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工作纷繁复杂，任务艰巨，但是责任重大，一旦失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就不可估量。因此，要获得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必须全面、科学。
一般来说，专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对本专业研究深刻，对事物认识的理论性比较强、看问题也比较全面，在调查研究中，除了走群众路线外，倾听专家的意见，把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结合起来，才能使制定的政策更科学，更切合实际，行之有效。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重视倾听专家和行家的意见也是邓小平重要的领导方法之一。
在天府之国长大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创作“惊天地，泣鬼神”的《蜀道难》，其中构成一唱三叹雄壮基调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代代传诵，妇孺皆知。正是由于蜀道难，由于是四面高山的盆地，交通极不发达，在政治、经济上不能与全国同步发展。故历史上常有“天下大乱而蜀先乱，天下大治而蜀后治”之说。
20 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发展交通，修建铁路，出过无数的工，流过不少的血，进行过许多英勇、壮烈的斗争。然而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直到解放，成渝路上始终没有铺过一条钢轨。早在孩童时代的邓小平就经受了保路运动的教育，并在心中埋下了修建人民自己的铁路的种子。
1949 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之前，已开始运筹大西南解放后的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邓小平首先想到的是兴修成渝铁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和准备，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正式动工。但是，在兴修成渝铁路的路线有许多文物，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因此，要修铁路一定要保护沿途文物。在成渝铁路动工的时候，邓小平特派秘书将重庆大学的张圣奘教授请到浮图关。
张圣奘早年为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邓小平请张为保护成渝铁路沿途的古迹和文物出力，提出意见，在听取张圣奘的建议后，邓小平还专门送张一乘滑竿，请他协助落实保护文物的事情。
后来，张圣奘果然不负所望，在成渝铁路途经之地挖掘出原始人——“资阳人”的珍贵化石。这对四川人民可以说是兴修成渝铁路的喜上之喜。
在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尊重知识，敬重人才，向专家请教是他遇到问题，进行调研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也往往行之有效，因此，他是经常运用的。
邓小平在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专门邀请社会学家费孝通到他的办公室叙谈民族问题。
费孝通长期以来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有价值的谋略和见解。费孝通很早就关注民族问题。1950 年 7 月，他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和调查研究。
邓小平趁机邀请费孝通座谈。座谈一开始，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地请教费孝通：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费孝通坦率地说：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称赞费孝通：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邓小平还对费孝通十分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清楚：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就叫以心换心。
邓小平这番坦诚的话，使费孝通很受感动。费孝通接着又进言：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邓小平说道：“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该首先老老实实地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费孝通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十分钦佩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是一个真心实意为百姓的党，为这样的党办事，和这样的党合作，太应该了。两人倾心而谈，中午到了，邓小平热情地留费孝通吃午饭。接着他们边吃边谈，十分投机。
临分别时，邓小平诚恳地对费孝通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求贤问策之意溢于言表。
向专家请教是邓小平调查研究获取工作思想的重要方法。正是通过与费孝通的交谈，邓小平找到了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人关系的钥匙，随后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族的政策，推动了西南社会的稳和经济发展。
通过向专家请教，邓小平在领导工作中如虎添翼。他把向专家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工作决策的一个重要方式。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宾馆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是在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却举步维艰。结果，确定了一个在“老基调”上做一些修补的方案：基本上维持前几年的招生规定，在落实周恩来1972年指示的问题上，只建议招收占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维持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办法。关于文化考试，《意见》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办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又说“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作出这样的决定，千百万优秀的青年人还将在大学的门外徘徊。
8月4日，就在教育部送发《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8月8日，科教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又一次和学者们谈到了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令人不满和忧虑的现状。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学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3年。邓小平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称“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查全生教授提出，9月份大学又要招生了，他不赞成继续按老办法，希望赶紧改正过来。当即，很多同志表示赞同，大家一致认为，老的办法鼓励了“走后门”，不要求基本的文化水平，不符合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人的方针。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长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坚定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话音未落，掌声，发自心底的掌声就热烈的响起，经久不息。在场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们不由得感慨万端：很久没有这样舒心而且是诚心地鼓掌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华民族的科教事业终于又有了希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肩上的重任更大了，他更加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向专家请教成为他进行调研的重要途径。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邀见古耕虞、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五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征求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见。会见开始，邓小平就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
邓小平拉开了话题，同5位元老谈起了经济建设问题。
邓小平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足，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在谈到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时，5位人士都希望尽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古耕虞还递上了书面建议。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说：“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在与他们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在座的5位元老都为邓小平求贤若渴、听取意见的真诚所感动。
在十分真诚、和谐的气氛中，两个小时的会见很快过去了，邓小平挽留 5位元老同他一起吃午饭。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互相搀扶着，走到餐厅一张桌前落座。席间，古耕虞又递上了一份关于搞好外贸工作的建议。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见，给5位元老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邓小平邀见五位元老后的第五天，即1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央宣布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退还“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存款、财物，补发了被扣发的工资，退还被占用的房屋，调整他们的工作，改善有关的福利待遇。
在改革开放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都是领导与各种专家结合的结果。一般在作出战略决策之前，邓小平便组织有关领导、咨询机构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或深入调查，或实地考察，或进行可行性论证，或进行理论研讨，然后才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如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依靠理论界专家们开展较长时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进行的。又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依靠理论界的专家们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讨论和辩论，在吸收了各方面专家的正确意见之后，才于1984年10月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再如在经济建设方面，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政策的制定等等，也都是依靠有关专家在调查、研究、考察、讨论后，才进行战略决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