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学术风气陡变。原因是：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初对知识分子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以文字狱来迫害他们，使他们走向纯粹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另外，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王阳明，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
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辩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
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戴震（1723年—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代着名学者。据说他十岁才能说话，但天资颖悟，过目成诵。塾师给他讲授《大学章句》，他问塾师道：“这如何得知是曾子所述的孔子讲的话呢？又何以得知门人所记即曾子之意呢？”塾师回答说：“朱子这样说的。”戴震又问：“朱子是何时人？”答：“南宋。”“曾子何时人？”答：“东周。”“周与宋相距多少年？”答：“差不多两千年了。”戴震接着问道：“那么朱子又是怎样知道的呢？”老师最终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个小故事可以说是对乾嘉学风的一个形象化的阐述。
中国古代学术主要以经学为主，经学又有汉学和宋学之分。汉学即指汉儒治经的方法，他们注重训诂文字，讲求考订名物制度，重实证而轻议论。
宋学又称理学、性理学或道学，宋儒治经多附会经义而阐发天人性命之理，属哲学范畴。
乾隆、嘉庆时代，经学昌明隆盛，形成乾嘉学派，一代学风终于形成。
乾嘉学派治经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不尚孤证，不立伪证，讲求归纳，崇尚朴实文风，倡导实事求是。研究内容以经学为中心，次及小学（文字）、史学、天算、地理、音韵、校勘、律吕、金石、目录诸学，成绩斐然。
乾嘉学风的产生与清代康熙以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稳定有关，没有物质的基础，没有安定的环境，学者专心于考据校勘、训诂声韵之学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康雍间经济的增长是乾嘉学风兴起的基础的话；那么，文字狱的阴影笼罩就是其潜在的心理要素。清代乾嘉时期，士人因文字狱的恐怖，不敢涉及经世之学，只好到汉人故纸堆中讨生活，远离时务的需要，反映了士大夫清高孤傲、自我陶醉的内敛一面。
乾嘉学风兴盛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就是康雍以后的闭关自守，阻隔了西学东渐的途径，使学者得以在充耳不闻外事的情况下专心做学问。而当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沿海游弋之时，乾嘉学风就难刮起，渐成强弩之末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又倡今文学派的公羊学，把它作为“古为今用”的武器，迎接社会变革的大潮。至此，乾嘉学派已失去它普遍存在的基础，仅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彪炳后世了。
倡言复古，是为了治今，装扮起死人，也正为现实舞台的需要。乾嘉学派，其治学内容是远离现实的（当然也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其治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其学风的形成浸染，却又是清代现实的需要。这也正是乾嘉学派之历史评价难以一言蔽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