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虚谷烈士张静芳烈士大竹的徐永培、徐相应既是战友，又是叔侄。徐永培比徐相应大两岁，在育才学校读书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得好，又沉着老练，文章写得也很漂亮。徐相应则更喜欢音乐，会弹钢琴，会作曲，打仗间隙，经常教大家唱反蒋歌曲。1949年6月9日，徐永培、徐相应等被敌人包围而被捕。叔侄俩一同被关在大竹城敌军营部，受尽酷刑，接着向他们劝降，许以高官，徐永培嗤之以鼻：“我决不会做你们那种压迫人民的官！”又要徐相应去教敌兵唱歌，他尽教士兵唱反蒋歌曲。
幼失父母的徐相应，由姑母抚养成人，姑侄情深义厚，姑母多次求见，均不被允许。后为了让姑母劝侄儿“改邪归正”，允许他们见一面，老姑母看着遍体鳞伤的相应，悲痛欲绝，相应先安慰姑母说：“我死了，只少一个，还有十个、百个、千个和我一样的侄儿来照顾您。我死后，把我埋在大竹城南门外高坡上，好让我看到胜利的红旗插上大竹城，看到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大竹城。”
7月16日下午，大竹全城杀气腾腾，敌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武装布满街上。徐永培、徐相应同志从两头分别被押往东门会堂，眼看敌人要下毒手了，叔侄俩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在刑车上大声向沿途围观的群众演讲，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活捉罗广文、活捉雷鸣！”“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吓得目瞪口呆，用枪托打他们，鲜血从嘴里涌出，带血的口号声在空中回荡，两位同志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中倒在草坪之上。
神枪手陈尧楷同志，在1949年7月敌人大清乡时被包围，他腿上受重伤，在张家乡的铁厂沟狭谷中被围困整整7天7夜，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孤军作战。在第8天，刚一出来，被敌人发现，又是一阵猛烈射击，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了，眼见敌人已近身边，身负重伤的陈尧楷同志，为了不被俘，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牺牲后，敌人还不敢走近搜索，过了好几天，才找出英雄的遗体，敌人先割下耳朵，再割头，割两只手膀，然后抬去请赏，罗广文命令把被分割了的尸体再缝合拢来，赤裸裸地在大竹城内抬着游街示众，残忍万分。
那场轰轰烈烈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过去已快半个世纪了。那中间的波澜壮阔，豪情万丈，壮怀激烈，仍然让人心潮起伏，情思跌宕，但武装起义本身及参加者在以后又走过了一段怎样的路啊！
“文革”期间，江青的几句“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活见鬼，没得那回事”，让多少英雄的灵魂不得安宁，让多少烈士家属受尽折磨。
从1930年便跟随丈夫廖玉璧上华蓥山打游击，当时名振一方的“双枪陈三姐”陈联诗同志，为革命不仅献出了丈夫，连儿、女、女婿都是地下党员，儿子廖亚彬是华蓥山游击队七支队三中队指导员，参加了岳池伏龙起义，起义失败后，陈联诗和女儿、女婿冒着生命危险安排了不少转移出来的同志。解放后，她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女婿林向北同志也成了“右派分子”。陈联诗去世前拉着女儿的手说：“你爸爸的血，还有你那么多叔叔伯伯的血，都白流了吗？”“难道我这个为党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到死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虎南大起义中南岳中队队长邓兴丰卖掉家里的田产，为游击队购回造枪工具，被捕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1949年11月14日牺牲。“文革”中被定为叛徒，他的八旬老母和妻子、子女背上了黑锅，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他的老母亲每个月才可以得到7元的补助。
七支队政委杨奚勤，新婚三天，便告别妻子，走上武装起义战场。在水洞湾战斗中，身先士卒，端起冲锋枪向敌人阵地猛扫，不料被敌人机枪射中，当场壮烈牺牲，牺牲后敌人将他的遗体示众三天，后来附近的农民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解放后遗骨迁葬武胜烈士陵园，他的父亲接到了政府颁发的烈属证书。“文革”期间，杨奚勤烈士一夜之间成了假烈士，墓碑被掘出捣毁，烈士的父亲被戴上地主帽子，查抄生活资料，并被殴打致死。其弟被“勒令”回乡劳动后，又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华蓥山游击队到底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客观地谈，在1948年《挺进报》被破坏和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时候，在对付时局上，存在着不顾客观条件在武装起义问题上有举措失当的问题，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在革命历程中无法避免的一种历史祭奠！
对于这段历史，1982年10月，中共重庆党史工委召开了“重庆暨川东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会上那些由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同志，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回顾了川东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许多人感慨万端，以后重庆党史工作者又坚持不懈地搜集各方资料。
原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同志认为：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作，钱瑛同志分析了解放战争形势，四川是国民党兵源粮源的重要地区，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发展要求，四川地下党委在大巴山南边开辟第二战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既可动摇国民党的后方，又配合大巴山北面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城市地下斗争要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输送干部，提供情报，运送物资等。实际上这种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大巴山北面并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解放军主力在这时还不可能进军四川。而且要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主力力量也还不够，需要积蓄力量作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四川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王璞回川传达了上级指示后，我们就按此执行。
王璞是湖南人，抗战时期到四川，是个好同志，斗争是坚定英勇的，但是比较主观急躁。他按上级指示搞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是要创造条件，不能想搞就搞得成功。
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他急于搞武装斗争，在当时川东临委和他的主张和推动下，在川东搞了三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一九四七年秋至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形势本来很好，但是由于重庆市这样敌人严密统治的大城市中作地下斗争，在重庆这个局部地区则仍是敌强我弱的，更应注意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
（烈士陵园档案B245：《访邓照明同志记录》）原四支队司令员陈伯纯同志认为：
至于说对这次武装斗争怎样来看，不妨谈点我直接的感受。党中央、南方局、川东临委有指示，要我们干这个工作，配合解放战争，打击敌人，牵制敌人，把队伍拉出来，这也是群众的要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兵源、粮源主要靠四川，苛捐杂税繁重，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到处抓丁、催粮，砍手指、弄瞎眼睛，妻离子散，真是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发动组织起来的群众就跃跃欲试，群众要求揭锅盖，要求自己的组织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呀！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它谈道：“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己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这是党中央的公开号召。所以，我们是按照党中央指示，按照南方局、川东临工委的指示在那里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而且川东临工委书记王璞亲临前线，直接领导了这场斗争。看来是必要的。至于具体规模的大小，时间的早迟，是否一定要扯旗号，等等。那些都可以研究啊，那里的经验呀，教训呀，都需要总结。
我是亲自参加这个事变的，把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就是了，提供些史料，千秋功过留与后人去评说。
怎样评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呢？是不是应当把这场斗争放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来看，从当时的时间来看，在那么个时代，淮海战役还没有打起来，淮海战役以前那么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从整个战略观点来看，不要把它孤立起来看。是不是这样来考虑比较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对历史的是非，是不是不能从局部的一时一地的挫折来评定，是不是不要简单的以成败论是非，还要区别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不要混淆，更不要颠倒。
将来对这个历史的记载，恐怕还是记主要的，记录怎样斗争，在那个时代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记录那些英勇的斗争和壮烈的献身精神，人们需要吸取什么样的历史营养，也有史可查，恐怕主要的不是忏悔，不是叹息，而是进取。
今年（1982年）春天，我在岳池参加党史资料会时，去武胜扫过王璞、杨奚勤烈士的墓，前不久，在全川参加同样的会议时，我们又去扫了墓，我在致辞中讲了这样几句话：
血写的丰碑，胜过墨写的谎言。
血写的丰碑，将长留人间。
血写的丰碑，将与英烈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伟大事业共存！
（《永川地方党史资料》：《陈伯纯同志谈华蓥山武装斗争》）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成为了历史，千秋功过后人评说。今天，许多人有可能无法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当时的情景，但是在重庆解放的这个历史时期，参加川东武装起义的那些革命者的血染红了今天我们的这面五星红旗。正是最艰难、最险恶的时刻，最能反映革命者的精神风貌。
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和《挺进报》事件之后，川东地下党同志并没有被打倒，他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为迎接重庆解放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1949年2月，重庆爆发了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运动首先从大学师生罢教罢课开始，接着各校陆续加入，要求增加工资。3月17日，4000余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运动逐渐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4月1日，南京发生了屠杀学生事件，重庆学生进一步掀起了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并于4月21日举行了全市抗议示威游行。通过“四二一”运动，动员了群众，学生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迎接解放保护城市作好了思想准备。
从1949年初开始，根据上海局指示，川东地下党的部分干部被陆续调到香港学习，4月、5月，川东特委负责人肖泽宽、邓照明分别奉命赴香港学习，后转入解放区。川东地区工作，由刘兆丰、卢光特、李治平、李培根负责。
这一时期，为了防止出现新的问题，对于发展党员控制得比较严格，而是建立了“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谊社”、“重庆青年学生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