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躲过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鹰眼。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与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被人合称“曾门四弟子”。光绪七年任驻日公使。此时黎庶昌一得到韩国动乱的消息，又看到了日本不正常的军事调度，立即急电北洋，呼吁“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
张树声接到电报倒也没敢马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上呈总理衙门，函请总署请旨出兵平乱。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树声以为够快了，薛福成却说：太慢！
为什么呢？就因为大清国的官场太朽钝，京津虽近，但几个部门上下左右之间，书函往来，也还是太费时间。只怕你这边圣旨没领到，人家日本已并吞三韩！
所谓成非常之功，必以非常之策。当此十万火急之时，只能先斩后奏，一面申请，一面火速调北洋海陆军赴韩，而千万不能让日军先入汉城，挟制韩王。那样一来，琉球的悲剧就将重演。而大清国的损失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海军要立即出发，陆军也要随之集结，作第二梯队东渡，方可控制局面。又鉴于此次行动非比寻常，威慑之意重于作战，最好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不出兵则已，出兵就要出精锐。以海军言，首推李中堂从英国买来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碰快船）。以陆军言，首推精锐淮军。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张树声打了一辈子仗，还不懂这个吗？
代理总督一声令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率超勇、扬威二舰并“威远”号训练舰，于二十五日鼓浪而东，同行的还有北洋的另一智囊马建忠。同时陆军与负责运输的轮船也开始集结。
二十七日下午，丁汝昌一行抵仁川。当日夜，赶至月尾岛。而日本军舰“金刚”号也已抵达该岛。真是千钧一发。
当是时，考虑到“威远”仅为木质练习舰，并无战斗力，随行仅为训练新手，扣除不论。以数量讲，中方军舰二，日方军舰一。以质量讲，超、扬、金三舰皆购自英国，但金刚的舰龄比超、扬早了五年，虽然吨位与防护略胜，但火力与航速均不占优。无疑中方也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方反应如此迅速，实在大出日方意料之外。
兴师问罪的嘴脸遂一转为中日友好的恳谈。
但马建忠深知，日本人的服软只是暂时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还看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马建忠在军舰上紧急接见了朝鲜校理官鱼允中。一番笔谈后，马建忠终于弄清了兵变的来龙去脉。形势急迫，马、丁紧急磋商后决定，超、扬二舰留韩威慑日本，马建忠亦留韩观察事变动向，丁汝昌则乘威远回津面见张树声，并呈上马建忠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中，马建忠首先讲述了此次兵变的来龙去脉，接着提出建议，他希望张树声能“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械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
之所以如此急如星火，原因有二：一在“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二在“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
事实上，就在丁汝昌带着这封密函，乘“威远”号急驶回津的同一天（二十九日），薛福成已为张树声制定了一个更周详的平乱计划。
在北洋的薛福成，与在朝鲜的马建忠一样，深感局势的间不容发，生怕日兵先到，“或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于李罡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罡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非中国之利。”
庆幸的是，“日本海道弯环迂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所以就算日兵先到数日，只要“稍有观望，未及肆毒”，我方就能后发先制，挽回局势。
薛福成更深知大清国军事机器的朽钝，所以主张不必等六营聚齐再发，而应该令淮将吴长庆速率本部两营先发，东渡朝鲜。“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军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电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
一俟陆军登岸，就应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或智取，或力擒，迅速制服大院君，押送来华。变乱自然平息。日本人也就失去了制造事端的依凭，最多也就是围绕使馆被烧与人员死伤问题，敲诈朝鲜赔些款罢了。
但万一日本占了先机，我军又当如何处置呢？薛福成同样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并针对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拟订了备选方案：
一、若日军抢占先手，独力“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名为保护，实收朝鲜权利于己手，以行“蚕食鲸吞之计”。如此中方只有利用其“大势未定”，一面陆海大举，抢占要津，造成实力威慑；一面利用国际舆论和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于外交上“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
二、若日本已“与乱党合而行废立之事”，“中国宜专以讨乱为辞，直逼朝鲜”，避免与日本摊牌的同时迅速制服乱党，日本自然无话可说。若“日本出而排解，”我即当郑重“告以中国属藩之争，不愿他国与闻。朝鲜官民见我势壮气盛，必有应之于内者。”如此乱事一平，日本便无计可施。
三、若不幸大院君已被日本抢先抓往东京。我方应一面在外交上郑重感谢日本“代我平乱”的辛苦，一面加紧调拨水陆精锐东渡，不动声色地剥夺日本的战果。最后以中方指导下的韩日和谈了局。
四、若日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我宜外交上“遣使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
此书一上，立即被张树声全盘采纳，奉为韩乱平定方略。此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不出薛福成之预料。
七月初七，吴长庆率军登陆仁川。而日使花房义质果如薛福成所料，正为使馆被毁一事与朝方相持不下。吴长庆遂乘机疾趋京城，于十二日至王京驻营。
十三日，马建忠于吴营中约见大院君，即于笔谈之际摊牌，迫其登舆，在丁汝昌的亲自“护送”下，“冒雨夜驰百二十里”。于十四日抵达南阳海口，送上“登瀛洲”运兵船，海送北洋软禁。同时吴长庆军断然出击，斩杀乱党头目多人，抚平乱军。所谓的“壬午兵变”也就这样鼓息于转瞬之间。
转瞬即逝的和平曙光
韩乱发生后，清廷鉴于“朝鲜善后无人主持”，急谕在故乡守灵的李鸿章“销假视事”，处理善后事宜。但当他于七月二十三日赶到天津时，已没有事情要他忙活。他干的只是上奏整个平乱过程，来个官样公文的大汇报。同时负责安排大院君的归宿。最后的结论是：软禁于保定，永远不准回国。但为全其父子之情，准韩王岁时派员省问。到此，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很快，李鸿章就有事忙活了。
中法之间围绕越南问题的高端外交接触，终于在光绪八年的十月（1882年11月）正式开启了。
谈判的一方是李鸿章，另一方则是时任法国驻华公使的宝海。
说来李、宝二人也算是老朋友了。
两年前的5月底，宝海来华赴任，由天津入京，做东道主的正是李鸿章。
当时正值中俄关系紧张时期，所以李鸿章特别注重这次对法国大使的迎接。结果，欢迎宝海的是“所有被委派到那里的任何使团团长还不曾见过的欢迎场面”。
“当我们越过他们设在白河两岸的用强大炮火装备的炮台时，炮台上升起了我们的国旗，每个炮眼都挂满了鲜艳的彩旗，十五声礼炮轰鸣，以在中国很罕见的方式向新到任的法兰西共和国代表致敬。”这是宝海事后写给法国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报告中的回忆。他还提到，为了对这个盛情表示答复，在他的建议下，他所乘坐的法国军舰回放了十九响礼炮，以表达对那位还没有见面的直隶总督的敬意。
宝海丝毫也不讳言，他“很重视与直隶总督建立友好和信任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今后会对我有很大好处”。“李鸿章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智慧、开阔的眼界，与他显赫的地位相称的权威，使他成为目前对朝廷和敌视洋人的旧党的冲动采取抵制的人们中最有威信和最强有力的领袖。”他还在这个国家的“外交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他在第一次正式拜访李鸿章之后，又在6月4日的晚上，“为李鸿章举行了一次宴会，其隆重程度超过了在这里举行的所有类似的招待活动”。
现在，两位老相识，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来到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突再所难免。
以往的史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往往把宝海看成是当时法方的一个鸽派人物，从而将这次失败的和平努力看作是中法开明派与法方温和派寻求协商的受挫。实际上，根据战后法方陆续公布的外交部档案显示，这位宝海公使在当时构成中法交恶源头的越南问题上，恰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
关于河内，他是一贯主张长期占领。关于李扬才事件，他也持强硬姿态，他认为当初顺化小朝廷向北京求援本身就是个错误。法国默许中国出兵，更是个错误。甚至连李维业将河内城交还给越南地方官，宝海也认为是个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会在中国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法国不敢长期在这里盘踞下去。最后，关于当时曾纪泽和总理衙门对越南宗主权的强调，宝海更是表示：无法理解的偏执与狂妄。
从时间上讲，他这次在天津与李鸿章的会晤是短暂的，而且是试探性的。他要在白河封冻之前南下上海，李鸿章也要在白河封冻之前去保定。短暂的时间，巨大的立点落差，都为这次外交接触蒙上了厚厚的阴霾。
可是，出人意料的转折发生了。当宝海于11月13日（十月初二）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时，还是一个标准的强硬派，这可由他离京前发出的外交报告文书作证。但仅仅十几天的间隔，宝海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忽然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急转弯。
转变起自李鸿章布下的一个巨型空城计。
李合肥大摆空城计
几乎与宝海同时，一个名叫尚布里的法国骑兵上尉也来到了天津。后者是奉法国陆军部之命周游世界、搜集情报的特派员。李鸿章对之盛情接待，并大度地邀请这位上尉检阅了他的直属武装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让这位法国上尉极度震惊的，所谓“一小部分”居然是整整一万二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装备着买自欧美国家的最精良武器，由一流的欧洲教官训练，能够熟练操作手中的武器。李鸿章表示，他另外还有大约六万名同类士兵，装备程度和训练程度大体相同，因为人太多，所以就不方便全部拉出来让阁下检阅了。
尚布里哪里知道，这一万二千人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全部主力了。被极度震撼的尚布里迅速把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并信息共享给了宝海。而宝海又想到了其他渠道得来的另外三个消息：其一是大约四千名来自李鸿章辖区的精锐部队负担了对朝鲜动乱的平息。其二，有一支数目不详，由德国教官训练的李氏部队已经被秘密调往河内。其三，一支精良的野战炮队也被调往了越南战场，而且可能还会从李鸿章的辖区再增派一批炮手过去。这些人“操纵性能良好的器械的本领，比起欧洲最优秀的军队的炮手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