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大维打败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后，将埃及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他自豪地说：“我将埃及纳入罗马人的帝国”，但实质上是将埃及变成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
屋大维的政策屋大维把号称“东地中海谷仓”的埃及据为自己的私有领地，作为元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非常熟悉埃及的历史，也十分了解托勒密王朝初期经济繁荣的措施。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和重新振兴埃及经济，屋大维基本上沿袭了托勒密王朝的措施，并有所加强。
在政治上，他强化军事统治。骁勇善战的罗马军团驻扎在从亚历山大到尼罗河第一瀑布的所有重要城镇，筑有优良的营垒，随时准备镇压人民的反抗。罗马军团完全由罗马人组成，埃及总督从罗马骑士中精选，掌管埃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总督只向元首负责。地方州县的官员由埃及人担任，埃及本地人在政治上总体处于无权的地位。
屋大维认为埃及强大的祭司集团不能成为振兴埃及的力量，只有大力打击这一传统势力，才能振兴埃及。他不再像托勒密王朝那样尊奉太阳神，也不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神之子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屋大维不需要祭司给他举办什么仪式，他果敢地剥夺了祭司除宗教活动以外的一切权力。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神庙和祭司由罗马官员严格控制，神庙要定期检查，多出人员要交人头税。
为了保证赋税的征收，实行与托勒密王朝近似的经济政策。屋大维奖励工商业，仍然把亚历山大城办成国际贸易中心，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象牙、香料，阿拉伯的宝石依然运送到亚历山大城。
埃及被规定为元首的私产，埃及的全部土地在名义上归屋大维所有。托勒密王室的土地、军人的份地也都归入屋大维的囊中。神庙的土地也被没收殆尽，祭司生活和公共祭祀活动的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
苛捐杂税
屋大维的政策没有给埃及带来繁荣，他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并没有延续下来，罗马贵族对埃及人的剥削比托勒密王朝更加残酷。
罗马皇帝把没收的土地分给皇室贵族和罗马士兵。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农民的社会属性也发生了变化。托勒密时代的王田农民原来是直接受国家管辖的半自由民，在罗马统治时期，逐渐变成了达官贵人领地上的领地农民。
他们不再受国家直接管理，而是属于各自的田地主人。他们从田地主人那里领来土地、种子、牲畜、农具进行劳作，收获时向主人交纳实物租和货币租。这时的埃及民众已无人身自由，不能自由迁移，或放弃耕作，以后又沦为隶农。
埃及赋税也变得非常苛重，除了交纳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要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据统计，食物税种达到50种之多，而货币税更是达到450种以上，每年的税款高达7500万德拉克马，谷物2000万麦斗。罗马人每年从埃及运走的小麦可以供给罗马人吃四个月之久。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时，对埃及的剥削格外重，一个月的税款比犹太人一年的税款还要多，全年税收达到一亿德拉克马。
罗马皇帝把税收作为义务加在埃及地方官的头上，规定如果收不到足额的税，所欠的部分由地方官自己负责补足。这样一来，收税官员更是如狼似虎，威逼拷打，直到把纳税人变成债务奴隶为止。一些官员使用野蛮办法还是无法收足税，只好自己将所缺的补足，不少官员因此破产沦为普通百姓。罗马还实行纳税连坐制，一家不能缴税，邻里要受株连。
埃及人还要负担罗马统治者的各种劳役，如向罗马统治者提供车、船和牛，运送人员和货物，还要义务修建水利工程、公共建筑物、道路和军营等。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还要在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为罗马统治者效劳。
人民的反抗斗争罗马贵族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以逃亡和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回敬罗马统治者，亚历山大城是两种斗争的核心，被罗马统治者视为“暴乱者之都”。
为了逃避苛重的赋税和劳役，埃及奴隶、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逃亡到三角洲地带，成为法外之人。逃亡运动给埃及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土地大片大片地荒芜，税收锐减。为了迫使逃亡者回来，罗马统治者采取了野蛮而又十分愚蠢的办法，通过逮捕逃亡者的家属来给在逃者施加压力。这种行为激起了更加剧烈的反抗，逃亡运动又常常演变为武装起义。
最著名的起义是布科里起义，这场起义从公元2世纪末期开始，时起时伏，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5世纪末期。公元152年发生的起义持续了一年多。起义者主要是逃亡的农民和奴隶，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利用有利地形，神出鬼没，打得罗马军队晕头转向。起义者甚至主动进攻亚历山大的罗马驻军和行政机关，使罗马政府紧张了很长时间。
为了增加税收，罗马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如强迫农民开垦荒田、扩大耕地面积，强迫农民代耕逃亡者的土地等，但是收效甚微。
罗马统治者在埃及的失败实质上也是推行罗马化运动的破产。埃及官方语言和文字依然是希腊语和希腊文，只有罗马人之间才使用拉丁文。尤其是罗马人鄙视埃及神灵伤害了埃及人的民族感情，使二者之间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