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三嘉原整编”祸起萧墙缴械受缚，“西北反帝同盟军”又成了“陕甘游击队”；起死回生九战八胜，捷报频传创建红26军，不料被指责犯了“流寇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强行撤职，但红军战士还是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因为打仗还得他来指挥。
“三嘉原整编”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
晋西游击队在来南梁之前，刚刚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这支土匪武装其实就是一支贩大烟的保运队，编入晋西游击队后一共有四百多人。就是这支“土匪武装”的到来，成了后来“三嘉原整编”的一个导火索。
当时晋西游击队的到来，让刘志丹非常振奋。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合编之后，队伍一下子就扩大到了八百多人。后来，又来了阎红彦、杨重远等人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了。于是三支队伍就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
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部队人员的构成成分也变得复杂了，因此，对这支成分复杂的部队进行整编就成了当务之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决定让这支“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的三嘉原进行整编。然而就在整编的过程中，让刘志丹没有意料到的“三嘉原整编”事件发生了。
1932年1月3日，部队到达甘肃正宁县三嘉原。三嘉原是甘肃正宁县和陕西旬邑交界的一个小平原，北靠桥山，南面是平原地带，方圆有十多里，有五六个村庄，住着二三十户人家。部队驻扎在三嘉原后，同盟军党委就作出决定，一面整编训练，一面向地主土豪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因为部队集中在三嘉原后，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不但没钱买柴、米、油、盐，许多战士还没钱买鞋，在冬天也只能打着赤脚。这时他们就产生了埋怨情绪。有的战士就说，来的时候有当官的说，每个月发20块钱的月薪，原来是骗人的。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生活这样困难，少数人的情绪开始不稳定，已经发生了开小差回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师储杰任支队长的第一支队就开展了打土豪活动，刘志丹的第二支队支委会也决定，派警卫队长赵连璧和连长王世泰带一部分人去打土豪，来筹款解决部队的困难。因为赵连璧过去曾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情况熟悉，结果旗开得胜，第二支队顺利地打下了生义堡，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第二支队的战士每人分得了十几块现大洋。有了钱又有了吃的，战士们个个兴高采烈，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到了大年正月初一早上，总指挥谢子长以集合部队训话的名义，把全军集合在第二支队驻地细嘴村的打麦场上。第一支队集合在场的东边，第二支队集合在场的北边，第一支队的警卫队集合在打麦场的南边，谢子长、荣子卿来到麦场南边碾场的碌碡旁边。队伍集合好后，谢子长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以后，要各支队的领导人和各大队队长集合，于是两个支队的领导人就集合在谢子长的面前。这时，谢子长就大声说：“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据刘志丹的弟弟、时任第二支队警卫队副队长的刘景范后来回忆说，谢子长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行动的暗号——结果当谢子长的这句话刚一出口，阎红彦就用手枪对准了第二支队警卫队长赵连璧的太阳穴打了一枪，赵连壁当场倒地死了。阎红彦旋即扭转头来夺了刘志丹的驳壳枪，吴岱峰就夺了第二支队警卫队副队长刘景范的枪。这时，第一支队的警卫队便向第二支队的队伍里开枪射击，又打死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和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王世泰，打伤了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
枪声过后，第一支队的警卫队就一拥而上，夺了第二支队战士的枪，结果第二支队全部被缴械了。
第二支队被缴械后，谢子长就当众宣布第二支队全部解散，战士各回各家，干部一律开除出同盟军，而且限定当日都要离开同盟军。当天，就有朱理、马锡五、张天、杨丕胜、贾生财、刘景范等40多名干部和400多个战士，含泪离开了同盟军。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搞起的这支革命武装，无辜地被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给消灭了。这时刘志丹也被软禁起来，不允许其他人前去探视。刘志丹的人生道路，又出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波折。
谢子长等人对第二支队的错误处理，结果也引起了第一支队的恐慌。当天晚上，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等人就带领第一支队的二百多人，趁乱离开了同盟军，向杨虎城投降了。这样一来，反帝同盟军最后就只剩下杨棋带的一个中队和警卫队，总共才有一百几十个人，随后就在三嘉原整编成立了“陕甘游击队”。
——当然，已经整整80年过去了，关于当年在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发生的“三嘉原整编事件”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多个“版本”问世，以上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次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和后果，也就变得扑朔迷离了。不过在这次事件中，刘志丹再一次遭到了迫害，这是不争之事实。
“三嘉原整编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就由西安来到了三嘉原，当天就把刘志丹释放了。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刘志丹当时认为，身为同盟军总指挥的谢子长和其他领导人不调查研究，不作具体分析，仅因为当年晋西游击队收编了那支贩大烟的保运队，就武断地认定当年的整个南梁游击队是“土匪武装”，就要对主要是由南梁游击队人员组成的第二支队下手，这肯定是不对的。当时，陕西省委也曾对同盟军主要领导人的这种作法批评说：“你们整天喊‘游击队成分不好’，你们不加强教育，把我们的决议和指示不在群众中传达讨论，封锁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因此，改造的办法只有把‘坏分子’开除，把整个部队的武装解除。”
但是不管怎样说，在日寇大举入侵的关键时刻，一支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发生这样的内耗，无论是对我党的革命事业，还是对后来的抗日战争，都是一次重大的损失。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是由当时的南梁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其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合水、庆阳、宁县山区的贫农，剩下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他们都是为了反压迫、反剥削来游击队参加革命的。虽然其中也混入了少数当过土匪的人，但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这些游民无产者虽然自由散漫、纪律性差，但他们打仗很勇敢，很有战斗力，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他们一旦改造好了，对革命是很有用的。况且第二支队，特别是南梁游击队可是一支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队伍。
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员，都是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太白镇起义后参加南梁游击队的，是刘志丹亲手建立起来的一支革命部队。这支部队能坚持下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时，仍保留有一支四百多人的部队，除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外，和刘志丹的正确领导和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这支队伍中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赵连璧、杨丕胜、贾生财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
那个当场被打死的赵连璧，更是一大冤案。
赵连璧小名二娃，陕西省保安（现志丹）县白沙川人，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苦工，幼年时期给地主放羊，青年时期农忙时给地主种地打短工，农闲时期以打猎为主，后来因地主逼债，就于1929年逃到合水县太白镇黄毓麟的民团中当了兵，1930年太白镇民团编为陇东民团军第24营，黄毓麟成了第24营营长，赵连璧在该营第一连当了班长。同年10月1日，刘志丹领导太白镇起义，在太白镇夺枪，消灭民团军黄毓麟的第24营时，赵连璧从中积极内应，除了向游击队及时提供情报外，还在民团内部进行鼓动和宣传，团结了一大批民团士兵。刘志丹太白起义后，见赵连璧很勇敢，很有活动能力，就给了他几支枪，要他在太白地区组织游击队。不久，赵连璧就动员了几十个贫苦农民，又收缴了民团军第24营残部和当地民团的三四十支枪，使他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后来编为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界游击队第三连，赵连璧任连长。
1931年1月，刘志丹率陕甘边游击队进至宁县张皮原时，被陈国璋的一个旅包围，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在突围时，赵连璧的第三连被敌冲散，损失很大。赵连璧突围后与部队失去联系，他只带着几个人回到合水山区，然后又集合那些陆续回到山区的战士四五十人，凭着手中的十几支枪，仍然在合水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在战斗中又缴了当地民团的二三十支枪。到1931年夏天，赵连璧领导的队伍又恢复到100多人。当时军阀陈国璋派人想收编他，给他当营长，被他严词拒绝。赵连璧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陈国璋当营长。”
赵连璧打仗勇敢，枪法好，群众称他“神枪赵二娃”。例如：1931年春他带两个战士在合水葫芦河活动时，被当地民团四五十人包围在一个窑洞里，他手持驳壳枪冲出窑门，一枪一个，一口气打死了7个敌人，其余的敌人吓得四散逃命。他们就只有3个人，却收缴了敌人十几支枪。后来合水县民团只要一提起赵二娃，都要胆怯三分。就是这样一个对革命有着坚定信念的人，却在“三嘉原事件”中被错杀了！
在刘志丹的第二支队中，像赵连璧、杨丕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惜有些人后来却因此而离开了革命队伍，甚至投向了敌人。
事隔54年后的1986年，中共中央才对当年发生在陕北的“三嘉原整编事件”作出了结论。结论认为，如果是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志丹和谢子长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没有取得一致的情况下，突然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能以大局为重，能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嘉原整编事件”之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再一次进行改编，于1932年2月12日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队设立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刘志丹离开部队赴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在渭北搞兵运，到4月中旬又返回陕甘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