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中央委员会全会研究了国家的政治形势，这是在我辞去联邦政府内阁总理和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已经15个月之后。总书记的报告是他的观点的一个例子，说党的领导对国家的局势时不表明意见，因而也不提出走出这个深刻危机的出路，社会已经有较长时期经受这个深刻危机。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认为所讲的报告不会经得住甚至于那些街头组织成员会议的考验。这也符合几十名全会参加者的讨论水平。报告既没有对形势做那怕是表面的描述，更不用说分析加剧中的政治危机的原因。困惑不安、随随便便地描写那里发生了什么，没有力图去认识党和国家深刻危机的根源，这些是中央主席团报告讲完之后逻辑的后果。
一开始我就害怕，会不会在讨论中寻求过激的解决方法，即号召使用武力。最后我评价了，除了二到三个这样的建议之外，绝对多数倾向于唯一可能的和合理的政治解决办法。唯一的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同意的一条，是建议党的领导层，包括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内，离开自己的职务。这也发生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第一阶段。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出辞职的惯用套语，绝大多数在场的委员接受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挤出了一个问题，在登峰造极的危机形势下，改变最高的党领导是不是正确？我自己对辞职是投了赞成票。自然也允许其他的意见，但根据我的观点，在当前的感情激动的紧张形势下，不会获得成功。党领导实际上没有提出对国家形势的分析，没有响起自我批评式的、承认在过去几十年的错误战术和战略，没有表示出远见，没有提出当前危机形势下的任何出路。所以在“索蓬内”（Sorbonny——高级党校楼的“人民称呼”）的休息厅中响起的声音——当我们在坡下有麻烦时，不要换马套车——没有成功的可能。
在神经紧张的气氛中，提出了许多对新主席团成员的建议名单。对总书记职位有好几个建议——其中有乌尔班内克（Urbánek），赫根巴尔特（Hegenbart），什特劳加尔。对所有建议我担任这个党的职务的人，我接着就声明，我如果被选，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接受这个职务，我促使他们收回建议。这些虽然没有成功，但投票结果是乌尔班内克当选。什特劳加尔差一票，这样我就躲开了党的压力和个人的不愉快。
我还碰到过这样的怀疑，我在1988年的辞职，事实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是被撵走，被领导层中的多数迫使离开。我确实是自己决定的，并且在这样的认识上：1988年底，在当时形势下，改革的出路已经不现实，可能也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当时我认为，我辞职是最佳选择，最后的看法是对的。民族大道事件的侦查委员会成员之一，今天一位知名的律师，他表示的意见也没有说：什特劳加尔从党的领导层“离开”是不认真的。
胡萨克曾经确信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推迟了改革的实行，在他离开捷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之后，党的领导实际上不会再乐意去考虑政治改革，更不会去考虑苏军的撤离。而如果没有放松和党的控制作用相关的政治紧抓，经济改革也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我考虑了戈尔巴乔夫的举动，他个人也在纲领上对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表示怀疑，但没有进一步的具体说明，这样，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孤立地成功进行综合改革，那就只能等于一场冒险的魔术。同样可以认为，苏联各成员国的联盟关系正在开始分解。而在各成员国的权限提高之后如何进行适当的合理化，对此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考虑。在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做到增强党领导层中的改革力量。我的确认为我离开最高职务是唯一可能的出路。再一次声明：没有人开除我，“我自己”撵走自己。对于党的领导层和反对派代表在1989年11月和12月的最后谈判，我不认为完全合适去进行评论。
在中央委员会11月全会上，关于人事问题决定的时刻，古斯塔夫·胡萨克对于我当候选人的事是迎面而上的。那时他还是共和国总统。在简短发言中，他表示反对选举什特劳加尔为第一书记的建议。他没有解释。他强调说不愿意发挥他的异议。在纷繁杂乱的情况下他的发言被听取了，什特劳加尔没有当选。可以理解的是，所有在场的人都很惊奇，不知道在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预感到他是怎样考虑的和什么使他抱着这样立场。过了不到两星期，我们两人见了面，互相谈了话。胡萨克向我解释：“……卢博希，我希望，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发言了。很清楚的是，如果他们选了你，对党没有什么帮助，只是损害了你。对我们过去几年来共同思考的一切，已经晚了。我现在对那些想得很多，我很受折磨”。在1989年12月讲的这些话，我想引证得很准确。这是我们交往的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目前在公众前被歪曲地描述出来。对他的客观评价无疑会来到的。
我再一次地强调，对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我没有去努力争取过，连考虑都没有过，大部分我的工作活动是在政府职位上。在25年间，我曾当过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内务部长，副总理，最后是政府总理。在这些职位上，我积累了经验，知道国家机构是怎样运转的。在60年代，我认为的主要任务是：形成并逐步在生活中实现在经济和一般的社会平面上的改革。我就是认为，正是在这里，政府可以进行最多的活动，并且大概也会做出成绩。
如同已经有过的那样，对身居高层职务的人，不管在什么体制下，都会散布各种故事、逸闻、诽谤，不过是各种闲话而已。据说我也拥有几处城堡，一系列的别墅，还有各种情人，其中还有许多女歌唱家。如今还在谈论，说我的父亲和安托宁·诺沃提尼曾一起在一个集中营里，诺沃提尼答应他，说要在战后关照他的儿子，父亲和A·诺沃提尼完全不认识，从来没有碰到过，每人都被监禁在不同的纳粹“装置”里，简直是在说各种各样的胡话。那时候我们没有林荫大道，因此大部分这种“保证真实”的消息传播开来，都是通过外国的媒体，主要是口头流传，对此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