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文于1908年生于陕西关中地区三原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17岁时离开了家庭去上海求学，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黄子文为了革命，把一份家产全部捐献出来了。他家里原来有三百多亩土地，后来全部卖掉了，买了枪支弹药武装游击队。当年为了筹集经费，黄子文曾让游击队员来到自己的家里，假装威胁他的母亲，搜查家里的烟土和枪支，逼着他的母亲把家里的钱财拿出来。
那一天，几个人荷枪实弹的人来到黄子文家，一进门就把枪栓拉得咯咯响，大声对黄子文的母亲说：“有人举报你家里私藏鸦片烟土，还私藏了枪支弹药，这都是违法行为，赶快给我交出来。”这时，站在一边的黄子文就故意对他的母亲说：“娘，你就说我们家没有这些东西呢？”
他母亲也不知道是计，就果断地说：“儿子，别听那些人瞎咧咧，我们一个正经人家，哪里会有那些不正经的东西！”
黄子文又说：“既然没有，就叫他们搜吧。要是没有搜到，就告他们一个私闯民宅、敲诈勒索。”
他母亲就说：“老总，你们就搜查看看，要是没有查出来，看你们怎么收场！”
那些来的人一听就假装生气了，毫不客气地说：“没有是吧？那我们就搜了。要是搜出来了看你这个老太婆怎么说！”
那些人在屋里屋外忙活了一阵子，果然在黄子文家后院的煤堆里搜出了一包大烟土、两支枪，还有十几发子弹。黄子文的母亲一见就傻了眼，当时就吓坏了。她哪里知道，那些大烟土和枪支弹药都是黄子文事先藏好的，故意让游击队去搜。
搜出了这些东西之后，那些人就把黄子文给绑了起来，说是要拉出去枪毙。黄子文的母亲一见儿子被绑了，马上就要枪毙，就连忙说：“请老总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儿子，我给你们钱。”说着，就乖乖地送上了几百块银元。
黄子文这个地主的儿子，后来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被党组织派往山西建立了一支晋西游击队，成为活跃在西北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黄子文就是这支游击队的政委。晋西游击队在兴盛的时候，曾发展到好几百人，也打过一些硬仗，在山西那边影响很大，没想到遭到阎锡山的重兵围剿。这支队伍当时的装备还精良得很，那时就已经有了轻机枪和冲锋枪，但是在过黄河的时候，在三交镇的一场战斗中就牺牲了几十个人，游击队队长拓克宽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刚好在这个时候，黄子文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妻子李胜云又被捕了，由天津押解到了北平。当时李胜云已经怀孕9个多月，马上要生产了，黄子文在得到组织指示后，也只好离开队伍赶到北平去了。
最后，晋西游击队在吴岱峰等人的领导下，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地区，辗转来到了南梁革命根据地，终于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10月下旬，由阎红彦和杨重远等人率领的一支陕北游击支队，也辗转来到甘肃合水县林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
1931年12月下旬，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约七百多人，最终完全脱离了陇东军阀陈国璋部，从驻扎地庆阳县新堡、城壕川（今属华池县）一带出发，沿子午岭西侧南下，转移到正宁县月明塬柴桥子村。
这时，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为了配合新的斗争形势，更好地开展抗日救国，1932年1月初，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加上从山西省来的晋西游击队这三支队伍，终于联合起来，在陕西省合水县月明原柴桥子，隆重举行了部队改编仪式，宣布成立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大会由谢子长主持，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举行了授旗仪式，并宣读了中共陕西省委对西北反帝同盟军领导人的任命名单。任命谢子长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当时还在同盟军中成立了党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和荣子卿为委员。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三个月以后，是西北地区亮出的第一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旗帜，有力地策应了正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国热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有了根据地，拉起了队伍，刘志丹首先要面对的是几百人的生存问题，当时游击队没有给养，处境相当困难。1931年春节前夕，刘志丹决定派游击队去搞点经费，让根据地的战士和老百姓过一个像样的春节。于是就命令警卫队队长赵连璧和第一中队队长王世泰带领几名战士，去耀县附近的生义堡摸摸情况，到那里去打土豪。
赵连璧和王世泰带着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拿着篮子什么的，装成去生义堡办年货的样子。生义堡是当地一个比较大、也比较富裕的镇子。镇子里的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家丁和枪支，镇子上还筑了碉堡，镇子外面还有一座吊桥。进了那个庄子后，把吊桥一拉起来，别人就进不去了。但是赵连璧和王世泰带着战士们到了生义堡，三下两下就混了进去，把生义堡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回来一报告，刘志丹觉得可以行动，于是就亲自带着一支几十个人的队伍出发了。
第二天，刘志丹队伍赶到了生义堡，由赵连璧和王世泰带着战士们先混进去，刘志丹带着人马在后面接应。赵连璧和王世泰因为熟悉情况，带着战士们很快就进去了。他们进去以后，马上就从衣服里头拔出枪来，撂倒了几个团丁，很快就控制了吊桥，后面的大部队就打了进去，消灭了生义堡的地主武装，攻占了地主的庄园，游击队就搞到了一大批年货，还搞来了棉衣棉被。游击队马上把这些东西进行处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一部分之外，其余的就拉回了南梁根据地，让根据地的老百姓和游击队的战士们，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肥年。当地群众高兴地唱道：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真勇敢，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南梁游击队劫富济贫的故事在民间不胫而走。很多青年慕名而来，要求加入游击队，有一个叫刘懋功的小战士当时还只有17岁，就参加了游击队，他一到部队，就跟着指导员杨占敖去打土豪。经过这次打土豪，刘懋功的胆子大了许多，他后来成为刘志丹的贴身警卫员之一。
刘志丹在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出生入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在陕北一带一直被当做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虽屡经挫折却从不气馁，并善于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这一年的春节刚过，也就是在1932年农历大年初一，南梁根据地就发生了让人意料不到的“三嘉原整编”事件。这次事件的发生，不仅是陕甘红军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刘志丹政治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