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M-99-1）
自1948年9月被捕后，罗广斌先后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和白公馆监狱，他在狱中的表现使狱中同志对他十分信任。
狱中同志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以及地下党组织所遭受的大破坏，心情无比的悲痛！对地下党的个别领导人的屈膝求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同时对党的事业发展也有万分担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后，狱中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群众非常兴奋、喜悦，但他们也有痛苦、悲伤！
在这胜利来临之际，他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虽看不到梦寐以求的新中国，但同志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照顾。在最后的时刻，他们不光想着自身的处境，他们还有许多话要对党说。
他们希望执政了的党组织要认真总结和吸取地下党斗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他们希望党的事业健康发展，他们希望共产党人一定要有先进性和保持纯洁性。在狱中，难友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开始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从《挺进报》的大破坏、上下川东武装起义三次失败教训入手分析，对地下党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研究。大家相互嘱托，谁能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些报告给党组织！
在1949年9月以后，当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有计划地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人员进行分批屠杀时，狱中的同志一方面加紧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营救；同时也加紧策划特务反戈和积极地策划从监狱突围，特别是在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在大坪被公开枪杀以后。
被关押在白公馆楼上的国民党将军周从化告诉共产党员谭沈明：“……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宫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10月，白公馆“监狱支部”许晓轩、陈然、谭沈明、刘国经过认真研究作出决定，要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以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提供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人员实施营救。
当狱中党支部向罗广斌交代这个任务的时候，罗广斌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
-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
谭沈明告诉罗广斌：“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但要、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求‘忍辱负重’！”
在罗广斌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后，狱中党支部的许晓轩、刘国、谭沈明用书面的形式为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作出了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
出狱问题作了说明。
但是，当完成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从时间上计算，就是出去了也不可能，也无法使计划实现。于是，狱中党组织决定停止这个方案的实施。
在1949年“11·27”大屠杀中，罗广斌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带领白公馆的十几个人越狱脱险。
越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他不能相信刘国、许晓轩、谭沈明他们已不在人间，他更无法忘记战友们在狱中、在临刑前给自己的重托！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给党的事业、同志的生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狱中斗争中江竹筠那“毒刑、镣铐，是太小的考验”，许晓轩关于党的建设、干部问题的种种意见……使罗广斌的心里像灌了铅一样，他平静不了，他躺不下去！罗广斌，这“11·27”屠杀中的脱险者拿起笔，把那些无数死者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共有二万多字，分为七部分，其中五、六部分已遗失，仅余五个部分，包括“案情发展”、“叛徒群象”、“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罗广斌以冷静的笔调、翔实的内容，真实地记录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史料，正如他在报告的一开始所写的那样：“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关于叛徒的问题是报告中涉及最多的一个方面，在整个因《挺进报》事件而被捕的人员中，叛徒虽然只有几个，但由于位居要职，其破坏程度相当的大，所以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不会担任到较高的领导职务。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他们也身处危险之中，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罗广斌在报告中指出：
他们在叛变过程中，不是一天二天，也不是毫无矛盾和痛苦的……
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矛盾”和“痛苦”过程中选择了叛变这条道路？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刘国定被捕后，先没有暴露身份，他可以说是应付过了特务的审讯。但当冉益智招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后，特务用刑罚威逼时，他一下子就软了，承认了自己是地下党的书记。只要危及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时，就什么也不顾，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什么也敢做，刘国定就是这种典型。在生与死，在苦与荣问题上，刘国定求生、求荣。
当徐远举要他交代组织、出卖同志、参加特务工作的时候，刘国定表示答应，但要先谈好条件。作为交易的条件，刘国定一再希望徐远举考虑他是省委、市委级的干部，最后以“中校”官职成交。因此，刘国定在以后的叛变活动中是有一定保留的，而这种保留是他为了更好地保住他认为属于他的利益。叛变后，刘国定架子很足，只对徐远举毕恭毕敬，对二处的其他特务一概瞧不上眼，连特务都讨厌他。因为手头还有未交的人，自认为有本钱，住在杨家山时，要两个老妈子服侍他，每顿饭没有鸡鸭就不上桌，稍不遂意就摔碗。当许多同志还无法接受这一突变的情况，甚至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的时候，刘国定却已神气十足，趾高气扬，从一个追求革命的地下党书记叛变为一个国民党的中校特务军官，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适应。因为他是冉益智交出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有了叛变的理由，他曾说：“重庆这回事情，不该我一个人负责。”
这使狱中的每一位党员感到万分震惊！
冉益智的彻底叛变有一个矛盾的过程。在渣滓洞关押时，他恐慌、焦躁、不安！
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是，在狱中如果不交代组织、出卖同志，说不定哪一天就拉出去给枪毙了，如果交代了情况自己就成了叛徒！他矛盾，他坐立不安。当被转囚到白公馆后，他彻夜难眠，半夜起来写遗书给他的妻子，其中最后一句是：“……枕边一吻，竟成永别。”贪生怕死使他动摇了革命的信念，严酷的现实使他选择苟且偷生。冉益智曾是许多地下党员所崇拜的一个领导干部，公开场合讲起革命的道理，他振振有辞，谈起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他是慷慨激昂。私底下他却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骨子里面耍两面派，这是冉益智做人做事的原则。他叛变后，在出卖组织和同志的问题上，只要对他可能造成影响的，他就不分轻重地出卖。由于他出卖组织有功，从少校升为中校。
李文祥的叛变则和刘国定、冉益智有很大的不一样。李文祥也是1938年入党的，被捕后在特务的酷刑威逼下没有屈服，可以说是经受住了考验。但是，在白公馆坐了八个月牢后，1948年12月14日，他却叛变了，主动要求交代问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导致十几个同志被捕！每次从白公馆押去渣滓洞受审讯后，特务总要安排他去见一见妻子，而每一次见到妻子时，他总是哭哭啼啼。他认为：革命了这么多年，苦了这么多年，却不能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成果，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一个大官……入党是为了要当官，参加革命是为了今后要得到享受，如果这些目的达不到，那就太划不来了！这是李文祥的生存哲学。他毫不掩饰地说：“……比我更重要的人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工作，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工作，也绝不会影响革命的胜利到来。组织上已经完了，我只有从自己来打算了。”
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在地下党内都是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他们的叛变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从他们叛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共产党的宗旨发生了偏差，而这些又没有能够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纠正，以至遇到考验的时候，就避免不了出问题。罗广斌根据狱中同志的讨论和研究，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指出：
在蒋介石匪帮长期黑暗统治的地区，尤其是四川，地下党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横的关系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
因此，总的斗争原则的把握，必须是有相当的经验、能力的领导者。领导的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的成功或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分析了客观上的原因后，罗广斌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他在报告中写道：
“……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入党的动机不纯，参加革命的目的不对，这必将导致思想上堕落，行为上腐化，叛徒的行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叛徒刘国定，曾经利用自己书记职务之便，要求掌管地下党活动经费的同志，把党的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掌管经费的同志告诉他：“组织上的钱不能借，我自己也没有钱借给你。”刘国定对此十分地气愤，他认为“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在他的眼中，权利是他的，利用权利来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的。刘国定借钱做生意的目的没有达到，便污蔑掌管经费的同志有“经济问题”，后经组织查证，否定了刘国定的指责。利用权利，谋求私利，是从思想上到行为上腐化的一个根源，手中的权利是为公，不能蜕变成为私。
对于叛徒冉益智，罗广斌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不能因他叛变而说他以前的行动处处都错。但研究他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的确是有很多问题的。因为他的“机警”、“善于解释理由”，以前组织上并没有严格进行整风，确实可能被他蒙蔽的……冉益智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任何问题、任何情况面前，总是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他不仅“能言善辩”，他还十分地会“为人处事”。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很“机警”地推掉一切责任，有了成绩的时候他也“善于”找到各种理由与自己挂上。在他的心目中，什么学习问题、思想改造问题与他这个“领导”是不相关的，他认为“学习和思想改造都是下面的事情”。放松学习，忽视思想改造，自以为是，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学习和注重思想建设是干部问题的关键环节。
……我们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
这是罗广斌反映狱中革命烈士的一个强烈愿望。“领导的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的成功或失败”这是狱中同志从残酷的斗争现实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不论从历史的过去，还是看现实的今天，在革命的事业中，干部的问题都是一个关系到成败与否的大事。从叛徒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本质是建立在“为自己”的基础上的。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追求在他们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为达到个人目的而需要的表现。这种非纯洁性在共产党内的存在发展，最终必将严重影响到革命事业，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关于领导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是狱中同志讨论得最多、最深刻的问题。罗广斌在报告中提出：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所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要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与极少数的叛徒相比，狱中的革命志士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没有在特务的酷刑下变节，没有在长期的关押中丧失信心，他们以自己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罗广斌在报告中写道：
……江竹筠受刑昏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曾说过：“毒刑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到了最后，已经面临死的考验了，老谭提出：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于是要求作到“脸不改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弹雨中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
高度的气节建立在高度的理性基础之上，革命烈士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是由他们的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所决定的。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同志含着眼泪，在痛苦的回忆中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代表狱中那些死去的难友，向党组织提出了八条意见：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烈士血与泪的嘱托，这是革命烈士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度负责，这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吁，这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建设中不能忘记的警示！
革命烈士带走的是苦难，留给我们的是幸福；他们失去的是生命，留给我们的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