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再度失守
就在清廷关于越南问题的处置争论不决之时，越南方面又传来新的惊人消息。
光绪八年二月八日（1882年3月26日），在法国交趾支那总督的授意下，法交趾支那南圻地方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维业（一译李威利），亲率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两门山炮（配15名炮手），15名安南狙击兵，乘三艘炮舰（远洋炮舰“军乐”号，近岸炮舰“马苏”号和“短枪”号），两艘小汽艇（分别从西贡和岘港港务局借来的“海防”号和“沥门”号）北上河内，压迫北越官员低头，顺带解决黑旗军阻挠红河水道自由航行的问题。
离将军只有一步之遥的李维业上校，无疑想在越南圆了自己的将军梦。只是世事难料，功成与骨枯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李维业抵达北方后，河内城外的法租界又给他送来了一门120毫米重型行营炮和一个海军炮队（包括一门40毫米舢板炮，20名安南狙击兵，三门40毫米舢板炮，配足50名海军炮手）。其中，120毫米炮安置在东门外法租界里提供火力支援，海军炮队则跟随李维业机动使用。
1882年4月25日（光绪八年三月初八）清晨五时，李维业向河内总督黄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三小时内放弃并拆除河内的城防工事。与此同时，“军乐”号、“马苏”号和“短枪”号进入射击阵位。等到七点半，越方派来了一个代表，要求李维业再宽限一天的时间。对这个过于明显的缓兵之计，李维业当然不会理睬。如此又过了半个小时，八时——李维业的时间下限，越方依然拒绝接受这个最后通牒。李维业遂在十五分钟下令攻击。
“军乐”号、“马苏”号和“短枪”号的舰炮同时开火。十五分钟后，八时三十分，法租界内的那门120毫米炮也加入射击。从九时十五分开始，法军的炮击目标开始转向城内的主要建筑物。九时三十分，三门40毫米舢板炮意外击中了河内城里的一座军火库，引发了惊人的巨大爆炸。但这一次越军表现的远较安邺攻城时为顽强。他们甚至主动反击，向法租界发射了大量火箭，大火甚至迫使那门120毫米炮不得不带着弹药转移阵地。
十时四十五分，法军停止炮击，代之以突击队攻城。十一时十五分，法军攻破河内城，7000越南守军溃逃，总督黄耀自缢身亡。法军仅4人受伤。一切与安邺的往事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规模更大了。
李维业占据河内的消息一经传出，法清双方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法国人觉得，和平已经在望。
清国精英们说：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更让人震惊的是，李维业攻克河内一周后又将之交往越南（交换前拆毁了防御工事）。这种威恩并用的方法，很是迷惑了越南小朝廷，后者勒令正要南下规复河内的刘永福立即退回保胜。
而刘永福早已开始做两手准备，就在光绪八年年初，他以越南官员的身份回到故乡钦州祭扫并重修了祖坟。他还多次表示：“愿为中国千（总）把（总），不愿为越南提镇”。这个表态对清廷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刘永福心向故国，忧的是刘永福此时如此表态，暗含了黑旗军在越南已经很难继续立足的潜台词。
在这个背景下，清廷最终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展开外交接触，一方面派七月份主动请缨的吏部主事唐景崧入越联络刘永福，以作军事上的牵制，同时以“查办土匪”的名义，遣广西提督黄桂兰率大股正规军进驻北越重镇谅山，增加威慑力。
对清军此举，法国外交部援引法越第二次《西贡条约》，认为越南既为受法国保护的独立自主国家，清军在既未得到越南同意，又未提前照会法国的情况下，擅自开入越南境内，实属对越南主权完整的严重践踏。故严正劝告清政府立即撤军。
大清当然不吃他这一套。相反，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郑重重申了清越之间的宗主关系，并严正声明：法越之间的条约均为非法，大清以往从不曾承认，以后也断不会承认。所以，践踏越南主权的不是大清，而恰恰是法国。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交辩难，率多如此。法国政府更关心的是：清军此次突然出兵，倒底意欲何图。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就在法国内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时，大清也正为一件突然发生的“大事”而引发出一连串的争议。
李鸿章离岗
光绪八年三月初二（1882年4月19日），李鸿章的母亲去世了。
在一贯标榜以孝道治天下的大清国，这是件大事。实际上，李鸿章早在此前就开始“请假”，以专心在母亲床前尽孝。只是形势不容人，直到4月17日两天前，朝廷斟酌再三后，始准假一月。可谁能料到，只两天后，太夫人就会魂归极乐呢？按照成例，孝子要守孝27个月，俗称“守制”，虽王公大臣不能免，甚至还要守得更长，排场做得更大。例外也不是没有，除非皇上“特旨”强行留任，是为“夺情”。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老传统了。
李鸿章的独特性注定了他是要被“特旨夺情”的。果不其然，夺情留职的圣旨很快就颁发了下来，命该大臣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
但是舆论并不放过李鸿章，李鸿章自己似乎也很心乱。结果是虽然有了夺情的圣旨，但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回乡守孝。
既然要走，后事的安排必不可少。
直隶是全国的心脏，直督又是全国督抚的首领，这在大清国，早已是不成文的法律。李鸿章回籍期间，谁来主政北洋，将对国政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人选问题，早在光绪七年李太夫人病重之时，李鸿章就开始考虑了。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便是丁日昌。
可惜，李鸿章恳请授丁日昌为直隶总督的奏折还无下文，广东方面已传来噩耗：丁日昌已于光绪八年正月初十(1882年2月27日)辞世，终年五十九岁。临终口述遗嘱，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强大计与中国未来的地缘环境。一句话：“死有余憾”。
李鸿章没有起死回生的神通，只好转而另找接班人。
最终代替李鸿章暂管北洋事务的人是两广总督张树声。想当年，李鸿章淮军初兴，麾下“铭”“树”“鼎”“盛”四大主力，张树声便四占其一。所以从资历上讲，他的这次接班是没有疑问的。更何况老中堂最多走27个月。实际上绝对不会走这么长时间。这中间，张代总督只要萧规曹随的把李家太极一招招比划下来，至少不会出大错。不出大错就是成功。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典章制度俱在，李鸿章还给他留下了两个高端智囊：薛福成与马建忠。
张树声接的自信满满，李鸿章走的却是七上八下。转望南天，硝烟的味道越来越浓，可大清国还是个举棋不定。
更有出人意料者。李鸿章前脚刚走，张树声后脚就变了步法，大打起“张氏少林拳”来。他大力结交京中的清流，并屡发高论，大谈非一战不足以固我藩篱，亦不足以破贼虏非份之想。“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大有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半个世纪的和平来的气概。其子张华奎居间联络，尤其活跃，以至得了个“清流腿”的绰号。
有了这一碗滚油，主战气焰立时高涨起来。老张在大清国里的人气指数也开始直线飙升。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老中堂离岗不到三个月，张树声就折腾另起炉灶来了。倒是清流们多不屑于二张的轻浮。结果，李鸿藻不以为然，陈宝琛上书弹劾张树声，以“戢争止沸”。张佩纶甚至说：“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至清流，眩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
只是张佩纶也没想到，寒心的事情会应验得这么快。自古以来，乱说大话的人，鲜有不吃大亏的。张树声也不例外。法国人还没动拳头，日本人倒先按捺不住了。
高丽国公媳斗法
在大清国的属国中，最重要的与最友好的无疑都要首推朝鲜。如果朝鲜被外敌控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从陆权战略上讲，失去朝鲜意味着大清的龙兴故地（东三省）将时时处于被威胁状态。从海权战略上讲，则大清的心脏（直隶），就将时时暴露于外敌的利刃之下，扩展出去，整个东南沿海都将丧失安全感。
不幸的是，早在黑船开关之前，朝鲜就已被日本的“战略家”们锁定成了大和民族的盘中餐。明治维新之后，攻略朝鲜，经营大陆，更成了日本的既定国策。因为在他们眼中，朝鲜同样太重要了。
试想，若朝鲜为某陆权强国所控制，虽不足以制岛国日本于死命，但亦足以打消日本一切称雄东亚大陆的企图。
若朝鲜为某海权强国所控制，日本立时就将处于无国防状态。反之，若日本控制了朝鲜，弱势时足为国防屏障，强势时就是进军大陆的跳板。
1870年7月，柳原前光说：“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
尤其在“俄法英美欲占彼地，昭然若揭”的今时，“实非皇国因循之日。”
日本人不因循，大清国就要倒霉。
李鸿章保全朝鲜的策略就是八个字：以毒攻毒，以夷制夷。
你日本不是觊觎朝鲜吗？俄罗斯何尝不是？拥抱太平洋的梦想太诱人了。俄国急需在朝鲜拥有不冻港。这就与日本的野心产生了一个矛盾。同时作为世界头号既得利益者的大英帝国，同样不希望俄国冲出日本海，又不想让俄国打破东北亚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均势。这样多强介入，反而会形成新的制衡。关键是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朝鲜必须在商业利益上打破僵局。如果朝鲜坚持闭关锁国，它就将成为所有列强的敌人。可若它主动开关，就能借助商业利益上的多边关系，制衡住潜在的威胁源。这就叫以市场换安全。更重要的是，朝鲜和平，大清也就安全了。李中堂也就可以放心地去搞他的自强运动了。所以李鸿章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朝鲜人开关。这与曾纪泽建议主动开放西南地区的商贸是同一个思路。
经过李鸿章三年的苦心劝说，朝鲜君臣终于在光绪八年春接纳了李鸿章的建议，与英、美、德、法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半岛也果然出现了李鸿章期望中的制衡效果。似乎一帆风顺。但是，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借均势威慑日本与俄国，但在换来安全与和平的同时，也能激发朝鲜士人的民族主义激情，割断中朝的宗藩关系。同时，开放还会反向刺激保守派，引发新的排外行动。这些显然都不是大清所希望看到的。
果不其然。韩国内部很快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前者力主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对外部事物持非理性的厌恶和排斥。后者则主张跟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现代社会。具体讲又可细分为亲华、亲日两派。两派的目的都在于实现朝鲜的自立自强，但各自倚重的指导力量却截然不同。
在光绪八年，占据朝鲜政局主导地位的，仍是保守派。其核心人物就是韩王的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只是这个保守派仍是亲华派，他们怀着对过往岁月的美好回忆，满足于清韩宗藩关系下的闭关锁国。而不像开化派中的亲华派，倾向于在李鸿章之流开明人士的支持下，开展韩国的洋务运动，并在亲华的前提下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
所以至少暂时，李鸿章仍能委婉地通过大院君对韩国政局施加有利于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宫闱之内的权力之争，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
原来，韩王高宗李熙性格懦弱，且天生缺少政治头脑，所以国政一听大院君决策。可偏偏韩王的爱妻闵妃政治天赋极高，性格坚毅，手段高强，又身出名门，娘家实力强大，于是便不免影响起政局来。大院君自然不能容忍此等后宫干政的行为，更不容许有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可韩王已到亲政之年，大院君也不得不“大政奉还”。这一还，就把政权拱手还到了儿媳妇手里。
老公公与小儿媳就这样较上了劲。朝鲜的政局也不免日趋紧张起来。
壬午兵变：日本的第四次落井下石
光绪八年的六月，由于闵氏官员拖欠军饷和克扣军粮，激发了兵变。在大院君的巧妙诱导下，兵变于六月初九（7月23日）发展成武力驱逐闵党的政治行为。
闵氏重臣多有死伤，闵妃本人亦受伤，侥幸化装成宫女逃出。
如果仅此而已，不过韩国王室内部的小花边闹剧，充其量几条“肥皂新闻”。
但不幸的是，日本人介入了。
事实上，日本人早就想在朝鲜有所行动，只是苦于李鸿章的北洋陆海军实力太强，也只有隔海兴叹。
中法关系紧张，对日本的扩张派们而言显然是个大福音。所以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甚至不惜花重金贿赂清国官员，收集一切李鸿章与法国人交涉的信息，就是为了等待时机：一旦中法开战，就趁机出兵朝鲜。
可是，中法迟迟不打，日本人也只有徒生叹息。唯一让他们松口气的是，李鸿章丁母忧离开了天津，法国人又在越南展开军事行动。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对日本人有利的。现在他们急需的就是一个适当的借口。
汉城兵变，就是这样一个借口！
乱兵犯阙，影响所及，烧了日本的公使馆，并打死了几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率余众狼狈逃至仁川，搭乘英国军舰逃回国内。
日本上下为之鼎沸。日本政府顺势决定立即派出海军前往朝鲜，同时集结陆军，作兴师问罪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