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了解下情，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在情况清楚、问题找准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才能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才能避免劳民伤财，事与愿违，让群众随着我们正确决策的实施而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和好处。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重要特色。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9页）
邓小平一直很看重为人民群众服务同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人民群众作调查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在深入群众进行调研过程中，邓小平总是不厌其烦地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虚心向人民群众了解情况，尽可能获取更多、更接近实际的信息和材料。
在广西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制定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非常注重倾听穷苦群众的意见，他经常戴起壮家竹笠帽，身穿旧军装，脚登勾勾头草鞋，由壮家干部当向导，到东里屯、旧州屯、板勉屯一带山区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山一座连一座，绿树葱茏，白雾缭绕。几间房子孤零零分布在山坡上。“哎，那么高的山上还住着人家？”邓小平又到农家进行调研了，他指着山腰问。
“那是瑶寨。”向导答道。
“上去看看。”邓小平边说，边改道登山。在山中，邓小平走进一个山洞。洞里住着一户人家，没有床，没有被，除了一个崩了边的砂锅和半边缺锅外，全部家当装在一个背篓里。一个赤身露体的娃仔在地上爬，一位赤膊老幺爹在捡野菜。洞内火塘旁，有一块磨得光滑的地方，无疑就是床铺了。“老人家，你们日子过得清苦啊！”邓小平的四川话，通过向导翻译，老幺爹听懂了。
“托红军的福，有米吃了！”他当着客人的面，从一个破袋里抓了一把米，像撒盐一样撒在一锅野菜汤里。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邓小平脱下自己的斜纹布外套，披在了瑟瑟发抖的老幺爹身上。
“送给你了。”向导说。
“你……”老幺爹向邓小平投以疑惑的目光。
“我是红军。”邓小平微笑着。老幺爹愣住了，当他明白过来后，他的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望着邓小平，突然双膝着地，给他磕头，口中念叨着：“红军菩萨，大慈大悲……”邓小平正要说话，听见洞外传来嘈杂的人声，几个赤膊的青壮年奔进来，拿着弓弩、砍刀和木棍，说了一通邓小平一句也听不懂的话。
原来，在不久以前，壮村的农会主席把土豪的肥田分给了与自己要好的本家和亲戚，准备把瘦田分给山上的瑶人。大家对此事意见很大。“瘦田就瘦田吧，总比世代无田好百倍！”老幺爹感到很满足。“幺爹，话可不能那么说！”“宁可大家都不得，这样做不合情理啊！”“农会主席这样做就不公！”大家七嘴八舌，要下山去找农会主席算账。
邓小平看着这场合忙问向导是怎么回事，向导把大家的话儿告诉了邓小平。
“等一等！”邓小平站起来拦住他们。向导用瑶语翻译，“他说，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讲。”
“不不！要找就找拔哥，他是清官。”领头的说。“拔哥到凤山去了。有事找我吧！”邓小平再次拦住他们。
领头的问：“你是谁？”
“邓斌！”
“邓政委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总头头，官比拔哥还大啊！”向导挑明了邓小平的身份。人们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大官”。“弟兄们！你们都打猎种地去吧！”邓小平拍拍领头的肩膀“分田的事，我替你们查清楚。你们信得过我吗？”
“信得过，信得过！”老幺爹抢着回答。领头的也点点头，带着众人离开了。从瑶寨山洞出来，邓小平转道直奔壮村。路上一打听，才知道农会主席原来是赤卫军的战斗英雄——韦开强。
“韦开强同志，我叫邓斌。”一进主人的竹篱笆门，邓小平就自报家门。韦开强惊讶得目瞪口呆。邓小平拿了一个草墩坐下，就说：“你们分田的花名册，能让我看看吗？”韦开强转入内室，翻了一阵，取出一本纱纸订成的簿子递给总政委。
“听说你们分给本家亲戚的是肥田，给别人的是瘦田，有这码事吗？”邓小平劈头就问。韦开强支吾一阵，笑着答：“哪能呢！土豪的地都是肥的嘛。”“是吗？”邓小平把脸一沉，翻了翻账本：“哪个是你的亲戚，哪个是瑶寨的？把那份田调换一下好不好？”“这个……”韦开强吞吞吐吐地说：“有几份田……确实好……好一些。他们都是……党员，是用鲜血换来的呀！”
邓小平锐利的目光射向韦开强：“我知道你们立过功，入了党！但是，你们来革命，就是为了分一块肥田吗？嗯？”邓小平站起来，把花名册放在木桌上：“你转告你那几位党员亲戚，把分得的肥田退出来，与群众调换瘦田！”韦开强抬起头说：“已经都分了，只怕他们不肯啊！”
“同志！你们打白匪，连丢脑袋都不怕，让出一份肥田就这样舍不得吗？”
“我的工作难做啊！”韦开强为难地说。“难做什么？”邓小平动气了：“你问问自己，再问问他们：还当不当党员？还干不干革命？当党员就得分瘦田！——就说这是总政委邓斌说的。两天后给我回话！”
两天后，韦开强找到邓小平说：“我们做错了，感谢总政委的帮助。”“这就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这事就像打一场硬仗，你们终于打赢了嘛！拔哥知道后一定很高兴的。”
从此以后，邓小平在制定土地政策时，往往有一条很明确的规定：当党员就得分瘦田。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调查研究很注意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利益、意见呼声作为自己进行领导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这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更重视在领导工作中听取群众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作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但是，怎样发展经济，怎样改革，怎样对外开放，怎样利用外资等等，还需要进一步做出决策。为此，邓小平于 1979 年 10月4日，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在会上，邓小平提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这次会议充分地把矛盾摆了出来，面对面地展开辩论。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讨论结果，然后由中央财经委员会梳成辫子，形成了决策方案。
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围绕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等问题，党内外一度出现了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安定。要从根本上纠正“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为此，从1979年11月起，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了写好这个决议，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了三条总的指导思想和对毛泽东同志评价的原则意见。然后又将决议草案交给全国4000多名高级干部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其中，七易其稿，最后才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等，都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原则性意见以后，吸收了党内外几千人的意见才形成的，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不一个人拍脑门，搞主观主义。他的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充分调研和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之上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初是由王震将军率领进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两军之一部，陶峙岳将军率领的起义部队之全部和新疆的民族军之大部组成。后来，国家又从湖南、山东、河南、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动员了一批批支边青年；从各部队动员了一批批复员转业军人；每年从应届大专院校毕业生中动员分配了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兵团的建设和发展都曾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关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新疆视察工作都要到兵团去走一走，看一看。事实证明，在新疆这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边疆地区，创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保卫祖国边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1975年，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农垦总局。
1981年，王震写信给中央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7月1日，邓小平在信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但是，兵团撤了再恢复，不是件小事。邓小平过去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机会到新疆。接到王震的建议后，不久他与王震、王任重相约利用假期到新疆去一趟，做一次调研。
1981年8月11日，一列车队在没有群众欢迎队伍的氛围中缓缓驶入石河子第一招待所。10 日在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后，邓小平就对前来迎接他的自治区领导一再强调：“我这次偕王震、王任重同志是借假期来新疆的，不要宣传，一切从简，切不可兴师动众。”接着又说：“我们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邓小平说是到新疆来休假，可实际上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一行在招待所稍事休息后，便在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谷景生等陪同下乘坐面包车游览石河子市容。从教学区到工业区，又从文化区到生活区，邓小平认真听着石河子地委书记刘炳正的介绍，不时点着头。
1981年8月13日，邓小平乘坐的面包车行驶在通往一四五团一营三连的路上。他不时望着窗外，公路两旁林带如织，田连阡陌，渠水潺潺，初秋的石河子垦区，一派丰收景象。邓小平不时地向刘炳正和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副经理任友志问这问那，脸上常常露出笑容。
进入石河子垦区后，邓小平一行人深入垦区、林带、瓜果园、棉田，参观、考察，与干部、战士、亲属进行交谈，看地理条件，问重点，查质量，充分倾听大家的意见，听取大家的看法，终于有了满意的答复。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邓小平视察新疆后几个月，1981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红头文件，发到了乌鲁木齐。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指出：“生产建设兵团在过去长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生产建设兵团屯恳、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恢复和评价，在天山南北引起了巨大反响，军垦战士们沸腾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在调研工程中，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十分必要，也十分有益，脱离的调研，只是走过场，摆花架，这是学习邓小平调研方法中应该摒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