：赫尔利破坏了中国争取和平的几乎任何机会；并把美国和国民党完全联在一起了。
谢伟斯到延安，与毛泽东接触时，毛泽东向他指出：赫尔利在干涉中国内政。谢伟斯在给国务卿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期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届时，共军将在东北地区之南部与苏联配合活动。”“美国如援助共产党，不必征求蒋介石同意。”“除非美国根本改变其对国民党之政策，则共党不会盼望战后与美国合作。”
3月4日，赫尔利到国务卿那里述职，看到谢伟斯等美驻华使馆人员的控告信后，破口大骂谢伟斯是“婊子养的”；并逢人便讲这些使馆人员对他和总统都不忠诚，决定将他们撤职。
4月1日，谢伟斯在赫尔利强烈要求下，被召回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为谢伟斯举行盛大欢送会。在会上，毛泽东向谢伟斯表示：不管中共是否得到美国一枪一弹，都将抗击日本和帮助美国军队；抗战胜利后，美国人就避免与中共发生冲突；美国人必须了解，中共不会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大会”。如果蒋一意孤行，中共将在解放区成立自己的民族统一战线。
4月4日，谢伟斯离开延安，4月14日，回到华盛顿。
谢伟斯等人之被捕，完全是赫尔利所致。
这时，美国驻华海军小组负责人梅乐斯和魏德迈、赫尔利均认为：“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乱就可以镇压下去。”魏德迈致军部函，1945年3月9日。美国国务院，从此完全信赖赫尔利等人，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形成单方面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潮，谁也不再敢反对赫尔利的意见了。
“6月9日”
共匪近日又向伏牛山、嵩县(河南省)一带我军袭击，并窥伺皖省府所在地之立煌，不断侵犯。即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故此时我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共军向南之各种企图也。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已经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作垂死的挣扎，为了打击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944年局部反攻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牵制敌人兵力，积极配合正面战场战斗，深入敌后，扩大解放区，解放那里的同胞，这乃是深得民心、功在国家的正义之举。何罪之有？
据1945年5月13日《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一文载，在解放区战场，到此日止，从敌人手中完全解放的县城66座。华中区：阜宁、武康、德青、嘉山、泗阳；晋察冀区：阜平、肃宁、灵邱；晋冀豫区：平顺、涉县、武乡、黎城、榆社、林县、沁水、陵川、沁源、阳城、晋县、左权、和顺；冀鲁豫区：寿张、阳谷、邱县、清丰、朝城、莘县、内黄、濮县、濮阳、大名、南乐、南宫、新河；山东区：海阳、栖霞、利津、沂水、乐陵、文登、荣成、临邑、莒县、蒙阴；晋绥区：兴县、临县、河曲、保德、偏关、岢岚、方山、岚县、五寨；河南：渑池等。
如果再加上“日记”所说的“伏牛山、嵩县”这大片土地和近亿的同胞从敌人铁蹄下解救出来，不是一大幸事吗？
日记中所言“袭击”，这倒也需要考察一番。
其实自1939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秦厚荣部制造的“博山惨案”以来，国民党顽军对八路军、新四路，以及抗日根据地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袭击”。远的如“皖南事变”姑且不说，就从1944年算起：
1月28日，阎锡山的61军及杂牌武装共1万余人，侵占太岳解放区之浮山西南塔儿山地区。
8月11日，阎锡山的61军又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
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第三战区令顽“苏皖挺进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进攻新四军苏浙根据地，新四军被迫自卫，经两次反顽作战，歼顽3400余人，并占领了天目山，解放了孝丰、临安。
同年5月23日，第三战区52、79等10个师(有称为14个师)6万人的兵力(内包括美国训练装备之精锐部队)，在浙西以上官云相为指挥官、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新四军苏浙军区进犯。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于6月4日退出新登，8日撤出临安与全部天目山地区。但蒋军得寸进尺，深入解放区达百里。
就在蒋氏日记的第二天，6月10日，国民党顽军傅作义部骑兵1万余人，由河套、伊克昭盟向绥西、绥南解放区大举进犯。
事实胜于雄辩。谁人都知道，“贼喊捉贼”是蒋氏贯用之把戏。
至于日记所提“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云云，盖指江北南下新四军第一师部队。该部队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叶飞。此部并非“侵入”而是奉中共中央之命，为对日寇发动局部反攻，收复失地而南下的。同时南下的还有八路军359旅组成的5000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
“南下”如果要说有什么“企图”的话，就是打击日伪军，反击顽固派，扩大解放区，解放那里的苦难同胞。仅此而已。
“6月10日”
对共匪通过敌寇阵地，窜扰我豫西、浙、湘各战区，乃证明其受敌寇指使，以牵制我军反攻之事实，应随时发表。
在日寇先后发动“河南战役”和“湖南战役”，豫、鄂、湘、粤、黔、桂等有千里之地和一百多座城市相继陷落，六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时候，中共中央基于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做出蕴藻浜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这就是：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南发展，有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实行国共合作，向日伪全面反攻。
这怎么能叫“窜扰”，“通过敌寇阵地”不正是消灭“敌寇”吗！难道不穿插、分割、包围就能杀伤敌寇不成？
事实证明：1945年的上半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发动强大攻势，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集市，基本上把敌人逼近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沿线。从而大大缩小了敌占区，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17日”
敌国会临时会议授其内阁总理以天皇特权，是为其投降之准备乎？然已难矣！
5月1日希特勒自杀，8日德国投降，不啻一颗颗重磅炮弹在日本内阁炸响，于是出现投降与继续抓紧作战之争。主战派冈村宁次要率领“中国派遣军”12个军，百余万人，准备确保中国伪满，放弃日本本土，全力进攻重庆、西安，消灭中国抗日根据地。但日本大本营不同意冈村计划，并指令冈村的总参谋长松井予以制止。然而冈村竟不听大本营的命令，径直命令园部和一郎的第六方面军执行进攻四川计划，发动了湘西会战。
结果此役日军以惨败而告终。6月16日，中国军队王耀武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击溃敌第二十军之第六方面军，歼敌近50000人。
与此同时，日本新内阁也在急于考虑对苏对策。
5月11至14日连续三天，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会议，结果认为与苏还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决定两项方针：
“一、防止苏联对日参战；二、争取苏联的善意中立”。
随即，外相东乡茂德请曾任首相的广田弘毅和苏驻日大使马立克接洽。
6月3日、4日两天，广田和马立克在箱根会谈，日方提出希望寻求维护日苏平等关系的方法，试探有无签订条约等的可能性；但马立克大使则以广田的提议有欠具体内容而延不置答，后即托病不见。
6月1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为准备“本土决战”而订立的“战时紧急措施法”，授予内阁以天皇专断之特权。
蒋介石估计，权柄易手，是提前开脱天皇罪孽，为投降做出蕴藻浜准备。但蒋认为“已难矣”！
“8月14日”
近日忙迫，本托(陈)布雷伐拟，以其病，至今未动笔，故不如自拟为快也。
蒋介石的文章、讲演稿平时大多都是找人代笔，一般都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捉刀。这次，陈患了重病，无奈，只好自拟抗战胜利之广播稿。
“8月15日”
“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8月10日下午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次广播是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未通过日本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日本政府播发的。
这时陪都重庆的大街小巷，立即贴满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标语，“抗战胜利了！”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重庆《新华日报》也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千千万万的市民涌上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声，连珠炮似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的鼓掌声，震撼山城的热烈景象。
著名诗人柳亚子在这一天，听到日寇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怀着极度兴奋而又无限感慨的心情写下一首诗：
八月十日夜电传倭寇乞降，十二日补赋一首。
“殷雷爆竹沸渝城殷雷：雷声。《诗？召南？殷其雷》米注：“殷，雷声也。”渝城：重庆的别称。，长夜居然曙色明。
负重农工嗟力竭负重：承担着沉重负担。，贪天奸幸侈功成贪天：“贪天之功”的省文。。
横流举世吾湔惧，义战能持国尚荣。
翘首东南新捷报，江淮子弟盼收京。”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中、美、英、苏四国政府也同时接受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
同日上午10时，即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小时，蒋介石亲自来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人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且听蒋氏怎么说：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蒋介石在这篇广播演说中强调指出：
“中国同胞仍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以到今天一贯地祗识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加不能以对敌人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演说中所强调的部分，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对外敌或对手，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持不同政见者，则“严惩不贷”，是自清朝以来当权者极为突出的劣根性。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以天下为私物的一大政治特征。
“8月17日”
英军舰已驶到香港海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
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缘清朝政府无能，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从此，使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英两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当然，英是以此借用中国在大陆的抗战拖住日寇，进而保全它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少受损失。
在交涉中即曾为港、九归属问题进行过讨论，可是由于英国态度固执，以致在签订平等新约时将之搁置未提，形成悬案。为此，中国政府当即照会英国，希望：为使香港与九龙的归属在将来同时解决，保留收回港九之权。
然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英国还不肯打破其旧有的殖民地主义的迷梦，妄图赖在港九不走。
因此，在关于香港日军的受降方面就发生了争执。
按照盟军方面最初的规定，香港日军划归中国战区统帅部受降；然而英国竟以香港为割让地而主张持有其主权，则派遣英国海军来单独接受日本投降。
蒋氏日记判断准确，英国以受降为由，将军舰“驶到香港海附近”，确实“有重占香港之企图”。
“8月26日”
与赫尔利、魏德迈商谈英国拒绝我委托英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提议，决定仍坚持委托方案。如其拒绝，则违法乱纪，责在英国，余则不能不守定是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
中国并未承认香港是英国领土，因此不能准许英国擅自在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英美两国间有勾结，他们对于保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因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英国有所偏袒，他致电蒋介石说：“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
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内战，不想由此失去美国的援助，因此不得不在失去对于香港主权立场的范围内作了屈辱的让步。
8月22日，蒋介石电告麦克阿瑟：“可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授予英军司令官以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权限。”同时命令港九方面的中国军队后撤。
可是，英国仍以其对于香港的主权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英平等新约的影响为由，坚持受降权本属于英国，而拒绝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授权。
在这篇日记里，蒋介石说仍然在“坚持委托方案”并与他所信赖的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商谈，同时强调“坚持”的本意在于“守定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
“8月27日”
召见英国大使薛穆，明告其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并即委其所派之哈可尔提少将代表余――中国战区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嘱其通知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蒋介石仍在全力行使“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
召见大使、阐明委托之主张，并提出“必须贯彻”，同时派了“委托人”。
然而，对此他心里其实并没有底，“如其……则……”，等语就是证明。但蒋介石最后还是表示：自己“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8月28日”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体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方针已定，即打败日寇以后，便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但是，遭受八年战乱之苦的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要求和平、民主呼声甚高。蒋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和国内外舆论谴责，企图将发动内战之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再加之他的部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甚至他们嫡系还在缅、印国外，要把全部军队运往内战前线，还需时间。于是，蒋介石一边抓紧内战准备，一边摆出一副积极“和平协商”的姿态。
自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连发三封急电。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八月十六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朱德在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央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要求。其电文从略。
8月20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其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八月二十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不难看出，蒋氏此电是在借重“盟军”向中共施加压力。并“再驰电奉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意很明白，如果毛泽东不去，就证明中共没有诚意，就可把发动内战之罪责推卸到中共身上。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共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八月二十二日延安”《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蒋介石紧接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蒋介石一口一个“时间迫切”，一口一个“问题重要”，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可谓多么的富有“诚意”！在发电同时，每次均在报刊、广播中大肆宣传。这明显是在“将”中共的军。
8月24日，毛泽东即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二十四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毛泽东虽在此电报中通知蒋介石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周恩来先行与蒋氏接触，了解蒋和谈诚意后，再赴重庆，因延安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非常担心，怕蒋设“鸿门宴”。
毛泽东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认为蒋此次不是诱捕他，而是在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因此决定8月27日赴重庆。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坐赫尔利、张治中迎接中共和谈代表的专机抵达重庆。
当时，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毛泽东的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原来，国民党估计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重庆谈判纪实》，第417页。也正如《中央日报》主编陶希圣所透露的：“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重庆谈判纪实》，第419页。没想到，毛泽东真的来了，这“假戏”也只好硬着头皮“真做”了，因此，蒋氏日记说要“诚挚待之”，但依然坚持“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的方针。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一行。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隔18年后，双方首次会面。虽然远在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彼此在广州见过面，但印象都不很深，后来，便分道扬镳。这天晚宴，蒋毛二人先后致辞并举杯互祝对方健康，气氛甚为愉快。当时，蒋介石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勋章，显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而毛泽东身着极为朴素的中山制服，并无任何装饰品，只有脚下一双新皮鞋略微显眼，显露出一派不亢不卑的神情。两人都充满战胜对方的信心，不过，蒋的信心似乎更大一些。
次日(8月29日)下午4时，蒋介石又亲自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下榻处山洞林园去拜会，彼此进行了短暂的晤谈。
这两天，蒋介石的确显得一片“诚挚”盛情。
29日的会面，宣布了双方和谈代表团名单：
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共产党员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
和谈根本没作任何准备，拿不出一点意见来，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重庆谈判纪实》，第208页。邵力子见已露馅，连忙自圆其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出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意见，而碍于会谈的进行。”不过，事后邵力子却又自疚地表示：“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先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谈中争取主动，但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责备的。”（《重庆谈判纪实》，第361页。）
“8月29日”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这是在会谈之前的8月28日，蒋介石面对国民党代表，外交部长王世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所确定的方针。
此方针，还是恪守他的“三点建议”不变，要说变，只不过变了腔调而已。这就是要通过谈判的手段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全国一统天下。这就是国民党所谓“和平建国”方针的实质。
“8月31日”
(一)
此原子弹不仅为解决此世界大战之唯一动力，亦为10年内解决世界战祸之良策，科学之力如此奇大！然无上帝赋予人类如此之神智，亦决不能有此发明也。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共同发表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此“公告”，是依据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自7月17日开始在柏林郊外波茨坦会商结果起草的。这次又没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谈。
发表时，因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日苏中立条约”尚在有效期间，因此未曾列苏联之名；中国虽未出席会议，但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予以列名。
波茨坦公告列举敦促日本投降的条件是：
铲除军国主义，占领日本领土，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解除日军武装，惩处战犯等项；并警告日本政府：是保证“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还是使“日本毁灭”？必须二者选其一。同时，“公告”中还提到日本军队解除武装后，将允许返回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日本除军事企业外可以保持经济企业，准许将来参加国际贸易等等。
这时，日本已丧失有组织的抵抗力。以马利安纳群岛及琉球、硫磺岛为基地的盟军飞机反复出动轰炸；再加上美国机动舰队业已进入日本沿海，开始对其本土展开舰炮射击。同时，美国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并已秘密运送到美国空军基地泰里安岛。
但是，7月27日，日本政府收听到《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却依然顽抗，拒绝接受“公告”。外相东乡茂德听后认为：“这不是无条件投降的命令！”7月27日下午，《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美国、英国和重庆的联合公告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折不扣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7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对记者团发表讲话说：“我认为，《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日本政府毫无关心之必要，我们必须抹杀它，向战争之途迈进！……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日本军部当时只想到“本土决战”，并为保卫本土做出蕴藻浜了“决号行动”的作战计划。集中了1万架飞机、53个步兵师团和25个旅团，共计235万人，还有近400万海陆军文职人员，25万特种卫戍部队，2800万民兵。决定在日本本土与盟军决一死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于7月30日，通过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请托苏联为之斡旋，以谋求“有条件之和平”，其实，这已不可能。
为了以强大的武力彻底摧毁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促使它无条件投降，8月6日清晨8时美国第二十航空队第509混合联队所属B―29飞机，在广岛市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居有34万人口的城市，在闪光和蘑菇云之下，顿时化为废墟。
然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如果不立即投降，就投第二颗原子弹。可是日本方面还是没有答复，于是，8月9日在长崎，美国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美国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全国206个都市中，81个受到严重损害，死亡71379人，受伤19691人，无家可归者170000人，一切建筑尽成废墟，正在操练，准备于“本土决战”的几万日军无影无踪。
美国的原子弹的确起到了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作用，也给日本顽固派军人的投降提供了挽回面子的台阶。
(二)
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第三天，即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的当天，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给予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日寇丧失了最后负隅顽抗的基地。随即，苏联在《波茨坦公告》上办了补签手续。
在苏军出兵东北前，蒋介石就于8月7日致电在莫斯科进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宋子文指示说：“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偿还我国战债之一部分。此在订约之前，应与之协商或声明也。”
在波茨坦会议进行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7月21日得知国内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就问马歇尔是否还需要苏联帮助(出兵东北)？但马歇尔对原子弹威力还心中无数，因而未和苏联决裂。但也认为，既然有了原子弹，就不必过于依靠苏联了。
美国认为，亚洲所受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告诫中国在中苏谈判时要态度强硬。此外，杜鲁门还派哈里曼到苏联劝说斯大林放弃东北特权，但斯大林不予理会。
不想，在美国于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斯大林见日本的崩溃在即，便连忙对日宣战，立即出兵东北。
其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苏联出兵东北，既成事实情况下而被迫签订的。
所以，蒋介石说“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不无道理。
(三)
英国欲强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其美国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而已。
8月30日，英国海军上将哈考特以受降特使身份抵达香港，以此拒绝蒋介石的“委派令”。
英国这种蛮横无理，“欲强重占香港”的行逞，着实令人“痛愤无已”！
“9月1日”
英国对余委派英军官接受香港敌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证明，唯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在同盟国于9月2日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期业已迫近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再蛮横下去，于是承认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委托受降的方式。这的确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也是蒋介石一再“坚持”的结果，实为幸事！
蒋氏在日记中指出“英国悔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是确有实据的！
鸦片战争即是实例，英国为变中国为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扩大可耻的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后，迫使中国于1841年5月27日签订《广州和约》，规定清军立即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用600万元作赎城费，另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以换取英军不入广州城。侵略者勒索巨款后便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
1842年8月29日，英国又逼近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在五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海关税率须经双方议定；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从此，使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3年7月23日，在香港又公布了《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所谓“领事裁判权”的制度。
1843年10月8日，又与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英国又掠夺到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五口(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租地建永久居住建筑的特权。
1856年10月23日，英、法又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攻广州，于1860年10月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
1858年6月26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一条约是《南京条约》的扩大，马克思怒斥这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
1860年10月24日，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1876年9月13日，英国又和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即《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
1886年至1888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虽然由于西藏各地抗英浪潮阻止了英军前进，但英还是逼中国政府于1890年3月17日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英国多年企图侵入西藏的图谋初步实现，并为以后扩大侵略打下了基础。
1896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汇丰、德国德华两银行借款，在北京签订了《英德借款详细章程》；1898年3月，清政府为最后付清马关赔款，又向英德借款。前后两次共借白银二亿两(合英镑三千二百万)。英、德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
1900年，以英为首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侮华”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俄、法、德、日、意、奥、西、比、荷等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从此，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1903年12月，英国利用日俄忙于争夺中国东北的时机，悍然出兵对中国西藏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8月，英军攻陷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官签订《拉萨条约》，开江孜、亚东、噶大克三地为商埠，赔款55万英镑，拆除炮台与工事等。
1906年4月，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拉萨条约》，除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条款依旧。
一部中国近代史即是英国及其各帝国主义的侵华“侮华”史。
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英帝国主义的“侮华”用心也未见削减。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已明显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已具有重要的地位。蒋介石早就全身心指望外国列强。可他这时却发现，英国等国，都没把他当作真正的盟友。
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英、美、荷、澳四国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商定了“ABCD包围圈”(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计划，竟未邀请蒋介石参加。
同年8月14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大西洋一艘军舰上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这次会谈更没有请蒋介石。
同年9月29日至10月1日，英、苏、美莫斯科签订联合行动协议，又没让蒋介石参加。
同年12月23日，中、英、美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会议一开始，中、英之间就发生了争执。英国代表韦维尔所表现的态度十分自私，他们在东南亚打日本，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对他们竟不相干，并且要把美国援华物资占为己有。
1943年8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最高级会谈，主要讨论今后盟军对德、日、意作战问题，又未邀请中国方面参加，蒋介石让宋子文以外交部长身份向英、美提出抗议说：中国作为盟国，应以平等地位参加会议。英率先敷衍搪塞。
同年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三国轴心开始瓦解，欧洲战场有了新进展。英国出于本国利益，拟在欧洲提前开辟第二战场，而取消与中国联合全面反攻缅甸的军事计划，同时让美国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军事物资。蒋介石得此消息，大骂英国“反复无常”、“欺人太甚”，骂丘吉尔是“狡猾的狐狸”。
1943年末，在埃及的开罗举行最高首脑会议，蒋介石被邀参加。然而这是罗斯福的主意，当时，丘吉尔顽强地反对，他认为，美国人大大的夸大了蒋介石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丘吉尔最关心的是不让日本人进入英属印度，以及收复新加坡这块沦陷的基地。会议期间，蒋介石与丘吉尔举行双边会议，讨论共同反攻缅甸。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缅滇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丘吉尔只要求中国单独在缅北作战，牵制住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可以了。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在1943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还如蒋氏日记所言，“英国侮华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蒋介石悟到：“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9月2日”
雪耻之日志(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勉乎哉！今日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春，蒋介石继续“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政府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决定出兵山东，并不顾国民党外交部的抗议，于4月下旬进占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队开进济南，日军逮捕中国士兵，枪杀“北伐军”运输队长寻衅。5月3日，日军又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将七千余人缴械。蒋介石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日军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甚至将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捆绑起来，并将蔡的耳、鼻、舌、眼剜下，用机枪将17人全部杀害。5月4日，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绕道“北伐”，但日军并不罢休。5月7日，日军向蒋介石提交最后通牒，提出五项条件：1？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2？对抗日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3？严禁一切反日宣传；4？北伐军撤退至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5？开放辛庄及张庄营房；并限十二小时以内答复。5月8日清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驰奔济南答复，除第二条外，均允照办。但日军谬称期限已过，下令重炮轰城，并于5月11日占领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惨案发生后，两国代表进行谈判。1929年3月28日，两国政府签订“济案”协定：1？中日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2？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3？中国保证日本人“生命财产之安全”，日本自山东撤兵。济南惨案至此结案。
蒋介石从“济南惨案”以来，一直坚持写“雪耻之日志”，这是事实。但在济南惨案前后，在对日问题上蒋氏是十分软弱卑怯的，这也是事实。
日记所言“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了”系指9月2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向盟军投降书。美国麦克阿瑟主持签字仪式。中国政府受降代表徐永昌也出席了这次受降仪式。
从日记的语气，特别是选用“我们”“联合国”的词语，显见蒋氏的自豪、得意、兴奋之心境。
然而，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
这是指，虽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新的不平等条约和外蒙古独立被迫承认，以及波茨坦会议也被拒之门外，都给抗战胜利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投下不快的阴影，尤其使蒋氏忧心忡忡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日见壮大。
事实上，从1944年春至194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迫使国民党投降，由陆上补给东南亚太平洋战争各地日军，从而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当时，在国民党军连连失利，全面溃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出于民族大义，而向日军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借以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在与日伪作战中，克服据点，解放了无数城镇和乡村，迅速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在局部反攻中，取得极大的胜利，共毙伤敌伪军二三万人。正像在评析蒋氏1945年6月9日日记中所列举的大量事实那样，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战斗。
1945年夏天以来，解放区军民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冀热辽军区部队，进入东北，和抗日联军游击队一起，积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解放了全东北。
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了张家口、山海关等重要城市，解放了察哈尔全省，并包围北平、天津、保定等大中城市。
晋绥部队，攻占归绥、太原等重要据点，解放大片土地。
山东的部队解放了山东100个县城。
晋冀鲁豫部队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
华中地区的部队，向苏南、上海郊区、浙江北部、淮南、陇海线东段、津浦路两段等地反攻，直逼上海、南京。
华南抗日游击队，直指广州、汕头地区。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军神速，作战英勇，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焦作、菏泽、烟台、威海、淮阴等中小城市250余座，并一度占领保定、石家庄、归绥等城市，切断北京、平绥、津浦、平汉、正太、同蒲、陇海、胶济、广九等铁路线，收复大片国土。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2页。，消灭日伪军171万人，缴获各种枪694000余支。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抗战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解放区遍及19个省区，面积有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余人……
眼见共产党的势力如此发展壮大，一贯反共的蒋介石，怎能不叫他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呢！
“9月4日”
今晨5时，未晓，起床祷告，愿共毛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
上午约岳军(张群)、文白(张治中)、力子(邵力子)等谈话，听取其昨夜与周恩来等全部谈话经过，脑筋深受刺激。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也。以余之意，应将其提议从速公布，而文白等以为太早也；乃嘱彼等继续研究商议之法。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谈却抱有真诚的愿望。
9月2日，毛泽东向王世杰指出国共两党谈判的八项原则性意见。
9月3日，周恩来又将中共拟定的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交国民党代表，让其转交给蒋介石。这一方案，与8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所提出主张相比，又作了较大的让步，如承认国民党政府，不再要求召开党派会议及成立联合政府，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即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协商，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必须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
但是，蒋介石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的目的是“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
因此，9月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他看了后，觉得“脑筋深受刺激”，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蒋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而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
但蒋却说：中共的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然后把自己拟定的四项《对中共谈话要点》交给来见的代表。“要点”内容如下：
(一)中共军队最高限额组编为12个师；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中共如能真诚做到军令、政令统一，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省、县行政机构；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参加，可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由此可见，国共两党所提方案相差甚远。蒋介石只允许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而他的军队则整编为114个师，哪有“平等”可言？
9月4日，普遍交换意见告一段落，进入实际问题的商谈。
“9月9日”
(一)
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实为本党50年革命光荣与胜利的一日。然而，东北失地犹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而丧失，迪化已溃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故人人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
“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这一天的确是一个“光荣与胜利”的日子！
9月9日上午9时，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的陆军总部大礼堂，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经20分钟完成。日军投降书共九条，由冈村宁次和何应钦签署。
苏联出兵东北，斯大林曾在备忘录上表示于战胜日本三个月后，苏联红军从东北全部撤出，尽管如此，又传来苏联轰炸新疆乌苏、精河等地中国军阵地的情报，这些的确令蒋介石感到“万分忧辱”。
而使蒋氏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共匪未清”，虽然抗战胜利，可他认为“全部不能曰成也”，他已在准备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恢复元气、振兴中华的热望，而为逞专制统一中国的一己之私，不惜于抗战废墟上，再燃内战之火，将“革命”获得“成功”了！
(二)
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如果偶一不慎，为俄斯(大林)、共毛(泽东)以借口诬陷，则个人失败之事小，而民族之存亡前途事大，甚至陷于万劫不复也。
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得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务，否则，敌械未缴，西陲起衅，反为俄共与共毛所利用，使中国纷乱不可收拾，则革命乃真整个失败矣！
早在8月11日，也就是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到日本东京发出英语国际广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就下达了三道“命令”：
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三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三道命令，宗旨一个，就是他要独揽抗战胜利果实，不允许人民“接收”；特别第三道命令，为了“接收”便当，他不惜以敌为友，让伪军(汉奸队伍)作他的“接收”“别动队”。
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8月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共产党针锋相对地表明自己的态度，8月13日，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一意孤行，于8月18日，再次明令何应钦承蒋之命办理在中国战区受降事宜。其中特别指出的是，受降者，应为政府所指定的部队，如有擅自受降者，由蒋下令惩办之。日军也不得任意向非指定的部队投降或让防，否则，以武力制裁之。
“9月12日”
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28师之兵数。
自9月4日起，进入实际问题会谈起，国民党代表就极力压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数量，拒不承认解放区的存在和民选政府，这样谈判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处置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问题上。
国民党代表在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幌子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只有这样，共产党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重庆谈判纪实》，第195页。。张群说得更加露骨：“我以为问题之症结所在正是军队。就承认党派合作，平等合作而论，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多党派团结合作，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重庆谈判纪实》，第217页。在这关键问题均未达成协议。谈判陷于僵局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亲自出马。
9月12日，蒋介石约毛泽东进行首次正式会谈，他的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毛泽东主张中共缩编为28个师，而蒋介石不让步，坚持缩编为20个师。
最后悬而未决。
蒋氏日记中所言“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只不过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罢了。
“9月17日”
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据岳军言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对余言可减其所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48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28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17日蒋介石邀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仍是有关减缩人民军队整编数额问题。当场毛泽东依然提出缩编本军为28个师。
张群(字岳军)所言是毛泽东在上次(9月12日)讲可在48个师之数减少到半数。实质后来《双十协定》上的“中共坚持缩编为24个师”正是48个师的半数。
“9月24日”
召见驻延安联络参谋胡自立，听取其报告――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阴谋，拟将全部沦陷区归其所有，并以沦陷区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以对抗我国民大会。阴毒极矣！
所谓“拟将沦陷区归其所有”，是指解放区在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中的不断扩大。
沦陷区变为解放区，共产党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举行参议会，成立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使解放区巩固起来，使其不再易于敌手。这有何罪？
至于解放区以“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也并非是什么秘密！
1945年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幕。报到代表129人，大会主席团由周恩来、续范亭、邢肇荣、高岗、林祖涵、李鼎铭、刘少白、隋灵璧、沈其震、吴玉章、范文澜、赵占魁、吴满有、乌兰夫、刘澜波等15人组成。大会推选周恩来为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林祖涵、续范亭、邢肇荣、李鼎铭等4人为副主任。这已通电全国，路人皆知，有何大惊小怪呢？
蒋氏所以暴跳如雷，只不过是因为解放区的日益扩大、人民民主力量的日益壮大对他的反人民的独裁统治构成了威胁。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以人民为敌的人，终将被人民所埋葬！
“10月1日”
共党今日提公告稿，最后两条乃述共毛来渝安全问题及美使赫尔利保证问题，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亦不思赫尔利即使为之保证，亦已失效也。盖赫尔利保证共党接受统一团结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而且赫尔利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降时可由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彼辈不能自信，而独信外人，其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实不值一笑也。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43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并同意退出8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但由于国民党的强迫纠缠战术，使在重庆进行的国共和谈阻滞不前。
“10月9日”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1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直率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负其责也。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10月4日下午，蒋在军委会又与毛泽东单独会谈，主要内容为军队缩编数目和国民大会召开等问题。5日晚8时，蒋介石夫妇举行茶会宴请苏联彼得罗夫大使，邀毛泽东作陪。17日，蒋又邀毛泽东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美国《生活》杂志特为摄制三人合影。10月9日，毛泽东又应邀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两人约谈一小时，蒋再次重申，中共应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互相竞争。并说“此为共产党今后唯一出路”。
“10月10日”
上午，主持国庆典礼。下午，召见北平、台湾党务人员后，往访毛泽东于桂圆，送行也。彼忽提议：今晚来宿林园。余知其必另生问题，乃欢迎其来宿；约谈10分钟，即辞出。9时40分，见毛泽东，约谈半小时。
10日下午4时，蒋又亲赴曾家岩张治中寓所访见毛泽东，相谈10分钟后，相偕赴国府，出席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毛又应邀赴蒋之山洞官邸，与蒋畅谈，会谈中，毛泽东曾提出应当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蒋则表示反对。之后，蒋与毛共同观赏中国古装戏。其间，毛泽东的汽车曾受枪击，而毛仍聚精会神地看戏并在话别宴会上举怀“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宴后下榻该官邸。
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的代表张群与周恩来等人将过去会谈内容整理为“会谈纪要”发表，又叫《双十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央认为应重新选举。国民党认为只增加新代表就可以了。留待政协召开后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要保障人民自由(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五、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地位。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特务机关)禁止拘捕和处罚人民。
七、原则上释放政治犯，又国民党主张先要中共开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坚持缩编为24个师；国民党坚持缩编为20个师。中共人员参加军委会，并建立三人小组整编军队。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坚持维持现状，等政协会议召开后，监督各解放区实行民选省政府。国民党认为应由中央委任省政府。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认为应当按法办事，解散伪军宜慎重。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认为中共接受中央军政统一命令后，再考虑参加受降。
“10月11日”
今晨8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论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11日晨，蒋介石约毛泽东早餐，餐后对谈。谈话中特别指出对解放区问题，不能再事迁就。这是于签订纪要后，蒋介石再次要毛泽东放弃军队和地盘。对此，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加以拒绝。所以，蒋在日记末尾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再次表示了消灭中共的决心。
“10月31日”
共毛返回延安未及旬日，而多种横逆叛乱较前尤烈，此乃意中之事。但平津与胶济为我接收，重要据点之部署已妥，统一初基既完，唯政治协商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因之国民大会亦不能不延期，此固为对内政治上一大损失，然无关大计也。
毛泽东返回延安之后，在重庆方面由张群(四川省主席)与周恩来再度举行会谈，但由于连续发生军事冲突，协商情形毫无进展。
10月31日，政府方面为防范在各地的军事冲突会发展成为正规的内战，所以提议：“政府军与共军暂各驻守原地，互不攻击”、“共军撤退到铁路沿线的10公里以外，铁路之警备由警察担任”、“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这些议案提出于11月3日的国、共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由其接受解放区内的日军投降，对方不许。国、共会谈濒临决裂之边缘。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节，双方达成协议。遂即提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之后，决定了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38人，计为政府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无党无派人士9人。但因国民党军在东北发动战争，故而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乃迁延到新年之后。
“12月23日”
晚约政治干部研讨对内对外形势。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
12月23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当飞机降落时，国民党警察竟开始驱逐中共代表。由于美国人出面干涉才罢手。
起初，中共对马歇尔寄予一线希望，向他诚恳地表明，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1926―1937年的覆辙，中共愿意实现和平解决，参加联合政府。并对美国的独立精神、民主政治进行了称赞。蒋介石则对马歇尔既殷勤而又谨慎。他既答应与马氏合作，又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只让中共在政府机关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决不让中共分享权力和据有军事、政治实力。这决定了马氏调停的失败。而美国政府，也并未真正停止对蒋军的援助。这更使马氏调停必然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