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参谋总部就迫不及待的派出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亲自赴华刺探情报。早在1880年，还只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员的小川又次就曾与同僚十余位一同奉命赴清国收集情报。参谋本部第二局正是根据他们的汇报，编纂了着名的《邻邦兵备志》，上呈天皇御览。此次升任局长的小川故地重游，自是轻车熟路。回国后于次年春写出了比《邻邦兵备志》更着名的《清国征讨方略》。在该文件中，小川一针见血的指出：“近时清国虚张声势，又努力扩张军备，但于杜绝百弊渊源、铺设铁道、实施义务兵役法、实行军政一体之前，不能称为真正强国。”“观察清国势力，现今之清国同安南战争前之清国，绝无大差异。”更坦言，“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所以他坚决反对将清国视为强国，也反对与清国维持久远睦邻关系，更反对“宽仁让步，不思进取”的国策，强烈主张以五年为期，卧薪尝胆，对清备战，一旦有良机可乘，便悉举国之众“断然先发制人”，与清摊牌。“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然后日本“始能保持安宁”。
小川更主张战后日本直接“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岛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左右10里（注：此10里为10日里，约合39公里）之地”纳为日本郡县，再将剩下的中国分为五国，使之永远不能成为强国。日本便可稳坐东亚、西太之霸主宝座，进而称雄世界。
中法战争结束后，更多日本间谍涌入中国。其中既有参谋本部的在编人员，更包括了大量日本民间的志愿者。他们留辫子，说汉语，有的甚至精通好几种中国方言。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大江南北，遍布日本间谍，有的甚至已深入西藏、新疆地区。
而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测绘手段落后，兼忽视现代军事地理，结果甲午战争爆发后，使用的本国地图竟反不如日军的地图精确。日军之地图何来？正来自那些默默无闻的间谍。他们测绘的地图，在一些重要地区，甚至可以细到每一条乡村的主干道，沿途的水井、重要建筑标得一清二楚。至于清军的驻防情况更是他们侦察的重点项目。一些重要营盘，多少人，多少枪，多少炮，以及多少间营房，几个厕所，每个厕所多少蹲坑，在日本间谍的地图上都标得一清二楚。指挥官是谁，表字、籍贯、性格、履历，同样毫不含糊。
战事未起，清军已落了后手。
国民兵役义务法的推行
早在明治五年，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兵役义务法。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三级配置。其陆军常备兵力为七个野战师团（7万5千人），另后备兵员16万，合计23万5千人。其中常备师团全部装备国产的村田式后膛步枪，近卫师团与第四师团甚至已经完成连发式村田枪的换装。
后备部队则使用常备军淘汰的外购的斯内塔尔步枪。同时日军的野炮与山炮也实现了自产化。这些都是武器严重依赖进口的清军望尘莫及的。
反观大清朝，八旗与绿营早已形同虚设，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地防军与练军，总数约35万。在数量上无疑有巨大的优势，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由于大清国没有警察，所以国防军兼作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并不能像日军那样完全用于作战。这种双重性在装备上同样有明显体现。像李鸿章的北洋陆军，装备有当时国际一流水平的进口枪炮，以西洋操典训练，战斗力与日本效法德意志组建的现代陆军不相上下。但内地各省陆军的装备却还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期，刀矛弓箭仍在普遍装备，至于火器居然还在使用老式前装火枪甚至土制鸟枪。所以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但数量太少，仅2万2千余人，而且与其他地方的部队一样没有预备兵员。军队扩充的方法也很原始，即由带兵官“自行挑选精壮，教习成军”。成军后，“即归其统带”，基层干部也由该带兵官自行“拣派”。兵源来自农村那些从未接触过军旅生活与现代西洋火器的农民，虽然廉价，但也低效、散漫。难怪有评论家戏称，日本农民是没穿军装的士兵，中国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农民。换言之，当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如以两国实际可以调动的，能够有效运用于现代战争的武装力量而论，日本陆军不仅在质量上压倒了大清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占了上风。
立宪与开设议会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2月11日，日本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年，日本人正式启动了自己的国会：大日本帝国议会。
正是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山县有朋大谈了他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所谓“主权线”，就是国家的疆域线。所谓“利益线”，就是与日本的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山县坦言，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是不能维护国家独立的，一定要同时保卫利益线。否则，日本就不可指望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之国家。总之，“国家独立自卫之长计”，在于“保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的同时，“防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势”，“外交军备之要点，全在维护此两线之基础。”其中，朝鲜与台湾都是这条利益线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建铁路
虽然中法战争之后铁路建设在大清国得到了高层的公开支持，可是，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偌大个大清国，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
其中，刘铭传在台湾修了107公里，张之洞在大冶修了28公里，其余就是李鸿章的功劳了。相形之下，日本却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明确了建设战略性铁路网的重要性。
明治十一年（1878年），也就是日本组建参谋本部的同一年，天皇巡游北陆。
虽然行进路线尽可能的避开险地，而且在很多地方专门开辟了巡幸道，但“即使新开的路也是羊肠山路，在陡峭险峻之地到处都架有栈桥，悬崖如屏风耸立，险不敢睹。七八个町不通乘舆，天皇不得不下来步行，骑马的随从也下马尾随而行。天皇健步在前，将随从落在后面。”这一路的巡视，给明治天皇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内陆交通之差早已出名，但此番亲身体验，无疑更有助于明治对维新大业的理解。
毫无疑问，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但拥抱海洋的前提，恰恰是陆地上的革新——因为人毕竟首先是在陆地上生存的。而且，如果不能改变内陆的原始面貌，仅靠一连串沿海城市的发展，到头来只能是肥皂泡式的发展。同时随着沿海与内地生活水平、价值取向的不断拉大，国家会面临内乱的危险。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巴多在亲身游历日本内陆后，写下了如是一番话：“只有优质的道路才是当今日本最需要的。政府与其从英国购买铁甲舰，进口西洋高价的奢侈品，在不知不觉中使国家疲惫，莫如兴修对国内物资运输有重要作用的道路，通过这些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支出，使国家富强起来，这是最好不过的。”——而这正是明治天皇与维新政府的精英们所要完成的事业（只要日本不在改良新式交通的同时争取不合理到变态程度的过路费，日本内部活力的焕发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到1893年，日本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到1903年更增加到4494英里。考虑到中日两国空间悬殊巨大，大清国的400多公里铁路相比之下真如儿戏。
扩展造舰能力
为了对付定、镇两巨舰，在日本政府高薪聘请的法国造舰专家白劳易的建议下，日本海军决定从法国定购三艘标准排水量4278吨的二等海防舰。对于这三艘被寄予厚望的战舰，日本人最终决定以日本古三景：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命名。故又称“三景舰”。
其中前两艘分别于1888年2月2日和8月10日开工建造于法国土伦，并分别下水于1889年的7月18日，和1890年的1月22日。两舰的排水量虽明显小于定、镇两舰，但却各装备一门320毫米口径的38倍径加农炮。该炮在试射时打出了每妙703米的初速。从理论上已可以击穿定、镇两巨舰的主装甲。不过从后来的实战发挥看，它们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效果。
不过日本从中却得到另一个收获。在日本人的坚持下，第三艘同型舰改在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工厂建造。开工时间是1888年的10月10日，技术指导来自白劳易，所需钢材、锅炉、主机和火炮也全靠进口，所以直到1891年的3月24日才下水。但日本人从中所积累的造舰经验和技术知识，却无疑对其日后的自造大型军舰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大清国当时所能仿制的最大号军舰，也就2100来吨（即平远舰）。
外交失机，自陷危局
除了上述内政建设的成就，日本在外交领域也占得了先机。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失误在于有天朝无外交，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的问题则出现有外交无战略。
19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和平之中。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也由进攻性的全球扩张一转为维持现状。只要能维持现状，大英帝国的安全与利益就得到了最佳保障。同理，也只有维持了现状，大英帝国的安全与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相对于开疆拓土，此时的大英帝国更警惕于防范霸权挑战国的出现。
在这个背景下，英、俄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最后30年内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俄国自彼得大帝开始就持续性的全面扩张。现是谋求对波罗的海的控制，继而寻求黑海霸权，到19世纪又开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冲刺。前者直接促成了英俄的矛盾，后者则直接威胁了中、日、朝的国家安全。
对大英帝国来说，他是绝对不能容许俄国海上力量直接进出太平洋。其中，阻止俄国在中、日、朝三国的任一处获得不冻港，是大英帝国远东战略的重头戏。而朝鲜政局在中法战争之后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同时，在原有的侵华派与亲日派之外，又出现了亲俄派。甚至闵妃一度也借助俄国的力量在中日之间搞平衡。反之，俄国趁机加大对朝鲜国政的渗透，希望能够在朝鲜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远东不冻港。
这个新局面虽然挑战了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身份，却变相的为之提供了一个现代外交战略上的重大机遇。
如果中国能借此机会与英国形成抗俄联盟，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英国方面甚至准备在抗俄的前提下，帮助中国大力发展现代海军。当然，英国的动机是利己的，目的在于将大清国的海军变成英国远东海上力量的延伸与扩展。这就是某些书生学者念念不忘的英国图谋控制中国新式海军的阴谋论。
可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本身就是个权力政治，国家的利己是正常的。试想当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难道是出于国际主义情怀，或兴复汉室的理想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形成了孙权无力填补的庞大权力真空地带，而当时刘备集团至少在他留给孙权的印象中，是相对最与江东集团有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政治势力。借荆州给刘备，可以使之有效分担共同压力，使孙权得以在其他方向上全力扩张。反之，如果刘备因为孙权借荆州给他的动机是利己性的而拒绝接受荆州，那才叫彻底的愚蠢。
所以，英国的动机是利己的，客观结果上却是利人利己的。
诚然，当年正是这个大英帝国第一个靠着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样是这个大英帝国，长期向中国贩卖害人的鸦片。但是，前者已经成为历史。后者则并非不能改变。随着中英正常贸易份额的加强，鸦片售华的战略价值早已不复存在了。在国际政治领域，若不能跳出历史性感情纠葛之外，寻求理性的合作，实无异于战略性自杀。大英帝国的名言说的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早在1870年初，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在接见香港代表团时就指出：“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
同样是这位阿礼国公使，在更早的1868年1月2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八）照会大清国，要求大清国与国际接轨，保持共同发展步调，不然，大家都向前走，你大清国“止而不行”，结果就是：“譬如众人同行，一人落后，必被众人掀按倒地，共为践踏。”——闹了半天，原来这“落后就要挨打”的理论是英国大使的原创！
其后任大使威妥玛也曾一再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宣讲：“中国惟挖煤、铁可以生财，惟造铁路可以省兵。”“火车之用，不惟使人有无相通，更可使国富兵强。”“火车行，京师屯兵五万，便足以控驭四方。”就算遥远地区发生了暴乱，也可以便捷的进行镇压——当然了，英国的商贸势力也能更便捷的进入中国内陆。俄国入侵时，也能更有力的反击。
反之，俄国挑战的是英国的霸权，但却从未想过要侵入英国本土。可是，俄国对中国的威胁却是要直接控制属于中国的大片国土，并将其势力范围推进到华北平原。
可惜，在大清国，包括李鸿章在内，皆无“刘玄德借荆州”的战略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