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布协防台湾后，蒋总裁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既然没有了安全问题，蒋总裁便把建设台湾当成自己施政的重点。1950年8月14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联合扩大纪念周上演讲，指示今后要把建设台湾当成“反共抗俄”的基本任务，使台湾不但成为“反攻”的基地，也要使其成为“收复大陆以后建国的楷模”，并提出了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目标。
这时候的台湾经济早已经败落，随着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的涌入，更使得岛内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济也都到了危局难支的地步，社会极其动荡不宁。实际上，蒋总裁已经意识到台湾当地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到来是心存抵触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就得到了情报，该情报显示，美国佬一直都在不断地鼓励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军政机关，并怂恿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要求独立与自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台湾政客便酝酿着组织反对党。而台湾当地人所表达的“参政”意志与要求，蒋总裁更认为是“趁火打劫”，他在日记中就曾记道：“台人两派各走极端，尤其是在此外交不利，形势急迫之际，台人乘机要胁，趁火打劫，要求台省主席由台人任之等事，令人痛心。”
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蒋总裁自是急得寝食难安，在日记中还自称“不胜忧惶，不知究将如何处置矣。”1950年1月16日。蒋总裁特意召见了国民党籍的台湾人士，其谈话的内容就是关于台湾各派人士的团结问题，他希望台湾人士能够宽容谦爱，消弥介蒂。1950年1月28日，蒋总裁复职后，也很注意到对台湾人士的安抚与拢络，曾下令要求内地迁台之人必须严守法规与秩序，必须要尊重台湾的原住民，同时决定在升迁党政人员的时候都以台湾的原住民为优先考虑，准备大批的培养当地干部。1950年4月23日，蒋总裁就有了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设想，其背后就有安定台湾社会、安抚台湾民众、稳固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深一层用意。
按照蒋总裁的要求，陈诚领导的“行政院”立即制定了新的施政计划。新计划的重点是由“保卫台湾”转为“建设台湾”，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文化建设方面，加强三民主义文化教育，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保持民族的自由与国家的独立”；第二，在政治建设方面，厉行法治，完成“民主政治”；第三，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以协调代替斗争，以培植代替剥削，以管理代替控制，以期农林复兴，城市繁荣，使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这三个内容的具体实施办法如下：在资本问题上，制止非法营利，均衡企业的发展，国营民营作合理的配合，并以征税的方法平衡社会财富；在土地问题上，应实施照价征税，涨价归公，以平均城市地权，贯彻“三七五”减租政策，扶植自耕农，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目的；在劳工问题上，应促进劳资双方互相合作，以增加社会生产，并扶植劳工组织，保障劳工权益，举办劳工社会保险，安定劳工生活。
这份新计划中还特别强调，上述各项皆为当前建设台湾之急务，亦为将来建设大陆之最高原则，务使此坚强的宝岛，成为国家复兴的基地，并使良好的制度与建国的规模，逐步建立起来，成为三民主义的示范区，将来大陆收复，全国各省区的施政与建设均以台湾为准绳。
1950年5月，蒋总裁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表示：“以台湾为新生力量，建立台湾为三民主义实行之模范省，以政治经济的成果为反攻大陆恢复民国之基本武器，来与共俄斗争，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不得不说，蒋总裁最初提出将台湾建成“模范省”，无非是要安抚人心，渡过难关。台湾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块“反攻大陆”的跳板，他并没有长期困守孤岛的打算。可尽管如此，他对建设台湾的问题仍然很重视。他在1952年元旦讲话中就曾说道：“我们今年工作的总目标是使台湾省确实成为三民主义政治设施的模范省和雪耻图强、反攻复国的基业。”具体说来，就是要加强“互相合作，增产竞赛”的经济建设，“敦亲睦族，勤劳服务”的社会改造，“克难实践，自力更生”的政治改造和“明礼尚义，雪耻复国”的文化改造。
经过几年的努力，再加上美国的援助支持，使得台湾的局面日益稳定，而“反攻大陆”则显得遥遥无期，这时候的蒋总裁不得不做留在台湾的长期准备，因此，他干脆形成了一套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论。1956年1月，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详细阐述了其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论，要求一定要在未来六年之内，将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而且要以建设台湾的实际经验和有效方法，作为反攻胜利之后，重建大陆的蓝本。他在演讲中还指出，建设台湾为模范省的理论依据是他所撰著的《总理遗教六篇》、《中国之命运》、《反共抗俄基本论》和《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等几部书，并很有信心的说道：“大家如能认清总理全部遗教的精义，把握我前举四种著述的要点，再能参照我历来对于建设国家的意见，以及六年以来，我对国家建设问题所做的重要指示悉心玩索，全力遵行，你们对于台湾建设事业的完成，必能按图索骥，决无贻误。”
蒋总裁所提到的这几部书，前两部成于大陆时期，《反共抗俄基本论》前文已论及，《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则是由1952年1月出版，是他到台湾后的另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全书分序、育的问题、乐的问题及结论四章，共五万余字。
多年以来，蒋总裁一直都认为孙中山之民生主义，不应该仅仅包括衣、食、住、行这四大要素，还应该包括育和乐两大问题，因为孙中山在著述中虽对这两个问题有所涉及，但却并不系统。毕竟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旧的社会组织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更无法解决民生主义的育乐问题。因此，他根据孙中山有关育乐问题的论述，加上自己的设计，提出了解决民生主义育乐问题的方案，以“补总理民生主义全部讲稿中未完部分的缺憾”的文章要告诉人们三民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在“育的问题”一章中，蒋总裁讨论了生育、养育与教育三大问题。关于生育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口数量众多，而是其人口质量不高，而且人力资源利用很不合理。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品质，在农工矿业布局、城乡发展规划方面要促进人口的均衡分布，做到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每一个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间和健康的环境。关于养育问题，他认为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家庭传统功能的弱化，儿童、疾病残废、鳏寡孤独问题越来越严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大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普及国民卫生教育，重树“国之本在家”的伦理观念，国家、社会、团体与个人共同兴办社会妇幼、养老、卫生保健等公益事业。关于教育问题，他认为在变动的社会里，教育是指导国民从旧社会瓦解中建设新社会的唯一道路，然而，过去的教育存在三大缺点，即升学主义、形式主义、孤立主义，不注重生活教育、能力教育，因此他提出民生主义的教育内容包括“四育”与“六艺”，其中“四育”指的是智、德、体、群；“六艺”则是指中国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数，他认为教育的使命在促成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教育的任务在充实学生生活的内容，家庭、社会、学校必须密切配合，教育的形式要多样化，要加强对儿童强迫教育、成人识字、家庭生活教育、公民教育、娱乐生活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国民军训、童子军、劳动服务等方面的领导和管理。
在“乐的问题”一章中，蒋总裁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康乐的意义、康乐的环境、心理的康乐及身体的康乐。关于康乐的意义，他从身心的平衡、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城市与健康、闲暇与娱乐等方面加以论述；关于康乐的环境，他从城市乡村建设的原则、山川林原的设计等方面论述；关于心理的康乐，他论述了文艺与武艺、社会变动中的文艺、音乐与歌曲、美术、书画与雕刻、电影和广播、宗教等问题；关于身体的康乐，他从国民生理的康乐、健康的习惯、国民体育、现代国民必须具备的器术和技能等方面作了阐释。
在全书的《结论》中，蒋总裁说明了民生主义建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指出民生主义建设的最高理想是逐步实现《礼记·礼运篇》中的“三世”。民生主义建设是从小康进入大同的阶梯，他还特别描绘了一幅未来“大同世界”的图景：法定男子五六岁的时候就要入小学堂，以后全部都由国家来负责教养，直到20岁为止。学校中还负责教育各种学问，等长大学成以后，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民，拥有参政和自由平等之类的权利。20岁以后再由个人自食其力，等到50岁以后如果年老无依无靠，就统一由国家资养。
《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主要讲的是民生的具体问题，在蒋总裁的诸多言论中并不太多见。客观上讲，在这篇文章中蒋总裁关于加强教育、卫生事业、城市发展、市政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些具体论述还是颇有见地的。只可惜，当时的台湾媒体厚颜炒作，非要吹嘘这篇文章是建立自由安全社会的大设计，是把变乱的中国建设为康乐的中国之大设计，更有一些报纸干脆吹嘘说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孔子学说与总理思想融贯为一体的最好体现。
对于蒋总裁提出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当时台湾社会的普通民众都反应不大，毕竟大家都在为了温饱而奋斗，又在“戒严体制”的白色恐怖中，“大同世界”之乐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另外，这个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是“反共抗俄”战略的一部分，蒋总裁的“育”、“乐”之中，都融会了“反共仇共”的内容。正如蒋总裁所说：“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乃是反攻胜利的前提，亦是复国建国的基础，说得更明显一点，如果台湾不能建设成功，则反攻大陆必无把握。”
同时，蒋总裁还具体指出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共有三个努力方向：第一个方向为心理建设，树立“反共复国”必胜信心；第二个方向为政治建设，进行调查户口、办理警卫、清丈土地、发展交通、普及教育等工作，保障社会安定，以收“教成政通，风移民新，举国一致，精诚团结”之效；第三个努力方向为社会建设，以厉行战时生活，发扬法治精神为主要内容。此外，蒋总裁还提出，要达到目标首先要完成“十项急务”，即建立警政、户口普查、交通建设、地权平均、林业整顿、壮丁训练、环境卫生、物价管制、劳动服务、民选制度等。
不得不说，蒋总裁在经营台湾上算是煞费了苦心，不但事无巨细，通通统管，而且还牢牢的将理论和实际联系到了一起。在蒋总裁的要求和敦促下，台湾当局各级机构迫于内外压力，还真采取了不少措施，努力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将所有政策都归于“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范围内。其中，效果比较明显的例如政治上推行“地方自治”，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大力扶植民营企业，以及推行“四年经建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