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开始比较谨慎，对我们采取大包围，逐渐缩小包围圈的办法，敌人先整接近我们的群众，使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在山头转，坚持了两个多月，南边陈以文领导的部分因为没有武装斗争经验，受了点损失，撤到垫江去了。陈尧楷等的一支小队伍翻了两座山到广安，找到广安党组织和王璞，当地党组织把他们掩护安置了。我们北边几十个人，没有受损失。我在华北打游击有些经验。我也知道我们四川多次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在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下，如果硬拼，领导人牺牲，队伍就失败与散掉了，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我们研究决定主动撤退，保存力量，以利将来再战。邓兴丰是本地人，地形很熟悉，在一夜之间，我们就从敌人包围的空隙中全部撤出来到大竹石桥附近。在我们一工委领导下工作的人，一部分是从重庆来的学生，一部分是当地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撤出后，一部分仍回到重庆，掩护在重庆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家中，一部分仍留本地。王敏和邓兴丰留在大竹石桥附近安排留下的人，我到重庆，向王璞汇报工作。
（邓照明《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
留在当地的游击队员，大部分坚持地下斗争，并参加了几个月后的华蓥山起义。
1948年8月，华蓥山地区举行了川东地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敌人“川东北清剿华蓥山位于重庆以北，渠江以东。山脉从东北到西南绵延一百多公里，主峰宝顶在岳池、邻水、江北交界处，海拔1580米。整个山区，峰峦叠嶂，树木参天，荆棘丛生，产煤炭、石灰、硫黄和竹木，自然资源丰富，合川、江北、岳池、广安、渠县、邻水、大竹等县簇拥在它的周围。
华蓥山地区人民却在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压迫下民不聊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华蓥山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屡扑屡起，从来没有停止过。1926年，岳池县卸任团练局长陈徙南在重庆与邻近各县的团练局长秘密商议驱逐军阀罗泽洲。当时共产党员、岳池县邮电局长熊尧冥与陈徙南建立了统一战线，1926年5月，陈徙南在岳池县黎梓卫召开四十八场的士绅和民团会议，到会代表八十多人。会上提出了“打倒军阀罗泽洲，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并组成川北民军，由陈徙南任司令，共产党员刘汉民负责军事，同军阀部队对抗，坚持达三月之久。
1926年12月初，爆发了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的顺庆（今南充）、泸州起义，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起义军共一万二千余人，在顺庆成立了革命政府，后遭到军阀部队围攻，直到1927年4月，刘湘的“川黔联军”加紧围攻泸州，刘伯承同志离开泸州去武汉。
1931年，中共岳池特支书记金化新派共产党员廖玉璧等回家乡岳池县，以“军团冲突”为由，组成一支武装力量，多次组织武装斗争。1935年廖玉璧被杨森的“精练营”逮捕杀害。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1933年解放了大巴山以南直到华蓥山以北广大地区。红军每到一地，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建立了包括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
1946年6月，在延安枣园，朱德总司令与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与四川籍干部曾霖、林蒙、李唯等同志谈话，部署在四川搞武装斗争。朱德同志要求他们回川后“搞点武器，发动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打烂蒋介石的坛坛罐罐”。又问：“你们三个打过仗没有？”三人之中只有曾霖参加过“南昌起义”，并在新四军中带过兵、打过仗，于是曾霖被派回四川。
1947年底，川东临委决定在广安建立上川东地工委，书记王璞，委员曾霖、骆安靖，下辖七个工委。到1948年上半年，上川东地工委领导下的十多个县共发展党员三千人左右。
王璞，原名孙仁，化名王慕斋、石果。湖南桃源县人。抗战时期来四川，先在西康工作，1941年转川东地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书记等职。起义前，他经常装扮成商人或“阴阳先生”在华蓥山区各县检查布置工作，由于他不熟悉四川农村风俗习惯，又是外地口音，在地下活动中冒着比别人更大的风险。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党组织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到川东、川北农村，以各种社会关系作掩护，控制了一部分乡保政权和中小学等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重庆育才中学，就有五十四人下乡。
陈伯纯是合川金子乡人，1939年入党，1943年受组织派遣回乡工作。
我那个乡──合川金子沱，我回去掌握政权，搞据点有一些条件：当地陈、王两大家族在金子乡左右一切，乡政权轮流坐庄，不是姓陈就是姓王。我家庭是个大地主，我利用家族关系，可以去开展一些工作，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是在外面参加革命的，抗日救亡运动，合川搞什么“课余”抗日救亡活动没有我在场。1937年搞抗日救亡活动，我在武胜县，合川哪里知道我呢？1939年我在南充中学入党，合川的人更不知道。在合川许多人印象中，我只是一个地主“大少爷”，我在外面高中都没毕业就教中学，而且还教高中，人们觉得我这个人似乎“还有点学问”。总之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灰色的，回去便于隐蔽，对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有条件的。
以前乡亲们讲，你在外面教书，何不回来做校长呢，把我们这个学校办好嘛！那时还不愿意回去。现在上级党组织要我回去，我把空气一放出去，说什么“乐意回乡屈就小学校长”。到寒假我回去就把校长这个职务抓到了手。
在当校长这半年中，就继续活动抓乡政权。以校长的身份在街上吃茶喝酒，与各种人物交往，给人的印象比较好，还愿意拥护我出来做乡长。因前任乡长是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他要钱整人，搞得声名狼藉。我这个人看起来还大方，对金钱满不在乎，又不打牌掷骰，不抽大烟，不会整他们，对那些所谓的“五老七贤”好像又还尊重，因此拥护我当乡长。但是县里还要活动一下。那时，乡长要经县政府民政科批准，需要把这层关系打通。当时的民政科长叫陈屡中，与赵其文（20年代的老同志）是北京哪个大学的同学。赵、陈都是江北人，私交不错。赵其文给陈屡中写一封信，交给我拿去面会这位陈科长，经过这样上下一活动，我这个乡长职务便唾手可得！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陈伯纯《我所参加的华蓥山武装斗争》）
1946年初，杨奚勤从北碚复旦大学回到岳池县当了尚用中学校长。刘石泉、蒋可然等人也先后到了合川、岳池一带工作。他们在农民中秘密组织农会，讲解解放战争形势，讲土地法大纲，讲“三抗”斗争，还举办夜校，编写教材，教农民识字，并教唱革命歌谣，比如：“花儿遍地开，解放军就要来；穷苦百姓大翻身，‘蒋该死’快垮台！”“一根竹片孤单单，捆成把把扳不弯，打倒老蒋啥，要抱成团。”在农民中建立了“生期会”、“兰交会”等，组织了上千人。
1948年初，岳池党组织获悉阳和乡公所押送一批壮丁进城，路过罗渡区，立即派武装去将捆成一串的十多个壮丁全部释放，并在地下党控制基层政权的地方，把应交的壮丁往后拖，软拖硬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广安县地下党员杨玉枢打入“袍哥”组织中，把全县“袍哥”联合起来组成“广安协合总社”，杨玉枢担任总社“红旗管事”，壮大了力量又利用总社建立的商号为地下活动筹集经费。
合川县金子乡乡民代表主席王绍文，由于陈伯纯对他做了工作，金子起义前，他将自己家里的五支枪交给了游击队。1947年，刘石泉从重庆带回一个两岁的男孩，说是革命后代，交给他秘密抚养，王绍文将这个孩子一直抚育到解放后大学毕业，因刘石泉同志已牺牲，至今这个孩子也不知他亲生父母是谁。
改造土匪，使他们为我所用。这些土匪，多数是因反抗抓丁、逼债逼上梁山的，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是可以改造的。例如合川龙回乡一带的秦耀、秦鼎，后来参加了起义，秦耀敢打敢冲，不怕牺牲，被吸收为党员。袁念之改造了王普全等三十余人，他们在起义中都很英勇。
武装斗争中武器是很重要的，除了利用地主武装外，杨奚勤、杨汉秀等还变卖田产购买枪支弹药，杨汉秀一次就卖掉一百多石谷子，交党组织买武器。1948年，谈剑啸等从重庆将“比时特”机械修理店的车床、钢材运到广安代市乡下，雇了七名工人，造出了一部分手枪，在岳池伏龙乡、合川肖家场，都曾有过地下党的秘密兵工厂。
1948年春，有军事斗争经验的曾霖、余行健在广安代市、观阁，岳池姚市桥等地秘密组织武工队，讲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战地救护等常识。经过培训的武工队，后来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
1948年5月初，邓照明与王璞在广安会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和王璞同志谈了一个星期，当时奉、大、巫的起义（1947年底）和一工委的起义（1948年1至3月）的高峰都过去了，用血取得了直接的经验教训。一工委有三四十个干部撤到重庆等待安排。还有大片地方要重新部署。可惜对于这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汲取，对今后做法，我们也发生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两次经验证明，大搞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转移暴露了的干部，保存力量，待机再起。搞法要注意隐蔽，由小到大。王璞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两次起义的经验证明可以大搞，并提出一个计划：
（1948年）八、九、十月做准备，十一月搞试点，十二月全川东武装大起义。我一一作了解释：三个月准备时间太短，搞武装不能由一方试点，我们插起旗子，敌人便要围剿。全川东大起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各地基础不一样，很难同时发动。最后，王表示暂不讨论了，叫我负责把一工委重新组织起来，投入武装斗争。当时重庆市的党组织发生了大破坏。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邓照明《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几次重要工作部署》）
重庆市党组织发生的这次大破坏就是几乎将川东地下党逼入绝境的“挺进报事件”。
1948年4月，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后即叛变，出卖了重庆、成都、上海、上下川东的同志。因没有及时安排转移，7月4日，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和地下党员马正衡被捕。骆安靖是王璞的主要助手，刘、冉叛变后，王璞曾对骆说：“你被捕不得呀，被捕了整个上川东都会受影响。”7月2日二人分手时王还说：“这该不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吧。”骆安靖被押到重庆后叛变。马正衡则十分顽强，受刑最重最惨，从头到脚被炮烙、吊打得没有一处好肉，却坚守组织秘密，后被杀害于渣滓洞。
王璞从岳池去广安途中，惊闻骆安靖叛变，遂立即返回岳池县罗渡乡，在共产党员伍俊儒家召开上川东七、八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王璞提出：目前情况紧急，为了反击敌人，保存党的力量，应立即发动华蓥山周围几县的联合大起义。敌人逼在眼前，不起义就会束手待毙，只有武装自卫，才是上策。会议决定：上川东各工委领导的地下武装力量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政委王璞，曾霖负责军事，各工委领导的武装分别组成支队，支队番号以工委番号为序，工委书记任支队政委。在讨论行动计划时，王璞提出：广安的工作基础较好，应首先在代市、观阁一带发动起义。他说：
要像放鞭炮似的在许多县打响武装起义的枪声，使敌人惊慌失措，然后把各地的武装力量会合起来，建立游击根据地。他本来打算亲自去广安布置，因已经暴露不能前往，遂派杨奚勤去广安、渠县传达罗渡会议的决定。
至此，华蓥山区的广安、岳池、合川、武胜、达县、大竹、渠县等县的联合大起义开始了。先后共有五处打响：8月12日广安代市、观阁起义；8月17日武胜三溪起义；8月22日岳池伏龙起义；8月25日武胜、合川边境的真静、金子起义；9月20日渠县龙潭起义。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游击队有两千多人。
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闻讯，立即调集了两个军组成的“川东北清剿指挥部”
进行围剿。
1948年8月12日，五工委在广安代市、观阁发动武装起义。
广安位于渠江之滨，背靠华蓥山，沿渠江而下通合川、重庆，是上川东的重要县城。1948年1月，成立了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委员有谈剑啸、吴子良、杨玉枢，有党员四百多人，控制了长、短枪三百多支，陈尧楷又带领大竹游击队到了广安，更增强了广安的武装力量。
1948年7月，刚结婚三天的杨奚勤辞别新婚妻子来广安传达罗渡会议精神，从此走上武装起义道路直至牺牲。
五工委在代市地下党员贺天策家召开会议，对起义进行具体部署。五支队由杨玉枢任支队长，刘隆华任政委，下设两个总队，代市为第一总队，谈剑啸任总队长，温静涛任政委；观阁为第二总队，邓致久任总队长，陈伯纯任政委，张德沛任参谋长。
预定8月12日，代市、观阁同时起义，起义后在华蓥山打锣湾会师。谈剑啸起草了“告全县人民书”，代市艺文中学教师吴文烈刊刻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支队”印章。会后，大家分头准备。
不料，8月10日上午，代市特支书记丰伟光因被骆安靖出卖，遭代市镇镇长谢相勤逮捕，为了避免起义计划暴露，谈剑啸决定赶在当天晚上起义，并布置代市镇队附秦华堵住镇公所大门，由观阁郑修迪带来的游击队，将谢相勤击毙，然后冲进代市镇公所提缴武器。当日黄昏，秦华不经请示，带两个助手到代市街狙击谢相勤，谢正在杨怀轩店内与杨谈天，秦华搭讪两句退出店外，待谢与警卫走到门口，秦华对准谢相勤开枪，哪知连开两枪都是“哑火”，谢相勤趁势倒下，额头碰伤，谢的警卫唐凯同秦华等对射中被打死，谢相勤慌忙逃到镇公所。秦华见状，跑到游击队集结地王家烂坝向谈剑啸汇报，当即遭到严厉批评。行动已暴露，敌人有了准备，游击队只有火速上山。
8月11日，一弹未发，缴获地主王清春、方劲明、王炳烈十一支手枪，一支冲锋枪，一支马枪。早饭后，游击队向华蓥山进发，准备到广安、邻水交界的打锣湾，与观阁游击队会合。13日晚，去与观阁游击队联络的队员被敌人逮捕，暴露了游击队在天池的驻地，14日晨，邻水县警察中队包围了游击队驻地，用机枪封锁了出口，游击队员推倒土墙冲了出去，打死打伤警察中队四人。
游击队转移到山上后，由于附近没有农户，粮食供应不上，派出的人又未找到王璞，与观阁游击队也没联系上，处境困难，遂于8月17日，下山转移到原来的据点-代市龙山寨一带隐蔽起来，杨奚勤潜回到岳池，领导了岳池的伏龙起义。
22日，游击队夜袭三台乡公所，救出被抓去的两名队员朱开顺、朱文泽，还缴获两支冲锋枪，三支步枪和几十发子弹，仅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