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平津战役、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殆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战车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即将碾过号称天堑的国军防线，横扫华南和西南，就连大西北的胡宗南军团、青海的马步芳集团和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也都是岌岌可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和国民政府首脑的蒋总裁深感大势已去，便已经做好了退居台湾的准备，大量的国宝、黄金甚至资财开始陆续运往台湾。同时，蒋总裁还提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着手经营台湾。尽管他并没有彻底丧失对大陆的希望，一方面策划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虽然已经丧失了和谈的资本，但还抱有一线希望），一方面命令他的军队负隅顽抗，其实，他已经打定主意，依靠台湾海峡这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据后来负责筹划解放台湾的粟裕估计，以当时解放军的海军实力，当时确实难以解决台湾问题），依靠国军强大的海军，在加上美国的保护，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蒋总裁看来，退守台湾，并非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旦准备充分、时机成熟，还是要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他至死也都不曾有过让台湾独立的想法。这也正是毛泽东对他敬佩的地方，这两人分别领导国共两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从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怨再到个人情感，可以说是仇深似海，但从维护祖国统一的角度，毛泽东仍然对蒋总裁有着高度的评价。
话说1949年6月初，美国政府眼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相继解放南京、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和湖北、浙江、江西等省，深感国军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就会丧失整个华南，甚至台湾也都难以保住。一旦解放军解放大陆后，解放了台湾，就会直接影响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圈，共产主义就会像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到世界上特别是中国周边被压迫民族，进一步膨胀共产主义的势力。所以，美国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它决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占领台湾。但是，仅仅依靠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是很难保住台湾的，美国又不想直接占领台湾，以免破坏中、美、英三国签订的《开罗宣言》（该宣言规定战后将日本占领的台湾归还中国），失信于国际社会，同时也怕引起苏联的过激反应。因此，美国政府就想出了使台湾实现国际托管的阴谋，企图使台湾独立，将台湾变为美国的附属国或殖民地，建成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桥头堡。于是，1949年6月9日，美国政府就提出了托管台湾的计划。这个计划由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联合提出，主张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实行公民投票，以达到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台湾独立的目的；并由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此计划一出，立即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6月18日，针对台湾将由联合国托管的国际舆论，蒋总裁向国民党再三申明，一定要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将台湾交归盟国。随后，蒋总裁又通过国民党驻日本东京代表团转告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反中国国民心理，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澎湖列岛）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就这样，在蒋总裁的授意下，以李宗仁代总统为首的国民政府先后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麦克阿瑟表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或实现台湾托管。6月29日，留日华侨联合会还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任何想使台湾独立，或交盟国军事管制，或由国际共管的企图，都是不顾台湾人民意志的恶毒阴谋。”并再三声明：“台湾的归还我国，已经在开罗和波茨坦宣言内明白规定……已经是神圣的确定事实。”9月24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根据《开罗宣言》，台湾、澎湖列岛已移交中国。
可以说，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由于英国政府的表态，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由于以蒋总裁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避免了台湾独立或者被联合国（或者盟军）托管。
在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也唆使台湾独立，可是蒋总裁却说道：“谁要搞台独，我就要谁的脑袋！”由此便可以看出，蒋总裁的确是一个中国的坚定捍卫者。
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日据时期，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台湾人民又不愿意做“皇民”，这便产生了所谓“孤儿意识”，分离主义处于潜伏状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台湾没有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状态，使得海外的反华势力和岛内一些戴着不同面具的分离主义者，便炮制出所谓台湾“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企图“划峡而治”，让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蒋总裁父子虽然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方面却与中共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在1992年以前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才会提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的这种对台政策。
“台独”思潮的产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国民党对岛内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无视台湾人民利益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台独”均损害国家尊严，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和动摇，所以蒋总裁父子执政期间，对岛内的任何“台独”言论和行动，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对文学上的“台独”倾向，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其寻找任何机会和借口出现。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期间，“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就已经开始冒头，有部分乡土作家强调台湾农村与中国不同，并由此否认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发言人陈纪滢就曾严正指出：“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反对，那是‘台独’思想。”陈纪滢之所以这样敏感，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等一些反华势力在策动和支持“台独”，致使台湾文坛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着，零星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民党当局均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对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则重拳出击。
为了反对“台独”，台湾当局还动用了法律武器，特意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台独”案件。还在1950年末，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60年代当局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势力这一重大事件。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和企图推翻蒋家王朝，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结果也被判叛乱重刑。
蒋总裁父子坚持“一个中国”，还在“人团法”中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分裂国土，有违法者，不予许可”。这是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及其附属的文艺团体的一项特殊法令，是专为“台独”团体及其活动治罪的。这表现在文艺团体的成立问题上，蒋总裁父子认为民间团体的设立应有利于祖国的统一，而不应与“台独”思潮沾边，并对那些假“台湾”之名行宣扬“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为此，“内政部”曾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例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台湾”而改用“台湾省”，该会于1969年则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其余团体一律称“中国”或“中华民国”，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等等。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
为了防微杜渐，防止“台独”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国民党长期不许在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而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
是坚持国语写作还是用所谓“台（湾国）语”写作，这也牵涉到台湾地区文学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蒋总裁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官方语言。用汉语写作，用“国语写作”，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基于这种看法，台湾当局除在光复后初期允许中、日文并用外，在过渡期结束后的1946年，便雷厉风行推动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以树立“国语”的霸权地位。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当局强制他们学习“国语”。当有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发展，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应用“台湾话文”写作时，蒋总裁父子对这种企图颠覆国语统治地位的言论，毫不退让，甚至还说语言学里根本就没有“台湾话”。所谓“台湾话文”，说穿了就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话文”皆为中国大陆方言，而不是什么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台语”。
我们不能不说，蒋总裁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为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国家分裂，还是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