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范钦与天一阁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鄞县（今海曙）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任湖广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河南左布政使、南赣巡抚、兵部侍郎等官职。嗜书如命，游宦期间，每到一地，“尽购海内异本，列为四部，尤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世者”。并为保护藏书，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显现了独到的智慧与对文化事业执著的追求精神。天一阁不仅是宁波文风鼎盛的物象标志，也是天下读书的模范，彰显着宁波文化经营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范式地位。
这种学者个人藏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宋代是中国教育真正的扩容时期，也是中国印刷业起步时期。莫高窟的藏书多是宋版，现在雕版印刷的“宋体”也是因“宋”而得名。从北宋起，月湖畔藏书风起，北宋有“庆历五先生”——楼郁、杨适、杜醇、王致、王说。其中楼郁（？—1078），便是集藏书家、教育家于一身。南宋又有楼钥（1137—1213）的“东楼”；史氏家族，史守之（1166—1224）的“碧沚”等，都是强调诗书传家。至明清时代，中国的科举教育进一步普及，在宁波读书风气更浓，读书人更多，藏书楼愈来愈多。元代有袁桷（1266—1327）的“清容居”，明代有丰坊（1492—1563）的“万卷楼”、范大澈（1524—1610）的“卧云山房”、万斯同的“寒松斋”，清代有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1725—1794）的“抱经楼”、徐时栋的“烟屿楼”，民国有秦润卿的“抹云楼”、孙定观（1903—1985）的“蜗寄庐”、朱鼎煦（1885—1968）的“别宥斋”、冯贞群（1886—1962）的“伏跗室”、张季言（1897—1957）的“樵斋”等。
宁波藏书家常视书为性命，如丰坊出卖一千多亩田产以购图书、碑帖，范大澈雇佣二三十人抄书，黄澄量（五桂楼主人）冒着杀身的风险辑藏为当时统治者所不容的前代文献。当火灾、水灾、兵灾等不幸降临时，总仍能重振旗鼓，搜罗散失图书。他们还秉持“人去我取”的原则，收藏为当时人轻视的小说杂剧，对于认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功不可没。可以说以天一阁为代表的宁波藏书史是宁波最富传奇性、也是最为宏伟的一部史诗。
藏书在中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宁波的特色在于不仅历代名家层出不穷，文化家族代代相传，而且把藏书与教育与文化传承结合起来，成为与宁波城市发展紧密相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藏书家常常又是纯粹的文化人，对读书治学有着特殊的嗜好，并以此磨砺心志修养，传布育才。像天一阁是浙东史学派开展学术研究的文化宝藏。宁波历代还有众多书院，从北宋庆历五先生开文化风气之后，有史可考宋代有30所左右，元代有12所、明代有9所、清代有51所。其中著名的有北宋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说建立的“桃源书院”，明代王阳明建立的阳明书院、清代黄宗羲主讲的证人书院等，像南宋杨简创办的“慈湖书院”、清代邵向荣所建的“蛟川书院”等，还沿用为现代学校的校名。
十一、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杰出军事家。
明代倭患自洪武二年开始，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内战中失败的武士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在一些封建诸侯和大寺院主的资助下，与中国海盗相勾结，经常在中国沿海武装掠夺骚扰。在明初国势强盛，倭寇未成大患，但在明中叶政治腐败之后，趋于剧烈。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在大地主、大商人汪直、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的勾引下，“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日本传》）。在宁波，倭寇烧杀劫掠，恶罪罄竹难书。当地百姓对于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纪念，正源于这样的痛苦遭遇。可以说，是戚继光的部队，重新给了宁波安静平和的日子，在民间至今还流传这样的民谣：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倭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
戚继光在宁波留下了卓越的武功，留下了左手棍、金锁拳和栲子拳等古老的武术，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出奇制胜的传说。当然我们最喜欢读他在戎马倥偬中所写的那些格调高昂、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如《韬钤深处》：“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尊来揖客，挥塵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在戚继光的诗里记录了倭寇的罪行：“孤城已复愁还剧，草合通衢杂藓痕。废屋梁空无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这位充满传奇性的人物，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儒将，其尚武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成为宁波人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可惜的是戚继光的人格意义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
戚继光的胜利，增强了国人对抗击侵略的信心以及斗志。其后宁波有明末抗清、清末抗击英军入侵，及至四明山抗日活动，都可以找到戚继光身上所体现的抗争精神。戚继光的抗倭史，也说明宁波这片土地中所蕴藏的顽强不屈的野性、刚硬坚毅的品质，在严酷的环境中磨砺，将愈加高扬。
在客观上，戚继光平倭以后，明政府反思对外政策并作调整，逐渐开放海禁，宁波商贸重新活跃，影响至今的宁波帮初露端倪。
十二、堂堂正正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余姚人，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一生经历明清两代，从志于仕到志于学，艰苦卓绝，玉汝于成，为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
他铁骨铮铮，19岁时在公堂之上握锥椎杀杀父之徒，清军入关后组织军队进行抗清活动；他有深厚学养，是个学术多面手；他有深刻思想，申张民权，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当今社会，其思想的影响力更为深刻，《春天，寂静的庭院》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表述。
中国的儒学强调“内圣外王”，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来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的眼里伦理性与政治性是一体的，但是儒学从一开始就认为“内圣”高于“外王”，提倡的是圣贤的心灵境界的自觉，而非世俗的功勋业绩的建立。到后来的董仲舒、到两宋的程朱理学，更是将道德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严重地压制了儒学中原本存在的富有生命力的事功即“外王”的精神，“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造成“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这样的社会颓废之病。黄宗羲大胆抛弃宗教信仰、道德善恶与虚伪的伦理原则，并公开提出以现实利害与生活功用来维系社会政治与人际关系，重新高扬宋时浙东学人陈亮、叶适所主张、所倡导的重经验见闻、贵亲知实录的儒学精神。《明夷待访录》正是这样一部在“天崩地解”形势下诞生的政论文专著，重新发掘原始儒学中刚健的部分，抛弃从主体心意上去控制约束君主个体行为的希望，而是从外在的法度与机制上去制约以君主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以上古时代的精神去观照现实社会敏感的政治问题，成为新儒学的高标，也成为中国近世启蒙主义思想的一道闪电。
黄宗羲的思想是对王阳明心学最好的继承和发展，它将代表道德动机的意向性伦理与代表现实效果的责任性伦理相区分，将在传统的宗教与道德的范畴内被排除的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的内容重新融入，其创举之功可谓现代宁波精神之父。
十三、奇崛烈士张苍水
张苍水（1620—1664），名煌言，号苍水，鄞县人，抗清民族英雄。曾官至南明兵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能文能武。
顺治二年（1645），清兵大举入关，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宁波城中风声鹤唳。张苍水与刑部员外钱肃乐、浙东志士董志宁等组成数千人的队伍在城隍庙集会，拥立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义军与郑成功的军队配合，驰骋在苏、浙、皖、闽一带，曾一度收复大批失地。长江之役失利后，张苍水重招旧部，继续征战，成为全国抗清的最后一面大旗。1663年，闽战一役遭受重创，遂散兵隐居象山县南田悬岙岛。后因叛徒出卖被俘，就义于杭州西湖畔。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
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兴亡和民族大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这种大无畏精神是民族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苍水勇挑大义、为国赴难，凸显了宁波人力揽狂澜的抗争品质；其行动中体现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成为宁波历史上最值得咏叹的传奇。其文章如《答伪安抚书》、《贻赵廷臣书》，心忧天下民生，大义磅礴，五百年不改其震撼力。
十四、严信厚与开埠后的宁波
严信厚（1839—1907），字小舫，在《新江北》一文中有较为详细叙及。
这是屈辱的一页。1842年，英、法、美三国侨民拥集宁波，霸占海关，垄断航运，推行洋化。1844年，宁波港正式开埠，江北岸迅速发展成为居留区域，史称“外滩”。现在的外滩还能看到诸多历史遗存，有建于1842年的英国领事馆旧址、建于1864年的巡捕房旧址、建于1865年的浙海关旧址、建于1872年的天主教堂、建于1898年的江北耶稣圣教堂等。
从海洋涌入的文化，剧烈改变了宁波人的世界，这个裂变过程的广阔性，可能至今还未能作系统的整理。或许研究严信厚等早期宁波帮人士的跌宕人生，能更深刻地认识这一潮起云涌时代中宁波的递变史。开埠后，宁波发展出江北区，经济中心从江厦街逐步向外滩延伸、发展，现代的城市格局初步形成。宁波话中80%的词汇从此时得到更换，洋泾浜词汇成为当时的时尚。再比如对商业经营的崇拜，比如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膜拜，这种生活内核的变革，比起在饮食中加入西餐，在穿着中增加西装，在出行中有了轮船，看病有了西医等等，要深刻得多。宁波人又重新关注这些品质：包容、务实、开放、创新。这些品质直接塑造了横空出世的宁波帮，由明末兴起的宁波帮迅速转型，引出了宁波商业、金融业与工业的近代化。吃鱼的宁波人终于找到了海洋事业现代发展的模式。这一风云突起的时代，涌现的人物众多，如叶澄衷、虞洽卿、秦润卿、王才运等，大多有开启时代之新的气魄与功绩。
十五、太虚与佛教改革
太虚（1890—1947），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原籍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受戒天童寺名僧寄禅，为奉化雪窦寺住持，近代著名高僧。
中国佛教来自印度。印度佛教的理论起点、终点和核心都是“佛”，它以佛的言说为教义，以佛的行止为楷模，以佛的人格为典范，修行的终极目标是具备佛的本性、成就佛的境界。佛教传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中也是以“佛”为本，直到中唐之际的慧能禅宗兴起后，情形才有大变，慧能强调众生与佛只有迷与悟的不同，没有本质之异，“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突出了修行者的主体性，从而使佛教走向大众化、世俗化，传统的佛本主义佛教被改造成了人本主义的佛教。宋明时期，中国佛教进一步世俗化，深入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清以后汉传佛教走向衰微。辛亥革命后，佛教事业出现复兴，佛教在思想理论、组织结构和活动形式上不断改良，开始向近代宗教转化。在这个复兴与改良运动中，太虚大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主张清除两千年来附会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内容，反对探讨死后世界，建立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替代重“鬼”重“死”的传统佛教，使汉传佛教实现了从人本到人生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时也使佛教与近代以来世界文化思潮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的大趋势相合。其基本内容在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问题》、《佛法救世主义》、《即人成佛的真实理论》、《佛法原理与做人》等文章中有深入论述。
太虚大师一生经历充满传奇，曾在慈溪芦山寺、普陀山头陀寺闭关自修，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主持雪窦寺时曾与一度囚禁此地的张学良将军对话，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人才，出版书报杂志。他在《志行之自述》中归纳：“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太虚可谓现代佛教第一人，也是宁波佛教对于中国的一大贡献。太虚大师是宁波历代高僧的典型代表。
十六、蒋介石与溪口的民国风情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奉化人。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后，大肆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继而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
蒋介石作为一个历史名人，是英雄乎？是枭雄乎？是奸雄乎？是小人乎？他有过功绩，大力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扩充军备、统一地方军阀，为抗战集聚宝贵的力量；坚持抗战，捍卫中华民族尊严。但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为争夺执政权，采取被动抗日和打内战的双重政策，与共产党展开血腥内战，造成人民之间的长期敌对和仇恨，国力因此消耗殆尽，严重破坏了国家建设。这位从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性人物，没有推进这一历史过程，反而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逆潮流而行，坚持独裁统治，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他自己在生命最后时刻这样道他一生的处世哲学：“是非审之于己，毁誉任之于人，得失取之于数。”
蒋介石的“石”字似乎想表明自己是宁波人的身份，因为宁波人的典型性格便是石骨铁硬。生活中的蒋介石确实深爱故乡，二度下野时，故乡对他来说可能是莫大的安慰。蒋介石喜欢《易经》术数，他的名字来自《易经》。《易经》64卦中有一卦叫“豫”卦，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能居中得正，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
历史沉淀的最高境界可能是化作一种审美场域。当我们再次来到溪口的时候，政治的争议往往换为神秘的探寻，溪口曾经的故居、大院因此平添了一层浓浓的民国风情，成为一道隽永的人文景观。也许溪口是中华民国时代最好的缩影。
十七、柔石与一群浙东民国时期艺术家
柔石（1902—1931），宁海县人，原名赵平复，因故居门前石桥上镌刻的“金桥柔石”字迹，故以“柔石”“金桥”为笔名。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二月》、《三姊妹》、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
鲁迅在《小引》中评点萧涧秋的句子，其实就是评点这位戴细边眼镜、眼里却焕发着战斗光芒的柔石：“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又是宁波一块响当当的石头，从故乡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用一股执拗劲，凝视人间的悲凉；他以乡先贤方孝孺自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被钉上重达18斤的“半步镣”，唱尽断肠歌；他用哀婉悲怆的风格描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在笔端掇拾贫穷与愤恨，成为那一时代在鲁迅感召下形成的浙东文学人群的代表人物，这群人还包括王鲁彦、潘谟华、王任叔等。
从现在看起来，这批浙东乡土作家在其文学中显示出广泛的文化透视力，海滨、山村，经济、文化，民俗、民风，无不尽在囊中，读其文字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积淀深厚的宁波历史文化，特别有助于了解古老乡村在近现代文化思潮冲击下的剧烈动荡，这种文学画面是内地或边地乡土小说作家难以做到的，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新生面。这种文学现象，在现代可能仅出现在宁波一个地域。
在民国及以后的时间里，宁波涌现了一大批小说家、电影制片人、书画名家等等，他们的作品里常常可以感受到柔石小说里所包含的独特的地方审美元素，独特的人文关怀，他们的作品与柔石的作品一样，已然成为中国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柔石的小说到现在还常常被改编，搬上舞台、银屏，观看者无不感慨。
十八、童第周与宁波文明新气象
童第周（1902—1979），鄞县人，中国卓越的生物学家、教育家，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他是卓越的实验胚胎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是努力勤学成才的典型，其人生经历能够深刻反映宁波成为中国院士之乡的原因。童第周代表了从宁波出去的大批科学家、学者。
记得他上效实中学的时候，第一学期末平均成绩才45分，但是他的努力超出常人：天蒙蒙亮，就在路灯下读外语；夜熄灯后，还在路灯下自修复习。到高三期末考试，他的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校长陈夏常感慨道：“童第周曾经是全班成绩最差的，但一个人的成绩不能仅仅用一次考试分数来判定。衡量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最终要看他如何走自己的奋斗之路！”童第周的勤学精神是一盏明灯，所有在学海中奋斗的人可以从中汲取信心与勇气。
宁波的文化如何走向未来，传统文化如何突变与飞越，是当今宁波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宁波人的思维与大陆思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使宁波人能够在儒学与商业的拓展上，取得亮丽的成绩；但宁波人思维的根还是有着浓厚的大陆性。大陆性思维的特点是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注重实践而忽视思辨的传统，这使深受佛教浸染的宁波人没有陷入宗教的神秘主义。太虚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关注现世的佛教），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地域背景。但这种思维限制了人们知识构造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宁波人在历史上没有发展出欧几里得式的几何学体系，不会在“波”与“粒”之间发现某种超乎经验的现象，在“时”与“空”之间构造一些有悖于常理的学说，不会去探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和肉体接触不到的外层空间；他们不会把过多的时间放在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上，而是关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因此很难朝着探究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方向发展，去玄思，去构建体系，像西方人在科学上达到一种超越物质的纯粹精神上的沉醉。宁波人创造了丰富而华丽的雕刻、文学、曲艺等，许多文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但是这种发展的极致便是“四大发明”一类实用的工艺技术，四明内家拳一类的武术，是潘天寿的写意画，而不是达·芬奇的焦点透视法；宁波人的最刚健者，往往是修身养性、文章著述的杰出者，是士大夫，而不是经院哲学家；宁波商人往往是一个杰出的谋略家、实业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实用化”“术”化，是“宁波”扩而言之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局限。
童第周代表着宁波人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并昭示着未来宁波的智力转型。宁波人在科学的钻研上已经出现了有建树有影响力的大科学家，“中国院士之乡”的名号则昭示着已经形成一个浩浩荡荡的群流，显现出宁波文明的新气象。童第周在金鱼胚胎上所作的细密研究，让我们想到余姚的微雕大师李期慈，让我们畅想宁波人善在精细上下工夫的本领，可能会在科学研究上形成宁波气派、宁波特色。而且，宁波人在这个历史的转型过程中，会发展出新的素质，会构建自己的体系，会建树起具有自己思想特色的学派，甚至开拓出像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样的新领域，从而形成更为丰富和健全的文化生态。终有一天，宁波文明会成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宁波不能把西方的科学仅仅做一个中国化的麦当劳。童第周的一生，是对传统文化的突破，当然我们也不忘记这一句话，“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党史札记》）我们要防止唯科学主义。
十九、包玉刚与宁波帮的海外开拓
包玉刚（1918—1991），镇海庄市钟包村人。1948年底迁居香港。曾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从甬江边走出，在上海滩认识世界，在香港成就大业，一代世界船王的风雨人生，是整个宁波帮的创业过程与精神历程的典型显现。而其传奇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商之道，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创业精神，爱国爱乡的人文情怀几个方面，尤为光耀千秋。他用从商业经营中获得的财富，与宁波市政府共同打造了宁波第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使宁波重拾构建浙江乃至中国的文化中心的梦想，——这一荣耀已经阒然湮灭三百多年了。而其与邓小平同志的一段不平凡交往，则是浓缩了中国走向开放、香港回归大陆的历史大变革。
包玉刚代表了在香港、在海外发展的宁波人，如邵逸夫、曹光彪、王宽诚、应昌期、赵安中等实业巨头，也代表周星驰、柯受良、倪匡等在其他领域也卓有成效的宁波帮后人，代表当代宁波帮在商贸、文化、实业上的巨大影响。
这些开拓者，特别爱家乡，并扩及整个中国；包玉刚的爱心是宁波帮的典型，同时也是宁波大爱精神的体现。
二十、多文为富余秋雨
上林湖的清丽、东方秘瓷的神韵、余姚杨梅的蜜汁，这片乡土给了他对世界最原初的认识。余秋雨从来以故乡为骄傲，在他的《乡关何处》中可以读到，在《风雨天一阁》中可以读到。在他到宁波来所做的一场场的文化解读中，可以真切地感受这一份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一个人的现在，总可以在他的幼年时代的生活中找到相应的部分。而这些气息以无意识的状态深潜一个人心灵之中。余秋雨现在已然卓立为中国当代文化巨匠，我们不难看到这位巨匠儿时的梦，对他一生走向的重要影响。非常欣赏秋雨这个充满场景感、满溢诗情的名字，这一名字显示着他极度浓郁的情感与借助意象思考问题的能力。秋雨的悲凉在外，而热烈在内；秋雨敏锐的感触在外，但深沉的宏阔的思考在内。如果细想，这个名字最体现宁波的地域文化特点：形象与理智兼容并蓄。
余秋雨为盘点宁波的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不少宁波人的专著上可以看到余秋雨题写的精彩之作。他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尽其可能扩大宁波的文化影响力。他的见识深刻，充满智慧，启迪心智，语言极具裹卷力。他擅长从宏阔的时空视角，俯瞰一时一地的文化现象。因此他对史料的去芜存真、对阐析细微现象背后宏远的历史意义，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这种境界非一般的文史哲涵养能够做到。
余秋雨的作品显现着宁波人经营文化的精湛水平，实现了现时宁波人对中国、对世界文化的瞻往与影响。他的散文，笔墨浸透了对中外戏剧的精湛研究的功力，充满书香的味道；也满溢乡土的清新。特别适合宁波人阅读，从中汲取过去时代的智慧，也能使我们眺望未来充满信心。他是浙东文化新成就的杰出代表；在文化开拓、经营上，同样让人振奋不已的宁波籍人物还有冯骥才、於梨华、陈逸飞、王志文、戴玉强、马友友等等。
二十一、顺其自然与爱心城市
“顺其自然”是一个每年几次捐款，每次捐款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人，留下的名字。他可能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群体的别名，低调而善良。在汶川大地震、在雪灾、在玉树大地震等等自然灾害的面前，因为他的存在，因为他们身上所散发的人性的光辉，使这个城市充满温暖的色彩，彰显出独特的城市人文魅力。他们默默无闻，他们不求声名。他们只求这一分光与热，对这个世界遭受着贫寒、孤独、不幸等人的意义。在这个逐利唯上的浮躁时代中，显现得尤其珍贵。
这样的人群显然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染力量，共彰一个城市的良知，使一个新世纪的城市，保存了传统的家的温馨。于是宁波城成为一个血肉丰富的可感的生命体形象，它会微笑，它会关注，它会倾听，它有着最良善的心灵。这样的城市才会满足人对安全感、对幸福感的天性需求，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会让人充满眷恋。
二十二、八一男篮与时代活力
这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城市。从社区老年人的门球活动到遍布城乡的广场交谊舞，从人头攒动的健身中心，到各种各样的武术热，显示着这个城市人群旺盛的生命力，显现着一个城市人群虎虎的生气与冲劲，阳光而又刚健的性格。在宁波雅戈尔体育馆的门口有一个群体的雕塑，黝黑、充满肌肉的力量感、强健、动态，焕发着古希腊竞技员的活力。在体育竞赛中，人们交换着心情，享受着阳光，熟悉着自然而又严格的规则，在快乐中改变着一个人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据说宁波是中国篮球联赛开展最为规范的城市；在每一季的NBA篮球赛与世界杯足球赛时，整个城市卷入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的浪潮中。
宁波是八一男篮的主场，每次一有赛事，雅戈尔体育馆人山人海。王治郅、张博等人成为每一个宁波人都熟悉的名字，他们的战事似乎与整个城市的心跳连在一起。宁波历史出体育名将，如傅其芳、李富荣、魏纪中、楼大鹏、林海峰、钱澄海、桑兰、胡坚强、叶佩素、叶联英、杨波、贺慈红、沈盛妃等等，他们的拼搏也定位了这个城市刚健向上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