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佐耕
我是慈溪县范市杨家村人，由于父母早亡，家境贫寒，17岁时到范市一家小药店里当学徒。这时，三五支队已在三北一带活动。他们打鬼子，歼伪军，作战勇敢，对贫穷百姓又很好，纪律也十分严明，受到广大穷人的称赞和拥护。我心里很想到这个部队去当兵。范市还有一爿比我们大一点的药店，其中有个职工叫岑鸿章，同我关系很好。他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和这一思想后，认为我这个人根子正，也较老实、正派，因此，他十分关心我的进步，经常将一些“反对剥削”之类的油印小册子送给我看。平时闲谈中，不断启发我的阶级觉悟。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对我说：“参军不必去了，留在地方上干革命也是一样的。”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从此，我对他更为信任，有什么想法都向他谈。在他的帮助教育下，我于1943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岑鸿章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那年我还只有18虚岁。
入党后，接触到党内的同志就多了，最先是邱王的一个老师（党员）来与我们联系。后来，赵平、周明、马平（即马阿堂、马近琪）等同志也经常来联系和指导工作。马平通过我，向我们药店对面的一个青年鞋匠租了房子，开了一爿杂货店，实际上是建立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1944年上半年，我也到该店，做马平的助手，以送货或沿门去做生意为掩护，干一些联络工作。
8月底的一天，周明来找我，说想把我调到海鹤庵王文祥那里去负责买菜、烧饭、打扫房子等杂勤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周明听了很高兴，嘱咐我以后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要做到领导讲的、做的不能乱传，知道多少就多少，不该问的不要问，叫做啥就做啥。9月1日，我高高兴兴地到达海鹤庵。
王文祥当时是三北城工部负责人（后为浙东区党委城工委书记），大家都称呼他为“大哥”。他的秘书（即爱人）陈明华同志，大家称她“三姐”，凡是来联系工作的同志都这样叫她，我也就这样称呼他俩。
海鹤庵离范市不远，在范市北边，坐落在四周河滨交叉的一片广阔的棉地之中，整个庵内除大哥、三姐和我外，只有三个小和尚。因此，显得冷冷清清，寂寞得很。虽然三天两头有同志来汇报工作，然而总是偷偷地来，暗暗地去。记得来的次数比较多的，或者住过一二夜的有王起、周明、赵平、乐群、胡章生、陈刚（老韩）等同志，其他多数是当天来当天走的，因当时不好问，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职务。
我们在海鹤庵住到年底，就搬到南山去了，也就是到“大陆商场”去了。大哥比我们早走几天，我和三姐从河姆渡过姚江，先到袁马，在那里住了几天后，又搬到梅岭下。
大哥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爱护信任，在安全上对我也关怀备至。在海鹤庵时，他平时经常教育我要注意安全，注意保密，凡是看过的书刊，写过纸张要随时藏好（放到庵里挂着的一块匾的后面），决不能疏忽大意，以防意外。还对我说：“万一有情况，你就先跑掉。”一天下午，果然有一支伪军姚华康的部队来到施公山，东张西望。傍晚，老和尚奔来报告，说那支部队的人曾问他：“这里有共产党吗？”他回答说：“没有，没有。”老和尚是知道我们底细的，他守口如瓶。为防敌人闯到庵里来，大哥命令我与刚来联系工作的老韩（陈刚）赶紧从后门出去到棉花地里隐藏起来。我们说：“那你们怎么办？”他说：“我们不要紧，我可以以身体不好，因病休养作借口掩饰过去的。”在危急关头，大哥不顾自己安危，把同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品质是何等高尚啊！可惜那时候的我，作为警卫员，竟然离开领导，只管自己躲避起来，那天到半夜里，听听没什么动静，我俩才又回到了庵里。
1982年11月6日
（选自《王文祥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