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前半段说的内容都属于军事技术和战术层面的问题，“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则属于外交战略层面的问题。放在德国统一战争的模式中，前者是普鲁士军事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有俾斯麦的外交战略。而连缀二者的则尚有毛奇及其参谋本部。而在大清国，少的正是这个制度性连缀。李鸿章确实有其外交战略观，而且从李鸿章到刘铭传、叶志超、聂士成、罗荣光这些淮军战将，对西洋战术与技术的引进也是不竭余力。可惜，少了参谋本部制度，李鸿章的战略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淮军的战术与技术同样成了支离破碎的小伎俩——只能应付支离破碎的战斗，而无法有效地组织近代化的大规模会战，更不要说规划一场目的明确、动员全面、政治经济军事大综合的现代战争了。
对于普法战争，李鸿章的反应主要聚焦在武器装备及新装备引发的新战术层面。以其一贯的务实精神和专业眼光，李鸿章很快就把握了德国军火的优越性，并在普法战争之后，逐渐将军火进口的对象转向德国军火商，尤其是着名的克虏伯公司。从步枪到火炮，甚至铁甲战舰，李鸿章总是优先向德国采购。可是，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军事制度改革。他思考的只是很务实，但又很基础的装备问题与训练问题。在这一点上，李合肥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大清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却走上了一条群策群力的制度化移植之路。
走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最初的强军规划是海军以英为师，陆军以法为师。普法战争打破了这个规划，本着向最强者学习的原则，日本陆军抛弃了法兰西，转而热烈拥抱德意志。
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八年后的1878年（明治十一年），日本效法德国，组建了自己的参谋本部，在现代军事制度转型上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日本的参谋本部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空有躯壳却没有大脑与灵魂。这个大脑与灵魂就是日本陆军军官团。毕竟再好的制度最终也是要由具体的人来运作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日本在参谋本部的大院里建起了陆军大学。并且给这个新机构请来了一个德国总教习。
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游历欧洲的日本陆军卿（相对于陆军大臣）大山岩联系上了德国陆军大臣，正式提出了聘任一名德国顾问，担任日本陆军大学总教习的构想。对此后者大表支持，并郑重向大山推荐了一个人选：参谋本部出身，现任柏林军事学院军事史教官的戈尔茨上尉。
可是这个人选递交到参谋总部后，却被时任参谋总长的毛奇大笔一挥，换成了时为少校参谋的麦克尔。表面上看，以少校换上尉，似乎是表示了毛奇对日本更大力度的支持，实则不然。因为戈尔茨虽然军衔低，却是当时德国陆军的后起精英。日后更官至德意志元帅，差一点就当上了参谋总长。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战场上屡建奇功。相比之下麦克尔就四平八稳得多了。
毛奇最终的定案是让麦克尔去日本，戈利茨去土耳其，其真实原因是，毛奇本人就曾有过做土耳其客卿的经历，而愈到19世纪末，土耳其在德国战略棋局上的地位愈重要。相比之下日本则无关痛痒，而且过于遥远。由此可见，毛奇以少校换上尉，实在是因为这个上尉太特殊了，特殊到他不舍得派他去日本。
这种重土轻日的趋向，早在十年前就见了端倪。当时岩仓使节团周游列国，路过德国时，德皇为表亲善，特地遥增二等勋章一枚给天皇。可是，同时遥赠给土耳其国王的却是一枚一等勋章。要知道，当时的土耳其被讥讽为“欧洲病夫”，是一个国际笑柄。后来大清国连续遭遇甲午、八国联军两场惨败后被国际舆论嘲讽为“东亚病夫”，正是从这个绰号转用过来的。
堂堂日本天皇的待遇竟然不如“病夫国”国王，日本使节团非常不满，婉言谢绝了这枚勋章。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差别对待依然存在。
可是，十年前日本拒绝了勋章。十年后却没有拒绝麦克尔。因为勋章只是虚名，总教习则事关实利。日本当然可以拒绝麦克尔，但却难以找到更好的替换人选。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日本军方对这位麦克尔少校高度信任的同时给与高度礼遇。在麦克尔还在赴日途中的时候，日本人甚至就先把此公最喜欢喝的某种品牌的洋酒大量购买运日储藏，以保障麦克尔在日期间能畅饮不断。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麦克尔抵日后就开始倾其全力打造日本陆军军官团。
他的主要训练分为三部分：一为日常学习，一为图上作业，一为实地演习。
日常学习指的是陆军大学的常规课程设置，其内容不仅包括了军事学课程，而且还包括了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学、国际公法、法律、外语等非军事学科。
图上作业系以普法战争为蓝本，往往由麦克尔亲自操刀，按照德军的标准，通过图上作业，反复训练日本军官的计划制定、实行能力。所有讲课内容都要详细记录，然后整理、印刷，发全军观摩学习。
实地演习则是在日本本土的演习场上，训练日本军官的实战能力与合作精神。其要求极其严格，有时甚至带有挑衅性，以激起日本军官的斗志。演习时不仅陆军大学的学生参加，参谋本部的在职参谋和各野战单位的参谋长也要列席。
据说，这位麦克尔第一次上课时就大发惊人之语，声称他只要一个师的德国兵，就能灭了整个日本陆军。此话一出，整个教室立马炸窝。日本学生们深表不服，但上了后面的课，又不能不服。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明明别人强大，可就是看不出来，还以为自己强大，这叫夜郎自大。但如果是已经知道了确实是别人强大，但还是不甘心虚心学习，这就叫意气用事，说专业点就是战略性自杀。
事实证明，日本学生非常虚心，学的也非常刻苦。
经过这样一番训练，麦克尔终于给最初只有外壳的日本参谋本部制度注入了“大脑”与“灵魂”。日本后来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计划，堪称标准的毛奇式作战的翻版。其翻版之标准，可谓高度仿真，亦步亦趋。
如果说山县有朋是日本新式陆军之父，秋山好古是日本新式骑兵之父，那么麦克尔就是日本陆军军官团之父。
当我们把这位“异国之父”与李鸿章最倚重的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做一个对比，会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
康斯坦丁·冯·汉纳根(1855-1925)，来自着名的欧洲雇佣兵之乡德国黑森(Hesse)，出身于贵族军人世家，出生于着名的要塞城市美因茨。其父为美因茨市长，有两大耀眼履历。第一，普奥、普法两场大战，此公均身在行间，并先后参加了着名的科尼希格雷茨会战与色当会战。第二，汉纳根家族有研究炮台的家学渊源，自这位汉纳根市长的父亲起就是炮台专家。
小汉纳根无其父的传奇经历，但却也因其家学渊源而成为要塞构筑专家。来华前汉纳根一直在德国军队中服役，1879年汉纳根以陆军上尉军衔从德国陆军退役，随之通过其父亲的好友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的推荐，经中国驻柏林公使李凤苞聘用来华，当上了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在华期间，他曾主持了旅顺口黄金山炮台与威海卫炮台的设计与施工监督。前者分别被李鸿章和日军赞誉为旅顺口最新式与最佳炮台。同样是出于他的建议与协助，李鸿章在旅顺港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军医院。
不能否认，汉纳根确实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但是把他与麦克尔一比，差距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麦克尔来自德国军官团的核心组织——参谋本部，而汉纳根则缺乏这层“镀金”。
其次，麦克尔是日本国家正式聘用的陆军大学总教习，汉纳根则类似于李鸿章的洋幕僚。
再次，在聘任德国顾问这个事情上，日本出面的是绝对重量级的大山陆军卿，中方却是通过一个在华洋员牵线，更像一场私人性质的相亲。
最后，麦克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制度移植到了日本，汉纳根对中国的贡献则只在于技术层面——尽管给中国带来了最坚固的要塞，但实战将证明，物质的要塞是远远无法满足一个国家真正的安全需要的。诚然，麦克尔也给日本军官团留下了负面效应，那就是忽略战略与战争命题的深度思考，但这一点在甲午战争中还不构成一个问题。
而大清国落伍于日本的还远不止于一个参谋本部制度。
如果以中法战争为界，战前的十余年，日本已经通过参谋本部制度建设走在了中国前面。之后的十年，则进一步拉开了与中国的综合素质差距。
全面差距的形成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历史将十年时间公平的给予了中日双方。
在这十年中，日本在教育制度、军事制度、政治制度、交通改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现代教育制度之确立
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1872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效法西洋列强的新学制，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西式教育制度，力图向世界接轨。虽然国家草创，物力维艰，但日本政府仍在十年内努力将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用于教育。当时到日本乡村旅行的外国人很快就注意到，当地最漂亮的建筑绝非村政府，更非官僚私宅或巨商别墅，而是小学校！同时，现代高等教育在日本也得到了稳健的发展。日本固然非常注重外派留学生，但日本更清楚根本之图还是在于发展自己的大学。日本最初的大学教授主要为外聘的外籍学者，但逐渐的，日本本土的高教力量就成长了起来。
反观大清国，由于缺少制度的保障，和价值评判体系的改良，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不仅难以在官僚系统内获得地位，而且难以在民间获得草根们的认同。家长和绝大多数学生的首选途径仍是科举考试。于是李鸿章只好用下述四件法宝和科举考试抢生源，那就是：免学费，管吃住，包就业，高待遇。
学生入学之日，校方要和家长、学生签订保证学生绝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契约。每逢科举考试之时，整个学堂就会如临大敌的全面戒严，并将所有学生集中起来作监督性管制，以防有人偷偷外出考试。不仅学生如此，对于那些没有“功名”，或科场不利的老师，也要防止他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八股考试上。因为老师也是人，就算他们自己可以看穿科举制度的不足，但不代表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友都能看透。结果，就算是鼎鼎大名如严复先生，作为李鸿章深为欣赏的幕僚，新学堂的海归老师，也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科场中求功名。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先后四次应试，四次落第。制度性缺陷下，个体的无力和悲哀已显现无遗。
《清史稿》批评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却没有反思，在大清国李鸿章不“以利禄驱众”，又用什么来驱众？
同样因为过于依赖利益引导，导致了大清国最权威的西学教育机构同文馆的集体腐败。
据当年曾在同文馆就读过的着名学者齐如山老人回忆，当时清廷为优礼士人计，规定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为每餐每人白银一两，六人一桌。也就是一桌六两白银标准的大餐六人共吃。按当日的市价，这六两的大餐是连燕窝、鱼翅也上得起的。可到了同文馆，每餐每桌的实际开销不到二两，却仍按六两虚报。仅此一项克扣，厨子便可每天进银二百两，合四个大元宝。真也叫生财有道。
克扣的发了大财，被克扣的也不是省油灯。同样齐如山老人回忆，当时的同文馆学生，素质欠佳，经常偷带馆中的白糖与鸡蛋回家。是因为家里穷吗？当然不是，因为当时一个翰林做家教，一月也就赚八两银子。可同文馆的学生学好学坏，每月三两的“膏火银”是必有的，混个两三年，可以加薪至十二两！缺钱吗？不缺。可学生们照样以馆为家：馆里有，家里也会有。甚至有的学生常外出嫖妓，回来晚了，不论点种，照旧理直气壮地大叫开饭。也确实给厨房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厨房的解决办法就是建一所饭厅，定时定点就餐。没想到此议一出，学生们蜂起抗议，理由还极堂皇：Freedom(自由)！
责任没学会，程序正义没学会，倒先学会了个似是而非的Freedom。这就是大清国新式教育的产物。
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饭厅还是建了，新的就餐规定也公布了。同时呢？
学生们的新花招也出笼了。比如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任凭火烧而不加水，直至锅底烧化，彻底报废。有一次晚餐，居然一次就烧化了三十多具火锅！
又比如饭吃完了添饭。直接拿碗练飞镖，厨子接不住就落地，落地就是“碎碎平安”。结果每天吃完饭，剩下的总是一地碎片，半厅骂声。
更可叹的还是这些学生学业的荒废。据说有一个学俄语的学生，学了13年，才刚记住字母表。最后，中国学生没学到多少外国技艺，倒是那些在同文馆教习的外国老师，人人练了一口好汉语。
而大清国就是靠着这样的老师教育的这么一批学生去富国、去强兵、去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熏陶下的德式现代军官团一决雌雄。不败何待！
参谋本部的对华谍报战
一旦有了“大脑”与“灵魂”，日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行动了。它的第一个大手笔工程就是派出大量参谋人员进入中国，测绘精密地图，收集各类资料（尤其是军事情报）。早在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就乘机渗透，还写了份《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