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祖先与大自然对话的结果，是对先于我们存在的设计，是人的第一身份与最后身份。地域里沉淀着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人的归宿，人的“根”。这种情结，人是无法解脱的：一个人需要有一个出发点，然后回头望望自己出发的地方，寻找一种温暖与安慰，就像一个人特别留恋童年的时光一样。但我们常常也会像叛逆时期的孩子，盲目挣脱父母的拥抱，鄙弃父母的赠言。要知道许多文化遗存是一个脆弱的玻璃球，一旦失去，就不能再次拥有。人不能忘记对过去的张望，对大地的审视。
宁波区域内历代名贤辈出，师徒相授，形成一道恢宏壮丽的人文景观，并对中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其实，与这个世界共同分享的不单是宁波制造的商品，更多的还应该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面对这样丰厚的文化遗存，追逐风尚的盲目与肤浅不言而喻；只有对这份遗存有着自己的审度，才会更加自信，去创造生命与自然新的和谐，开拓新的大港文明。
宁波文化史最内核的部分是儒释道三教在这片区域碰撞、糅合的演变过程。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产生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命名的“轴心时代”。那个时代，宁波离文明的中心还有一定距离，土著越人还没有从蒙昧的神鸟图腾崇拜中走出来。处于文化中心的中原先民，只是刚刚了解到古九州中扬州有一个会稽郡（今绍兴），自古风俗独特，有些强悍，有些霸气。这样的印象与北方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称为“东夷”。“宁波”的地域概念此时远远没有出现。
据史料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文字史后的第一个寒季。北方游牧民族因牧群冻死，为寻找粮食发动了一次南侵的战争。西周在犬戎的进攻中灭亡，中国进入了文字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像孔子、老子等人开始思考人类如何在变换的时代中坚守与突破。他们写下不少精粹的文句，成为东方哲学的开始。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主张入世有为的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主张，终不为所用后，著书立说；而主张出世无为的老子，最终骑上青牛，黄沙白髯飘飘然出关而去。
孔子是没有到过浙东的，而出关以后的老子究竟有没有到过浙东呢？则无从考证。这个时代的宁波，会稽郡下属的海隅之地，离热闹的中心太远了，忙碌的中原人是不会顾及这片区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这里的土著居民数量少之又少，一派“小国寡民”的味道。除了会稽郡越国国君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用最坚忍的意志励精图治，最后灭掉吴国，问鼎中原外，很快又寂静下去了。但是越王勾践称霸，注定是一件影响民族的大事情，这是文字史上浙东的第一个强音，对全民族而言如雷贯耳。
但我认为，面朝大海的浙东四明山对于中原一批主张出世的名士，一直有着不可拒挡的魅力：这一带森林覆盖率一直是中国最高的；站在海岸线上可以遥望无垠无际的大海，每日里通海的江河潮起潮落。这些富有召唤力的自然景观，可能会给人无限的生命启示。因为气候转冷，加上战争重叠，中原已不太适合耕种，于是在春秋战国，或许在更早的时候，不少中原人带着对平安与富足的希冀，兴冲冲投入这片土地的怀抱。这批人带来了当时最高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土著居民的欢迎。这片土地开始告别刀耕火种，告别野蛮，逐渐散发出人文气息。可惜这一批人多怀高蹈出世之志，常常不肯留下文字。仅能从《越绝书》《国语》等史书的片言只语中，从姚江南岸的大隐镇、鄞江边的黄古林镇等古地名中，依稀辨析他们的足迹，但大都如同两千多年雨水剥蚀的石刻，深窅而模糊。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有传奇的事情，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温度，常常揣想他们到底是谁呢？夏黄公？虞喜？谢灵运？他们曾有过怎样的思想？他们有哪些技能比如医药方面的知识，给原住民带来过怎样的安慰？常常怀想，四明山的石岩古洞中还有多少故事未曾流传，泛舟江海的范蠡在东钱湖到底逗留了多久，等等。这样的遗迹非常丰富，或许细心人去整理，会发现四明山间、甬江流域处处都是两千年前动人的光亮。
照这样叙述的话，儒释道三家，最早进入这片区域的是道家。当然这个时代的道家还只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尚法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追求大致相同：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而这种思想与土著居民，有着天然的相融性；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世无争、超然物外的生活样式成为宁波人生活的常态。有些人发自内心地恪守这种追求，比如两汉之交的余姚人严子陵。这位宁波史上第一个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知识分子，几次礼拒光武帝的诚请，宁愿披着羊皮在大泽边钓鱼。中国文化史上有名望的清流很多，但他做得最纯粹。为此，富春江畔至今留有一道文化史上罕见的碑林，铭刻着历代文人对严氏品格的赞颂。严子陵没有著述，这位风神潇洒的人物似乎也从来没有着意过“立言”，他只是高高地举起手中的钓竿，面对如画的富春江。他可能连鱼也不在意，去过富春钓台的人都知道，钓台高在山腰，坐于钓台上，钓的哪里是鱼，分明是垂钓一种高阔的胸怀与气度。
两晋以来，社会动荡不安，谈玄风气日浓。平静而秀丽的四明山，或者把范围涵盖到整个天台山，成为隐逸者的追寻之地。从王羲之到谢灵运、谢东山，这种风尚一直延续到唐代的李白、刘长卿、陆龟蒙等等。道教在唐朝被尊崇为国教，洞天福地密集的四明山自然成为得天独厚之地。这些道家思想倾向明显的诗人，在山中炼丹、寻找梦想中的洞天，同时用充满玄思与梦幻的笔墨来描写清丽的风景。四明山水的审美元素第一次得到了发掘，而令人欣喜的是因为作品多出于中国的巅峰诗人群体，于是四明山也就一步登入了中国山水诗史，并成为其中的翘楚。李白《早望海霞边》一诗，这样描写四明山：“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一餐咽琼液，五内发金沙。举手何所待，青龙白虎车。”浪漫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达观逍遥、白衣飘飘的仙人形象，与这个人物同立的是清丽开阔、高峻奇秀的四明山。一首首飘逸绝伦的诗歌集聚在一起，使得一座占据了宁波近五分之三面积、矗立于中国东南的大山，逐渐超出自然诗意，而成为饱含仰天俯地精神气度的、风雅洒脱、豪放自信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意象。这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回首宁波的精神发育史，它的开始居然是这么真切、这么浪漫的“诗意”，而且在一个才情与激情勃郁的时代中，那种审美的意义渲染到极致，达到了不可逾越的巅峰状态。
现在，我们把两晋的名士、盛唐的白衣诗人们，前前后后三百多人所走过的崎岖而秀丽的山路，合称为“唐诗之路”。也许很多人会奇怪，四明山在南方诸山中并不算高，而且极易登临，四明山顶是一个罕见的平台（据考证是寒武纪地质构造运动留下的地貌），为何对这些大诗人充满征召感，并发出由衷的赞叹？为什么四明山、天台山使他们感到心灵完全释放的愉悦？我想，远离政治中心的四明山是一个适合做梦的地方，树木葱茏高大，表现出与北方完全不同的盎然生机；四明山在形态上又富有山的厚实、硬朗，阳刚而挺拔；在山顶杖藜而行时，遥遥地可以望见浩渺的东海，听到大海的涛声，诗人们自然在心灵间升起了“赤城”的早霞。有限的高度可以通达无限自由的想象空间，快乐于是如同春花绽放、秋红尽染，充盈心灵。
其后千余年里，寻访诗人的遗迹成为历代文人的雅趣。比如有多少文人沿着卵石古道，踏寻淙淙的溪声，去寻访奉化溪口的六诏古村。清代诗人阮国在《剡源六诏》诗中，这样道他的衷情：“山游寻逸少，恍值惠风天。砚石蜗书字，沙平石露拳。群鹅随羽化，孤鹤伴云眠。结屋容栖隐，邻兹墨沼边。”历代皇帝也来附庸风雅，赐封的名号接连而至，使得山名传声更远。雪窦山为宋仁宗的应梦名山；余姚柿林古村的崖壁上至今还存宋徽宗亲笔题写的“丹山赤水”四字。前些年，余秋雨造访柿林古村时，面对李白、孟郊等大诗人曾经赞叹过的峻岩、瀑谷、赭石、碧溪、密竹、硕柿，不禁心有所动，写下“学风醇厚，文物鼎盛，诚可谓洞天有灵，山水有魂”之句。
自然因为与诗歌的对话，充满人格化的意义，形成了美学张力，感召着人们去追寻。而这种自然化的人格显然具有深刻的浸染作用，许多从四明山间走出去的人物，其灵魂常以这种自然美学为生命哲学。比如林逋，这位出生于四明山东麓奉化黄贤林村的北宋诗人，在西湖边梅妻鹤子，把隐士做到极处的人物，就是这样。看他的《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初读无非是凄迷柔美的意境，所见无非是一位陶醉于自我天地的知识分子；再读却可以读出不畏霜雪、傲然独放遒劲的内蕴，一种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坚守。林逋的画也是如此，似乎是郊寒岛瘦之感，却无寒苦之义，自有风流气骨，是一种极顶之美。
其实，这些道家味极重、善于经营最自然最放达的隐士生活的特立独行的人物，本身却也可以是儒家学者。比如王羲之，其人格是儒道相济的。我们欣赏他“清风出岫，明月怀人”的美学境界与风神潇洒“飘若浮云、惊若矫龙”的品格，但也不能忘记其“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里所包含的入世执著；谢东山也一样，李白也一样，刘长卿也一样，甚至连林逋也一样，在内心深处都常怀经世济民的宏愿。如果一说到道家，我们就理解成消极与避世，实则是失去了对儒道并济的中国传统知识人格的整体性把握。中国文化史中，尤其是两晋以后，很少有纯粹的道家或儒家知识分子，常常是这两种价值取向在个人身上在特定的时期彼此消长、互为表里罢了。我们不要过于区别儒道的不同，仿佛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非此即彼，这完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误解。这两种在一块土壤中生长的自然之道，可以和谐地生长于一个人的内心，使人的生命自然调和、充满韧性。这两种哲学，最终目的可能大相径庭，一个致力于治国平天下，一个追求虚静无为、长生不老；但它们的本质价值取向可以相通相融。比如这两家都力求讲求心斋、坐忘的修行方式；追求神气合一、清静纯一的境界；都把静坐看作同读书、做学问同等重要的事；都安贫乐道。故孔子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感慨，也喜欢在暮春之季到沂水边踏青沐浴；孟子可以“求放心”，“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其实也近乎道家所谓的宇宙元气。因此，四明山上所流传下来的诗篇，大致可以作双重解读，否则我们是把四明山所体现的“绝俗、简约、高远”等审美元素简单化了。再深入些讲，与四明山有关的诗文，固然有高蹈出世之义，却又不仅仅是对个人得失感叹、对世相多变无奈的超越；而是呈现为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对整个宇宙时空的哲理性感受，体现为宇宙生命与主体精神生命的深层沟通，蕴含着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和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可以用李泽厚所说的独立高标的“人的觉醒”来解读其中的意蕴。林逋这一类诗人，内核为儒生，正如林逋的好友梅尧臣说，林逋“其谈道，孔孟也；其语近世之文，韩李也”。西晋以后的隐士，其精神内核已然不同于严子陵时代。
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世上，是吞吐自如的。高蹈出世的隐士一旦投身于大地，立于四明山下的冲积平原上，入世有为的儒家人格常常凸显出来。也可以这样表达，当我们立足平原大地、沿着运河线来关注四明人物的胸襟气度、人生作为时，不能像平常的观点那样，认定他们是儒家学者，即使是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他们的人格也是复合型的。我们最恰当的评述是：他们是一些理想的守望者，他们超乎寻常地维护思想的独立与精神的清洁自由，他们对崇高生命境界都有着极高的执著度。
好了，让我们把目光从盛唐美学的高度、自然的法度上离开，投射到四明山的脚下，这里延续着另一种形式的精彩。这种精彩，我们常常命之为浙东学术。它常常归入到儒学的范畴之中。它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东汉，先期人物王充，这位姚江源头上虞章镇的学者，以《论衡》等著作占据当时中国思想的制高点。它的空间涵盖整个浙东，有些时代出现过整体繁荣的局面，比如在南宋时期，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但在这些学派中，绵延最长、臻于至境的无疑只在四明山北麓，从虞喜到杨简，到王阳明，到黄宗羲，学术传承脉络清晰，风格鲜明，开阔大度，兼容并蓄，蕴含万千气象，常开风气之先，与中土儒学走向窒息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与前期隐士用绚丽的笔墨，诗性地表现对生命法则的感悟，展现感性的智慧不同，这一派人物善于用缜密的思维，洞彻人类的心灵，用最充满理性的文字，揭示人生的真谛。他们更富思想家的特性。他们师徒群聚，切磋琢磨，承继超越，绵延成一条大江。我们把目光投注到两晋时的虞喜这一位世家士族的学者身上。（那个时代姚江两岸的学问，还常常集聚在几户北方迁来的大家族中，比如贺氏、王氏、谢氏、孔氏等士族，虞氏是最为著名的士族之一。虞氏家族历经八朝，有二十余人留下著作，共计66种，2000多卷。其中，虞翻的经学、虞预的史学、虞喜的天文历算学、虞世南的史学，尤为世人瞩目。）虞喜一生隐居在慈溪鸣鹤镇，三次坚辞朝廷召请，潜心研究对当时中国来讲最神秘、也最为深邃的天文历算，最终达到当时国际最高水平。他在族祖虞耸《穹天论》的基础上，用朴素的唯物观点来谈论天体理论，写成《安天论》；他还发现了岁差，指出太阳自去年冬至点环行一周到今年冬至点，每50年向西移一度。谁能想象在当时简陋的科学条件下，他能发现这样精细的秘密？一个苦心孤诣的四明学者由此昭然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样的学者，不以名利为目标，而是视学术为生命所系。似乎有隐士的超然独立，有至为高尚的魏晋风度，却又将人世的事功极尽到常人之不可及。而这正是浙东学术愈走愈远的关键。
历史的变革有时让人惊喜不已。比如隋唐实行科举制，使门阀士族趋于解体，浙东学术由此走出士族高高的门墙，走向了平民，走向了与生民息息相关，也就走向了更广阔的自由。与这一次解放相随，在地域之上学府广开，从此四明大地书声遍起。尤其是北宋以后，民间书院兴起，使民风大化，士民素质普遍得到提升，宁波飞速登上了中国儒学的制高点：不仅几百年来进士辈出，数量为中国区域之最，而且常诞生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
这之中，最光彩夺目的是“心学”的千年传承。肇端于孟子、兴盛于宋明的心学，最重要的孕育和发展地区是宁波。南宋“中兴宰相”史浩为陆九渊（号象山）建立与传播“心学”，不遗余力。史浩故里月湖成为当时的象山“心学”的根据地、大本营，人称“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慈城人杨简潜心研究心学，发展出体系更为严密的慈湖心学，实际成就超过陆九渊。慈湖心学之后又有江门心学，江门心学之后又有阳明心学。王阳明心学一改当时全国思想界因教条化程朱理学造成的死气沉沉的状态，并对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甚至五四以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有巨大影响。其后，黄宗羲又收拾王学流传过程中的空谈习气，研究学术经世，形成影响深远的浙东史学派。
为什么浙东学术能够绵延千年，与时俱进呢？其生命力何以如此强大？是什么力量支撑这里的儒士抗拒许许多多极端聪慧的人难以抗拒的权与利的诱惑，却着意惨淡经营宏阔的文化事业？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术其实渐渐背离它原始的状态，掺杂进法家思想、阴阳家谶纬学说，甚至江湖丛林法则。崇尚伦理褪为唯私德为上，朴实刚健、忧国忧民的情怀蜕变为以官为本位，逐利追名。到盛唐气象消散之后，这种阴风暗气愈演愈烈，以致在明清两代演变成官场厚黑学。姚江两岸的儒家学者为什么能够保持原始的质朴与刚健，保持对这种蜕变的高贵的怀疑，卓然于世呢？姚江两岸顶尖的学者，都是异常的高洁，异常地守望理想，异常地追求自由。他们的身份却常常只是一介平民，杨简如此、黄宗羲如此，王阳明参透心学的时候也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我们常常看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孟子等儒家创始者原初的精神气度（或许也承继了同样处于轴心时代的勾践的意志）。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是在北宋王朝的毁灭。承继原初文明力量的浙江，从此人文主义思潮不断兴起；学派林立的浙东，最终成为中国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
学术常常只是表象，核心在于人格。宁波学者的核心人格包含着原初儒家的气度，但从地域看，饮着从四明山上流下来的姚江水、奉化江水的人，这种滋养是兼容并包的，不是单纯一派思想的影响。宁波学者的人格不是狭隘的，而是复合型的。这样才能朝着崇高不断突破，生生不息；才能入可以为名相、大将，出可以以一介平民吞吐千年风云。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时时刻刻保持着对至纯至真的品格的尊重，时时刻刻都在拷问自己的灵魂。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救时代之偏。东汉王充的唯物论救神学化儒学之偏，心学救程朱理学之偏，黄宗羲史学救心学后期的浮泛。还须说明一点，杨简等人弘扬心学成宁波之风尚时，有四明朱学与之抗衡，四明朱学有以史蒙卿为首的静清支派与以黄震等为首的东发支派。
复合的人格中，也包括佛家思想的滋养。宁波是中国最早传入佛教的区域之一，也是受佛教影响最为深广的区域之一。宁波的第一座寺庙慈溪五磊禅寺，时间可以上溯到三国，是印度僧人那罗延所建。古寺名刹遍布宁波的山涧海岛、乡村城镇，至今还有较高的密集程度：宁波城区有保国寺、七塔寺、宝庆寺；余姚有龙泉寺、胜归山寺、玉佛寺；慈溪有五磊寺、金仙寺；鄞县有天童寺、育王寺、金峨寺；奉化有雪窦寺、岳林寺等等。中国人最为向往的海天佛国、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在历史上是宁波的一个下属县域，舟山独立为区的时间仅六十余年；雪窦寺则为弥勒菩萨的道场。入唐以后，佛教佛理研究不断深入，吸收儒家等派思想的禅宗在宁波得到巨大发展。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人义通宝云禅师、第七祖四明人知礼都以宁波城内的宝云寺为道场；明代天童寺复兴了临济宗，并成为诸多小寺院住持的培养机构；近代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推动中国佛教改革。佛教还是宁波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日本等国常以宁波为佛教正宗。
有一点让人称奇，宁波的寺院多不在深山古涧、白云深处，而是常在村庄中心、闹市街衢，像七塔寺就是如此；即使傍山，也常在山麓最近人烟的地方，比如天童寺、育王寺、保国寺等。宁波的寺庙贴近人群，贴近生活。打个比方，道家是宁波人城外的一座山，儒家是宁波人家里的一叠书，佛家却是宁波人村中的一个井台。山是用来眺望的，是深藏内心的自然法度。书是常常需要阅读的，有书的人才不会为日常的琐事消磨意志。而井台是一种充满情味的存在，有井台，乡里乡亲的日常生活才融在一起。这个井台离每一个人都很近，每一个宁波人都喝着这一口水长大，甜润的、清洌的，是外婆的味道，夹杂着对童年时代风俗的印象。杨简喝过、王阳明喝过、黄宗羲喝过，男男女女都喝过。尤其女人们，每年的正月初八、正月十八和正月廿八，要“走八寺”来祈福。来过这里的人都喝过，王安石喝了，曾巩喝了，苏东坡特意为存有佛骨的育王寺，写下《宸奎阁碑铭》，文章以叙述育王寺建阁经过为由头，极力赞美当时提倡三教合一的育王寺方丈怀琏和尚：“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与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所有喝过这口水的人，无论文章、无论思想，都染上了一层禅味。还有一点很有意思，中国历史上，常有佛教过热的时候，以致不少警醒的儒家知识分子主张灭佛；宁波历史上，佛教好像从来就是不愠不火，没有过度侵占生产的时候，百姓也没有过于热衷佛教的时候；当然也没有发生过剧烈的灭佛事件。寺院的消亡大多是因为一场意外的灾害，事后在百姓的努力下又重建起来。
这样来看宁波的“道、儒、佛”，地域风尚是何等鲜明。这三种思想从来没有走向偏倚，宁波的“道”，接近于纯粹的自然哲学，用着最美丽的诗歌展现自己的生命观照；宁波的“儒”，没有沦为功名之学，而是沿着本身哲学思辨的轨迹向前发展；宁波的“佛”，没有使生民务虚，靡费钱财，它依着生活柔柔和和地展开。而这三者可以在同一件事中同时展开，互不干扰。我就看到宁波人清明、端午、中秋及过年祭祀祖先的礼仪中，道儒佛三种元素相济相融，形成浙东特色的宗教氛围。它们也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同时信奉三家思想，当然也有一部分儒家学者对佛教保持着一定距离。道、儒、佛又相通相融，浙东学术能够使原始儒学摆脱只言片语、微言大义式，走向条理谨严、精于推理，是受注重严密逻辑的佛教的影响；佛教也接受儒家的影响，禅宗就讲求直悟方式与语录方式。其实这三者进入宁波的时间，除了道家早一点外，其他都差不多；都是随着宁波地域人口的增多，宁波地域概念的逐渐形成，宁波城市特征的逐步显现，而成熟起来了。三家实际上已交杂融溶为一种生活宗教，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就叫人生宗教。当然这个宗教的含义是广义的。
确实，不能执著于某人是某家思想的学者。也许我们可以按某种学术的观点划分出它的归属，但这种划分面对宁波人的思想，显得非常笨拙，也没有必要。在宁波确实没有一个学者的思想非常纯粹。之所以称宁波人信仰人生宗教，因为无论哪一种学说、信仰，宁波人都对其保持了必要的独立。我发现宁波人在信仰上很难接受二手的资料，都力图拥有自己的语言，拥有独一无二的怀疑和挑战的意识，都想要真正地活着。这就是宁波人的宗教，属于宁波地域的宗教。这种价值取向，在道家上就表现为特别高洁的精神，在儒家上就体现为后浪推前浪的前涌，在佛家上就体现为对生活的关注、对真善的守望。再推而广之，表现在艺术上就是独树一帜、气度开阔；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勇于求真、经世致用；表现在商业上就是以德兴业、开拓创新；表现在城镇建设上就是全面统筹，齐力共进。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激情与理智并在，都是大手笔，视域宽广力求兼容但又务实求真，不求张扬但求独立，彰显着勃郁的原创力。这种价值追求其实已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人格倾向，是“道、儒、佛”这三者最原初的精华长期融合贯注的结果，成为了宁波人的信仰。这种信仰的最终走向是心智的成熟，在我的理解里，这种宗教更为接近人类和世界的本质。而宁波百姓对城市的认同率高，幸福感强，与这样一种思想强烈的卷裹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黑格尔说过：“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有的遗产。”对于每一个“走向价值的存在”的人，乡土之光可以返照内心的光明；可以回答“人应当怎样存在”，“人应当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根本性的问题。有这样一种对话，人才会有一种清明的自觉：明白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走向哪里去。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三家思想在宁波留下的众多的遗迹，都是宁波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实这三者融合的历史，这道绵延千年、影响东南亚的文化风景，在世界文化上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