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关于这个主题，我不喜欢去写，也不喜欢讨论，因为我一直不能理解他。我不明白，他在为什么而做努力，我不知道他描述的是什么样的概念。他突然出现在著名世界大国的台座上。他出现在历史上，不仅代表他自己，更是强大国家的领导人，而且是经互会（RVHP）及华沙条约各国起决定作用的人物。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消失，他负有显著的部分责任。我这样断定也是从他的“令人钦佩”的1987—1989年的活动出发，那时他出访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明白地说：各国在政治上要有变动。但这个变动是什么样的，他没有讲。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大家都抱着希望，来了一位年青的、充满活力的人，有新的主意和立场，那时突然间好像一切都变了。在国际政治中，的确开始了冰雪融解，苏联报纸刊登关于他们社会状态的没有见过的文章，各种禁忌被冲破，开放了谈论市场、企业活动、全球旅行、在艺术上的思想多样性、货币的可兑换性及人权的普遍性。好像是，我们可以回到郑重考虑经济及政治体制的改革。戈尔巴乔夫说：“让每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匈牙利和波兰，对这个话的确是拿了过去。他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经济状态主要是外债迫使要进行激烈的变动。在我们这里，情况不一样，我们商店货物充足，也没有天文数字的美元外债，我们实际上不曾有任何债务。
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来到了布拉格，大家都在等，关于1968年他说什么。他的一般性的政治宣言和关于悲惨过去的讨论，好像只是对很多天之后的允诺。那已经是布拉格之春20年之后了！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不过还是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众泼了一盆冷水：评价1968年及8月21日只是你们领导的事。
世界上令人赞赏的戈尔巴乔夫，没有注意到在“大国”内，不仅失去了自己国内的国民的难以捉摸的政治支持，也失去了高层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后者）取消了他的权力，暂时给他留下了没有内容的头衔。在舞台上出来了那背后的三个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Jelcin）等。叛乱分子被逮捕，苏联解体。向世界夸耀说“解散”共产主义。只是这样作为开头，一个人被一小圈子人围绕着，这些人通过这个人，组织了庞大的、绝对想不到的、到那时为止无法想像的现有两级世界地图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的登场带来了希望，等待变化。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对变化的理解可能有差别，但是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在狭窄、还是在广泛的概念上，只要是指向解决各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系统的慢性病痛，总是一种贡献。这是合乎逻辑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向世界描述了苏联历史上新的情景，但除了一般性的、多少有点不清楚的题目之外，对当前的体制没有提出什么改革。他的说法“值得注意的关于在1960年的社会主义胜利”可是需要拿来谈一谈。
在1958—1960年，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意想不到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舞台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在莫斯科和在布拉格，逐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到达了社会主义时代，干脆说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胜利了。所宣布的评价唤起了一种概念：解决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成绩的过度评价，引导到了对社会发展和精神上的政治统一的不真实的称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全部的国有化的宣布不是也没有什么不对吗？全部的国有化是我国的党领导层当时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在满意的气氛下，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有成绩的，同时决定了在下一个五年中我国的不现实的经济发展。为了达到经济平衡，我们由于没有完成计划的任务而加剧了已经存在的不平衡。“政变以后的胜利”，那时的不平衡的各种后果不断地打破了我们的思想，他们列举说那时在国内市场什么都缺少，这个我们自然是意识到的。我可以幸灾乐祸地来补充一句：1989年以后，共和国显著的欠债了，外债超过10亿克朗，从国内消费者那里借了另外10亿克朗。我们不像“他们”，我们的工作做到了零外债。那时每年化几百万进口不足的货物就足够了，11月后的资本主义的正常化人士的论点说，那时我们的人是如何地挨饿。我们能这样做吗？是的，能这样做，可以做到。只是在一个条件下，就是改变经济体制，但这没有实现。在党的领导层中占优势的是保守概念，这是失误的核心。现实地评估形势，而不是主观的非现实的希望，这是原则，在每一次决定国家的命运、存在和未来时要尊重的原则。不然的话，整个复杂的国家、社会和经济制度会遭到破坏，并在国家中引起不安全，有时会是不稳定。
在赫鲁晓夫大叫大嚷地宣布自己的“赶上和超过美国”之后，接着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其唯一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保守模式，什么都不要变动。有时出现的不足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管理实践中的毛病。这是1964—1980年始终如一地实现的政治路线，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带来自己的后果。在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的党内保守势力一直支持这个政治方向。另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的系统缺陷，一直明显地表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各国家的领导层，有时很少也发出号召，说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负责任的人，特别是政府和经济方面的负责人没有实现这个路线。对这样的号召一般是没有反应。少数关于需要变动系统的意见停留在无人响应。
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是不清楚的，身体不好的勃列日涅夫不能进行统治，不能做决定，统治和决定由党的机构进行。勃列日涅夫死后，接着是短时间的接班人，最初是尤里·安德罗波夫（Jurij Andropov），强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原首脑，接下来是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erněnko），前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在当选后出版了关于卡尔·马克思遗作的内容广泛的论文，这个说明了在苏共政策上的某些变化。重病的安德罗波夫投入工作，其明显的意图为捍卫一系列的改革和恢复经济的增长。注意力指向了和不断泛滥的贪污、特别是党务工作者滥用职权的斗争。在他周围集中了智囊团，这些人后来保持了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遗憾的是，在担任总书记职务只有14个月之后，安德罗波夫就死了。这太短的时间，不足以使他的意图能够有效地实行。人员的变动，很快地一个接着一个，什么也解决不了。还没有来得及让一部份政治改革进入试运转阶段。这样差不多经过了6年苏共首脑的临时性安排。
戈尔巴乔夫不仅对我们是榜上无名的，他原来担任过一个不著名地区的地委书记，后来在苏共中央担任农业政策的书记。在这个职务上，他曾在中央全会做过有关农业政策的报告，在报告中——坦率地说——没有讲出来多少想法，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也没有建议什么有指望的东西，只是重复了老的、传统上不成功的一些措施。没有经济方面的主动倡议，没有对所保护生产的农业产品进行投资，就不可能等待会有什么成绩。
1985年在布加勒斯特华沙条约会议，参加的各国代表团都由总书记带领，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收到由戈尔巴乔夫签名的一张条子，要求和雷日科夫（Ry？kov）见面并和他讨论经济中的各种改革步骤。他写到了雷日科夫是新任的部长会议主席，对他提出了和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相类似的问题。
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j Ry？kov）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原来是西伯利亚斯维德洛夫斯克的一个大机械联合企业的总厂长，在许多国际接触中是一位交谈各种现实问题的出色伙伴。
和尼古拉的会面，是部长会议主席在党领导层中在调整价格上遇到坚决的阻力，是关于为了恢复国内市场的平衡提高（我们那时叫到“调整”）零售价格的建议，这次建议，包括重复提出的修正建议，都没有通过，雷日科夫在坦率的谈话中，说他个人对当前的发展深感不安。没有做任何具体的准备就作出决定。他完全不掩饰对这种目前的发展会导致什么的担心。我的伙伴抱着怀疑态度向我描述，没有产生任何新的概念，所有都在一般性的口号，即我们有“重建”下面进行。关于价格的调整牵涉到住宅、供热和其它服务，并遇到了阻力。在领导层中，并没有讨论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逐步实现在国内的市场上的平衡。尼古拉·雷日科夫最后由于心肌梗塞在医院住院。而如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到医院探视了他，并撤消了他的职务。
上面讲到的戈尔巴乔夫写的条子，它辗转传递经过几十双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的手（很多人为了兴趣还将条子读了一下，这是从戈尔巴乔夫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我和他第一次的个人接触），引起了普遍反响，甚至于确信：说我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我的“家里”的保守派反对者，据此得出结论，对什特劳加尔必须要给以更大的注意。
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开始，对他在看法上分歧很大。一些意见是抱着希望注意他，我也属于这一种；其他的抱着担心；事实上最后是第三种，保守派和始终怀疑派，他们作为我的永恒的反对派，长期提醒我的乐观等待，可能直在今天还在提醒。我的一位同事（我们叫他为克里姆林宫学者）很熟悉莫斯科的关系，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就反对我的乐观等待，他知道一些戈尔巴乔夫的同事，他利用世界上出版的医学书籍中权威专家的肯定，说这样类型的人是不定型的、意见多变的、容易受影响的。
遗憾的是，形势的发展证实了这点。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共将不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是事实，对布拉格有些变化，勃列日涅夫不打电话来，戈尔巴乔夫也不打电话来，但是部长或处长仍然打来电话，提出建议，给出主意。也就是说，党的机构还要按老的在做。
宣布的口号是“透明性”、“重建”、“加速经济发展”，这不意味着开始改革步伐。没有具体的措施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做。只有口号你争取不到人民，也养不活人民。
不仅是我们国家，也包括所有的成员国，都在留心注视，苏联究竟在做什么，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之后，才出台了一部关于集体合作社的法律，它应该是经济改革的开始，其目的是在服务、生产和外贸方面可以私有。但是法律规定很高的税和各种职工限制，在实际上引起不了改变。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在国内已经显著地减弱的时候，这个限制及高额税才缓和下来。禁止生产伏特加酒和它的消费，不能被认为是怎样现实的做法。我们产生了怀疑，究竟在莫斯科发生了什么。
所希望的对改革的支持逐步地悄悄溜走了，对严重降低生活水平的担心，使相当一部分居民处在批评的状态。随着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中民族主义倾向的增强，新当选总统的威信也减弱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指出今后的发展，但他的反对者，以叶利钦为首的却指出了，并出现了奇谈怪论，在现代历史上从没有过类似的事。
在开始的时候，看上去很有希望，但实际上是不幸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而且没有太多好的回忆。他在1987年4月来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只到了布拉格，他断言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危机形势做什么，更不用说解决苏军在捷史斯洛伐克驻留的问题。这已经是勃列日涅夫一直拖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古斯塔夫·胡萨克和他在几次的个人谈话中徒劳无功。
我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在柏林的华沙条约公开会议上当众大怒，甚至于大骂苏联国防部长，为的是当时有一架德国飞机越过了没有注意到的苏军的对空防卫，一直从德国飞行并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这不单成为世界公众的笑料，也为1987年5月末召开的政治咨询委员会参加者所嘲笑。我想戈尔巴乔夫时代，在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危机方面，很难恰当描写有什么特点。
经济及财政的失败，苏联的千真万确的解体，从根本上减弱了这个世界大国的威信和实力。军事政变和多民族苏维埃国家的萎缩——这是双极世界的结束。
不能相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广大的顾问组成参谋部没有看到，当然也在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帮助下，在那时的世界上，加强了美国和戈尔巴乔夫相联系的还有废除了雅尔达的关于战后划分世界范围的协定。雅尔达——内容广泛的关于世界和平安排的协议文件——由于它的废除，开创了地理政治根本上的改变。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每个人都记下来，这位苏联国务活动家，在世界上增强了他的威望，他表现为好像是一位突出的和平缔造者。
戈尔巴乔夫只是不久前，经过很长的时间滞后，说到里根没有完成许多在已签订的裁军文件中的承诺和义务。相反，新的布置已经仔细地准备好，并逐步在实现。苏联的解体根本上改变了形势，俄罗斯已经不是超级大国。事实为一切说话。当苏联存在时，美国和俄国的国民生产毛值的比例为10：5，在苏联解体之后，显著地变了，美国10，俄罗斯1.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在美国的帮助下，准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这是全球性的对俄罗斯领土的收紧和包围的一部分，包围俄罗斯为西方军事政治集团所拥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俄罗斯联邦发表的侮辱性讲话，说俄罗斯不适当地拥有不寻常的广大的能源，她的讲话说明了那时美国行政领导很令人佩服的意图。显然地在考虑，如何使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手术将俄罗斯的能源按希望的尺度分割开来。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这样希望过，遗憾的是，他也没有这样假设过。可是他也没有对此表示歉意。他曾经是苏联、世界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政治家的个人责任是无可置疑的。
在我们国家，也明显地有过各种矛盾的论调，有些人原来很害怕，戈尔巴乔夫将倡议在政治方针上的根本改变，后来他们很满意，因为这属于戈尔巴乔夫进行“重建”以外的要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曾是戈尔巴乔夫的粉丝（狂热爱好者），但我们看到，除了俄罗斯伏特加禁酒令之外，什么也没有根本上的变化。进行体制改变的希望，从眼前消失了。莫斯科政策的改变，我可以这么讲，会决定性地影响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可以理解的是，如果没有在阵营的其他国家的领导层中进行重大的人事变动，是什么事都做不到的。然后，这同样是日程上的事。
胡萨克还是总书记的时候，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降低军队预算的建议。因为现有为数20万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庞大开支极大地阻滞国家的整个发展。大家知道，华沙条约成员国从50年代开始，投入很高的预算资金，目的为取得军事领域的战略平衡。这曾经是做到了，但到80年代末期，已经明显有一定的落后，没有对国家的整个经济包括生活水平的牺牲，就不可能赶上去。华沙条约成员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产值中，占三分之一，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水平不到他们的40%，由于在军事领域要求战略平衡，使得30多年来，华沙条约成员的国防预算支出的比例大大高于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
古斯塔夫·胡萨克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求，让从捷克斯洛伐克撤走苏军士兵。所谓的莫斯科议定书，包括了一项规定，说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形势已经稳定，军队将离开，关于这个，根据我们的观点，那时候已经是无可置疑。
戈尔巴乔夫在世界上不断地更明显地被指出作为和平缔造者，两个这种建议——减少军队开支和撤军——没有给以任何的答复。甚至那怕是外交礼貌要求，也应该作某些不重要的反应，例如事情需要考虑一下，对建议将研究研究等等。戈尔巴乔夫在那时候和胡萨克，不像对主权国家的对等的领导人一样地进行讨论。当古斯塔夫向我通报相关讨论的情况后，瓦解了戈尔巴乔夫作为新型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我脑中的形象。根据我最初的，显然是天真的想法，以为是在政治、在经济以及在国际方面进入了新的进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看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对苏联今后发展没有具体概念和想法的政治家，影响他的有各种顾问，这些人单方面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找东西，却从来没有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在苏联内部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戈尔巴乔夫让开了，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华沙条约其他国家自发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他原先也没有预料过的。现在不清楚，他有没有过可供使用的想出来的方案，考虑过导致在苏联所希望的改革的战略纲领，这个纲领也会影响到阵营的其他国家。当前的政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没有研究在那时苏联可能的另外方案的发展，我不相信，这位缔造者——也许更合适一些是用“有过错误的人”这个名称——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演过的历史剧，有没有想过什么不同的方案。
在根本上，组织在世界不小的地方，包括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体制变革，引起了在法律上嫌疑犯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存在不寻常的范围内的重大犯罪行为？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本人需要客观地去看。他对所有这些没有想出来。对这些是其他人“专业地”、更有能力的想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可能有疏忽责任，原因是由于他专业上缺乏培养。这样的行为不会列入国际法庭的程序，是属于“历史的政治舞台地下室”范畴。
事实是，在戈尔巴乔夫任总统时，由于叶利钦和其他两名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的号召，造成了苏联的自发解体，可以记录为政治的绝对故障。这是在世界现代历史上，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没有类似事件发生，这是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最大的政治丑事。
还有一件奇闻令人联想起，在政变之后，哈维尔总统给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颁发了一枚捷克共和国最高勋章。他做了什么贡献，从颁发的文字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做了贡献。在11月前的时期，胡萨克总统也给戈尔巴乔夫颁发了同样的国家高级勋章，在这个情况下，我是感到发窘的，授勋的理由是这样写的：为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为此做了贡献。
我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上面，我们所有国家都以共同的手参与了，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地和果断地实现根本的改革步伐，没有解决在各国内部剧烈的矛盾。然而我拒绝这样的思想，说戈尔巴乔夫道路所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代表了唯一的方案。这是排序中最后的一种，许多坏方案中的最后一种。能干的、在那时代经过准备的战略家可能会选择另外的方案。我确信，全世界的大多数会带着理解来接受这种方案。我不是说，那时所谓的苏维埃模式的社会主义会是现实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