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璞牺牲之前，我不考虑与上级联系问题，如今王璞牺牲了，我必须考虑与上级联系向上级汇报工作，取得上级领导，才能解决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问题。我当时只知道1947年秋临委成立时，王璞与在上海的上级组织钱瑛同志联系过，我就设法找钱瑛同志。我在川大时的同学赖卫民在钱瑛身边工作。驻重庆的贵州地下党员、老同学张又铭告诉我，通过蔡之诚可以找到赖卫民。于是1948年9月18日，我和蔡之诚一道去上海。这时在上海已找不到赖卫民，更找不到钱瑛。我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上海市党组织，请转交给钱瑛，我等了一个多月，到十月底，报告原封未动地退回来了，并说上海党组织不管川东的事，不能处理，请我自便（意思要我离开上海）。我很失望，也很生气，把报告烧了，就回重庆。走的时候给上海党组织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我到上海是找上级组织解决问题的，你们不帮助解决，我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指示，只能按自己的水平独立去工作。这种情况与当时时局有关，我到上海时正遇敌人枪毙王孝和，当时上海斗争也很紧张。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当了特务机关的上校和中校，他们带着特务到上海去抓钱瑛。我后来听说我党情报系统有个老同志（这时打入陈立夫的工矿银行工作）知道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就给上海地下党打了电报。所以钱瑛及时转到香港。特务去抓她扑了空，我们去找上级也找不到。
11月，邓照明回到重庆，并到铜梁找到肖泽宽，就重庆市、上下川东、川南的工作交换了意见，总结了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的经验教训，统一了认识。认为在川东农村不宜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邓照明还根据自己在上海了解到的情况和对时局的分析，写了份约万余字的报告“团结人民，迎接胜利”，以作为特殊时期川东党政治上、策略上、工作上的指导意见，发往川东各地工委。最初，邓照明曾想：向各单位表明自己已与上级失去联系，大家如信任我，同意我的方法，就与我合作，接受我的领导，就一起干，不然，就各单位各个人可以自便。后来与肖泽宽商量后认为，如果这样会造成许多人精神上的不巩固，引起紊乱，便决定暂时不宣布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消息。肖泽宽提出由邓照明负责，自己协助，邓照明则认为自己不是临委委员，自己的关系理应在临委领导下，提出由肖负责，自己协助肖，并保证一定服从组织纪律，两人相持不下，只得将意见保留下来，互相协作，开始了积极的工作。
在川东党积极寻找上级组织的过程中，上级组织也在通过各种关系寻找在川东坚持斗争的同志。12月底，城区特支负责人赵隆侃通知邓照明，立即到香港。邓照明到香港后向钱瑛汇报了情况，钱瑛指示：现在全国快解放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要防止敌人在垂死前的大破坏，应组织群众保护城市、工厂、学校等，加强统战工作。由于原川东临委只剩肖泽宽一人，决定成立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川东地下党再一次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系统。
邓照明在香港期间，用了好几天时间汇报了川东被破坏和目前的情况，并于1948年底和1949年1月，两次写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叙述了1948年以来川东地下党的情况，从各个方面分析了川东地下党遭受破坏的原因：
显而易见的经验教训，可归纳如次：
（1）在川东临委领导干部的（今年春天以前我自己的思想亦如此）策略思想上是过“左”的，简而言之，即“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策略思想非常贫乏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直线式的。对川东敌人的政治、军事、特务方面的力量估计不足与轻视，对自己如何发动群众生长力量的困难又无深刻的认识，临委自身及各级干部如何加强群众观点，密切与群众联系，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并未贯彻，便为自己规定下“解放本地区人民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当时还力不胜任的任务。于是下东奉大巫、云阳、南岸发动了武装起义；上东工委的大竹、达县、梁山地区实际工作等于去建立公开的解放区，两处遭围剿，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而特别关系重大的是重庆市，在左的策略思想影响下，太暴露，无警惕，误解攻心战术去一般地攻特务，市内采取统一的组织形式（一切是政治上的阵地战），致随时随地都有发生问题的可能。
（2）在今年春天，四月以前，这是川东党的特别重要的时机，这时下东上东的武装斗争已转入山地，相当困难的在坚持，已撤出，转变斗争方式，然而对川东组织并非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时若临委的领导人员（王、涂、萧、刘）抓住这一时机，作彻底的策略上的检讨与转变，迷途知返，重新部署，还是来得及的（二、三月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策略思想已经有变化了）。但是这个重要时期错过了，致一个月后便发生了四月事件。
（3）四月刘国定的被捕与迅速彻底的叛变，应引起我党今后在白区工作（哪怕白区能继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了）中更特别慎重选择，应特别注重品质，决不可只片面地看什么表面的才干。
（4）重庆市委出事是在四月初，下东老涂被捕是在六月中旬，上东广安出事是在六月底，即还有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尽可以从容地处理一切问题，然而竟未能处理好。四月份以后的善后处理工作未做或做得不太好。
（5）城市组织破坏影响到农村时，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并不是只有一条直路-武装起义。
（6）在武装起义发动以后，应在战争的指导上，切实掌握游击队的主动、积极与灵活，不然主力不能存在与发展；又应在主动、灵活的活动方式上找山地（平原与小丘陵地也可以，但颇不容易，需要更好的群众条件）与群众作依托，不然，必有部队被消灭或溃散、干部受损失的重大危险。反之，或大或小的根据地是能够创立的……
1949年1月，邓照明结合自己在川东的工作，在汇报材料中这样说：
1．综观上东一工委这个时期的工作，两三个月的武装斗争，把大竹山后区与梁达虎南区两个较有力量的隐蔽根据地打烂，其他地方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刺激起敌人提高警觉来注意大巴山第一线与第二线的防备，本来这一带是很松弛的，结果弄得非常紧，使我们在这一带的工作发展深感不便，而所得的是：撤退出来，重要的有大批的干部未受损失（本地外地男女合起来近百人），保留了两支小部队与产生一批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他们原来对农村武装斗争是完全生疏的，现已有初步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假若能虚心详细检讨，这中间有很重要的经验（我在斗争中与斗争后深刻体会到），若川东党的领导机构能够及时善于利用，是很有教益的。可惜老王并未充分重视与认识，致后来他自己直接领导的华蓥山区人民策略上重复着左的错误。我对这一斗争的看法，是所得不能抵偿所失的，但是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了不起的失败（因为我们并未受什么稍微重大的损失）。
2．左的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策略思想是错误的根源。“开辟第二战场”在革命战争的任务上是有必要的，但它应与川东党当时的实际可能相适应。不然，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在斗争中会碰钉子。自然，第二战场也是存在的与可能的，但，最初不是较大规模的游击队而是从小到大的，与群众切身利益相联系的小斗争。只要能从国民党统治内部去削弱它，都应理解为第二战场。不宜作只有大部队活动，牵制它大量的兵力，才叫第二战场。
3．由于上一点的直接影响，使我们特别热心于醉心于建立部队的主力，虽然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上与过去的工作经验中，明明知道必须由群众运动作起，由群众保卫或争取自身的迫切利益，才能健全的发展小武装斗争，再会合与提高为大武装斗争；但是，我为当时山后虎南两个区域的现存力量所鼓舞，希望建立起主力，回转来用主力部队来开辟地区，扶助群众运动的发展，由群运的开展再可以加强主力部队与一般群众性的小武装斗争。同时对建立一支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的困难认识不足，对敌人会听到风声、等我军力量还未养成便调集大军来的可能性也认识不足。再次，对土匪的动摇性认识不足，被他们当时的好的表现（训练改编时表现却是好的），造成一种信任与乐观，花了不少的精力（其实这些精力应当转用在基础的农民群众工作上去）。
现在归纳起来，土匪的特点是：“靠大不靠小，革面不革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今后基本的是搞农民运动与建立农民阶级性的武装；土匪部队一般也只能作为一部分不可靠的同盟军。
4．由于二、三两点的错误，便轻敌的实际工作上的在建立公开的根据地，而不是去建立隐蔽的根据地，这便不能不引起敌人的围剿。
5．绝对优势的敌人围剿到来时，正确地判断本区域已不能开辟成一个游击区，或必须脱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时，及时撤退转移是完全正确的。这时转移的领导要坚决、灵活。不然，我们不仅不能保存这批干部与武装，恐怕又吃了彭庆邦同志在云阳竹叶坪所吃的亏了。-引申来说，老王他们以后在华蓥山，当不利时，未能坚决地绕过敌人上金城山去，是吃了不会转移撤退的亏。
6．军事干部、地方干部与领导人必须掌握主力的问题。军事干部各地方仍应注意提拔与培养，领导人应该掌握军事……。今后应特别留心培养教育本地干部，因为本地干部才能秘密的团结群众联系群众，若本地干部不动，妥协苟安，那么，武装斗争便难于发动，虎南区本地的妥协苟安思想大大地妨害武装斗争的开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无论情形如何，先总要把最重要的部分抓紧搞好，再去管其他的地方，以免失掉机会。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1948年川东地下党发生的这两起重大事件是相互关联、相互交织的。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是造成这一次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但川东地下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受全国形势的影响，川东临委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为自己定下了“解放本地区人民，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任务，于是在下川东领导了奉大巫和云阳南岸的武装起义，上川东一工委又在大竹、达县、梁山地区建立了半公开的“解放区”，党员干部都比较暴露，一旦敌人围剿，目标明确，力量悬殊，游击队很快处于劣势。而在同时，重庆市区的组织错误地理解了对敌“攻心战术”的意图，缺乏警惕性，采取了将《挺进报》直接寄给国民党党政军头目这一过激的做法，导致了敌人恼羞成怒，最终将《挺进报》破坏。刘、冉被捕后叛变，迅速祸及整个川东。从4月刘、冉叛变到涂孝文、骆安靖叛变，这中间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若此时能果断处理好市区的善后及隐蔽，是可以减小农村组织的破坏，道路也并非只有武装起义一条。这一时期，川东地下党遭受的打击是极其惨重的，川东地下党在上、下川东地区长期经营的一批党的“据点”和“两面政权”，以及游击根据地基本丢失，川东临委所属地区除川南两个地工委和上下川东少数几个县，以及重庆市内个别组织外，大都遭到破坏。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干部，共损失临委级干部四人，地委级干部四人，工委级干部十五人，还有区级干部及普通党员数百人。
由于川东地方党组织的惨重损失，干部严重不足，中央对重庆和川东解放后的干部配备问题作了慎重考虑。1949年7月，在南京拟定了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张霖之、曹荻秋、魏思文等川东区党委和重庆市的党政军主要领导成员；11月8日在湖南常德配备了地、专和区县各级主要干部。干部的来源则主要由华东局和西南服务团组成，华东局调来809人，川干队254人，主要由学生组成的西南服务团849人，而川东地下党只有81人；另外还有由二野三兵团和二野后勤系统抽调的专业技术干部194人。
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9月，中共川东临委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短短的一段，它同所有革命斗争史一样，记载着许多抛家别子，流血牺牲的动人故事，这是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中，无法避免但又必需的历史祭奠。
刘石泉烈士，是被派到合川金子乡，配合陈伯纯同志建立“两面政权”的，因陈是乡长身份，不便于做下层群众工作，刘石泉便以乡公所“师爷”的身份为掩护，大量接触群众。他遇到别人生活困难，总是倾囊相助；见到老人，他问寒问暖；碰上青年，他谈的是现实生活和未来的道路；若是家庭主妇，说的是油盐柴米，生活的艰辛；遇到小孩，他总是亲热地摸摸脸蛋，表扬鼓励；遇到不平事，主动出面干预。因此，在金子乡受到乡民们尊重，他便趁机在乡民中组织农会，办夜校，领导“三抗”斗争，发展组织。
起义失败后，刘石泉在遍布特务的重庆，肩负着安置转移出来的同志这一困难、复杂而又危险、艰巨的工作，他曾卖过冰糕，卖过报纸，减轻组织负担。
当听说出了叛徒，一些同志被捕时，有同志劝他撤退，他说：“咱们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是得作好准备，不瞒你说，我正在练习坐老虎凳，练得可以经得住三匹砖了。”
他被捕后，老虎凳上垫在他脚下的砖远不止三匹，敌人还用了电刑、吊打、灌辣椒水等等，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至死也咬紧牙关，连哼都没哼一声。
他牺牲多年后，合川金子乡农民有的仍保留着三餐给他敬饭的习惯。
在牺牲的烈士中，有许多是夫妻、兄弟、叔侄。
1947年，四川大学毕业的唐虚谷与妻子张静芳带着最小的孩子来到万县乡下偏僻的龙驹坝开设“利普客栈”。
唐虚谷一介书生，戴着瓶底般厚的眼镜，1935年他带一支农民军与杨森部队作战，因走不惯山路，将腿摔伤，被人用滑竿抬回来，乡亲编了一首歌谣取笑他：“秀才将军，戴副眼镜；坐起滑竿，冲锋陷阵。”此后他非常注意锻炼自己，到1947年，他随游击队夜行军，不用电筒、拐杖，小伙子也跟不上他。张静芳此时扮作“老板娘”，亲自上灶做菜，一如当地农村妇女。他们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只好交给亲戚抚养。他们给孩子分别取名不屈、不疑、不华、不畏，希望他们长大后像父母那样“威武不屈，坚贞不畏”。在地下党交通站“利普客栈”，每天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的小女儿唐不畏因在红岩村待过，总是要扭秧歌，唱解放区的歌儿，为了避免暴露，夫妻俩一商量，一咬牙狠心将5岁的小女儿吓唬一番，关进后院一间屋里，不许吱声。
夫妻俩被捕牺牲后，四个儿女被当地农民掩护下来，他们长大结婚后，他们的孩子又分别取名要刚、要强、承烈、承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