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工委的前身，是彭咏梧领导的邻（水）大（竹）工委。1947年7月，彭咏梧派共产党员胡正兴到大竹张家场，吸收了陈尧楷、刘继清入党，建立了张家场特支；9月陈以文、王敏到大竹，相继建立了杨通乡特支、石子乡特支、文星乡特支、大竹县特支。工委成立后，为切实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在大竹组建了山后区委，陈以文任书记，统一领导山后各乡的党组织。在虎南地区南岳、大树、虎城、黄庭等地也建立了特支。
工委机关设在南岳旋顶山的一个小村里，有收音机、油印机等，每晚可收听陕北与邯郸的广播，还准备出报与印文件，并有三条长枪、三支手枪的小卫队。下辖虎南、山后两区区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江震同志即对虎南大的武装斗争作过一些准备，派了大量干部和在本地有关系的党员回乡去工作。
邓兴丰，达县南岳人。少年时期在本乡读小学，在达县中学读书期间，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后考入重庆华西专科学校，毕业后入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南岳小学教书。经过一段时间后，被任命为校长。为了抓住地方政权，更有利于掩护革命活动，利用国民党“还政于民”的机会，借青、红帮组织的关系和势力，积极活动，打通关节，以乡民代表选举，原乡长李文明推荐的形式，当上了乡长。
达川南岳乡公所旧址-共产党员邓兴丰在此以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地下武装1947年10月29日，邓兴丰利用三十岁生日机会，大办酒席，借机接待了邓照明等人，并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川东临委派来的三十多名同志。他们在南岳、大树一带大力发动农民抗租、抗粮、抗捐和反对拉壮丁，实行“二五”减租斗争，发展党员，并在群众中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出革命话剧。
为了解决外来干部的生活开支，邓兴丰以乡长身份将乡粮库存放的积谷卖掉两万多斤。
他卖掉了自己的七十余亩土地，买来十支枪和两百发子弹，通过上层关系，利用敌军官做投机买卖的军车，派人从外地买回造枪弹药的简易机器，找来几名技工，在黄庭和虎城山沟里，办起了小型军械厂、子弹厂。还以保卫全乡安全为名，成立了三十余人的乡自卫队，安插地下党员熊曙东、杨春旭任队长。
南岳佛宝山余少白有一支约二十人的绿林队伍，经邓兴丰、熊曙东等人反复动员，归入武装起义旗下。
当地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卫武装“刀儿教”也被打入内部的地下党员掌握，经过整编，成为拥有一百多人的“大刀队”。
到1947年12月，游击队在虎南区的活动已相当公开了。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几次重要工作部署”（见《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中说：
1947年12月，王璞来一工委检查工作。当时，我们控制着两个小地区：一是虎城寨（李大荣负责）、南岳（邓兴丰）、大树坝（吕在和）、黄庭坳（没有党员控制，但伪乡长被迫接受我们的指挥）四个乡，这个地区在达县、梁山、大竹三县边界。二是大竹的山后区，即是张家场（陈尧楷）、杨通庙（徐永培、徐相应）、文星乡（徐春轩）等三四个乡。我们在这些地方，控制了伪乡政权，两处各约有五六十支枪，七八十人。我们的活动很公开，开大会，作宣传。我们的人员常背枪上街。我身上带了支左轮，王璞问可以射击吗？我说当然可以，他接过我的手枪，选了目标，放了两响。
看了这些，他很高兴地说：“你们这里算个解放区了。”还说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我说，我们虽然能控制，但远远说不上是解放区。看来王璞同志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我便讲了自己的看法，搞大规模、公开的武装要有准备，即要有党的基础，要有群众基础，要有懂点军事的干部，要选择有利的地区，还要有一定的回旋活动的范围。而这些我们还不具备，只能搞隐蔽的小型的武装斗争。他坚持临委的意见，我们在1948年1月开始公开发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竹武装斗争》记载：
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了一些四五十人或二三百人的大会，教歌、讲话、上课，派人站岗放哨，有时还大吃一顿。党的干部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不少人知道有个“邓大哥”。一些特务混到张家场，亲自看到过一些露了面的党员干部，还听过“邓大哥”
的讲话。晚上几十支手电筒闪着亮光，上百名群众到庙里开会，群情振奋，歌声嘹亮。
山后区与虎南区相距80华里。
区委负责人陈以文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40年入党，1947年初派到川东农村工作。这年4月，陈以文与王敏来到垫江县，住在垫江女中教师张秋军、傅伯雍负责的地下联络站，当时由于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暂时占领了延安，垫江县最高的合作仓库四楼上挂出了一幅标语“共匪老巢延安被我军占领！”地下党同志恨得咬牙切齿，陈以文鼓励大家说：“不要看到敌人今天把标语挂在最高的楼上，这只不过是为他们自己送葬的丧钟而已！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全中国都是人民的天下。明天咱们想办法把它拉下来吧！”当晚，他们特邀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帮泽去合作仓库楼上打麻将。第二天清早，那幅标语不翼而飞。敌人出动了县长、团长、警察局长宣布戒严，关起城门捉拿“奸匪”，查不出一点线索，只好不了了之，此事却在老百姓中传开了。
7月，陈以文到大竹张家场工作，与1946年回乡的育才学校学生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等接上了关系。
当地民风剽悍，乡民中猎户较多，每年农历六月六、九月九都要赶“山王会”，拜过山王菩萨，然后成群结队，上山打猎。陈尧楷等根据本乡民俗，运用“山王会”、“猎枪队”、“兰交会”、“姊妹会”、“农民翻身会”等形式，团结了三百多名进步群众。
1949年1月18日，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签发的一份“共匪在大达一带活动方式”的调查报告中说：
共匪在大达一带之活动，即整个农村武装斗争工作之一环。其基本原则有三：
集中一切“革命”力量；中立一切保守力量；拉拢一切反蒋力量。
前者为共匪之群众运动，后二者为共匪之统一战线运动。
先就共匪之群众运动而言，共匪吸收群众约分下列三过程，即认识革命，同情革命、参加革命。……其满足群众弱点之有效方法为：
第一，共匪农村工作人员，必须有劳动观念，帮助农民做农事，帮助农民排难解纷；第二，利用农村卫生设备简陋，随带各种医药，如奎林丸、阿斯比林、甘草片、消炎片等为农民诊治小病，使农民欢迎，接受其意见；第三，以哥老拜把，结姊妹等方式与之接近。
共匪统一战线运动为上层运动。其方式：一面利用不清算，不斗争、保护开明地主诸口号，使其不惧共匪；另一面则夸大共匪胜利，对政府信念动摇，使能中立或予共匪以经济上之援助，以至参加共匪为止。此外则为匪运，拉拢一切土匪、烟匪，即共匪所谓的反蒋力量。
共匪目前群运及统战中心在培养建军基础。培养有四：1．战斗员；2．武器；3．干部；4．供养。战斗员之培养寓于农民之训练；武器来源主要为联络乡保长以控制有生力量，或使其盗卖公粮，或令地方党员出卖田地，购买枪、弹；干部则由党员担任；给养与武器来源相同。
共匪组织农民方式，首则甜言蜜语投其所好，妇女先结拜姊妹，成立“姊妹会”，或利用农村习惯成立“生期会”、“兰交会”等，分组考察、训练；对农村男子，首先则成立“山王会”、“兄弟会”、“少亲会”、“生期会”等，亦分组考察、训练，为共匪在农村之第一步。再由上述各种会选出其进步、优秀分子组成“翻身会”，为共匪在农村组织之第二步。由“翻身会”、“农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竹武装斗争》中“徐春轩谈话记录”中谈道：
枪从哪里来？除自己买外，另一条路是到地主那里想办法，具体形式又分为送、借、提。对那些比较老实的、不太敌对的，我们向他讲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向我们捐钱、捐枪。那些虽不愿意送，但还不十分反动的，我们就向他借，但要加个条件，把他限制起来，逼他就范。怎么限制？我们先用他的名义拟一封信，叫他写好，签了字，给我们拿着。内容说：“你们几时需要，我愿尽一点微薄的力量……”今后他要变卦，那么，对不起，我们是共产党，你不也通共吗？把柄在我们手里，通共是要杀头的！这么一来，他就哑巴吃黄连了。再一种形式是公开提，武装缴地主的枪。
永培和相应就曾经混到天城寨，向姓沈的地主要枪。这个地主不赞成送，也不愿借。
他说：“你们要，公开拿走算了，我不通共，也把你们奈不何，反正是你们拿走的。”
好吧，既如此，我们也不开收条，提走了。
陈尧楷等经常以“山王会”上山打猎为掩护，练习瞄准、射击。飞禽走兽都是他们的靶子；绵绵东山，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陈尧楷更是练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王”。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到1948年初，一工委辖区内已有党员三百二十八人，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党员干部约百人。
地下党员的大规模的公开活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
邻水县参议员包志明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陈尧楷曾利用同乡、同学、亲戚的关系对包做过工作。1947年9月初，陈尧楷向包经营的从事信贷业务的“吉祥栈”借款，讲明用于买枪，包一面借款给陈尧楷，一面和护邻场的乡长包益向大竹专署密报。
同时包志明和包益抓了“兰交会”的一个弟兄去当壮丁，拒不放出，引起“兰交会”
成员的极大愤慨。游击队与包志明的对立日益尖锐起来。游击队决定除掉包志明。9月30日，包志明被游击队员打死在张家场街心，此事引起邻近乡、保长的惊恐，纷纷向上呈报此事，说：“陈尧楷……率领男女党徒在邻竹交界一带设立秘密机关，……纠集党徒数千人。”四川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富庠和保安副司令傅渊希正式行文，命令保安七总队一大队会同邻水、大竹的警察中队“前往剿办”。
事后，王敏利用大竹县特支书记邵启群的关系，在大竹《三日刊》登出“情杀耶仇杀乎包志明遭阻击野鸳鸯双双殒命榻前陈尧楷被迫投奔山林”的新闻稿，故意渲染成“桃色新闻”，将此事遮掩了过去。
1947年4月，达县专员李放六风闻虎南区内革命活动，派军统特务李特夫出任二区区长。李放六解放后交待：
1947年7月，梁山特委会秘书杨戡给我一封私函，说大树、黄庭、南岳吕在和、邓兴丰组织刀儿教，可能有政治活动，要注意防范。接信后，我在信上批交达县特委会秘书任思进，严查具报。任即派大批特务前往调查。任先后派特委会秘书情报组长王茂彬、中统特务杨顺文等去侦察。8月，杨从大树等地回来后，又派中统李澎程去查。
（见烈士陵园档案A143）
杨顺文交待材料中说：
我于同年七月赴大树乡杨海山处侦察，杨海山就向我谈他儿子杨龙祥引一些人，是重庆来的，住在他家，有李坤、王敏、小余、小周等五六人，随时跑到王臣那里去，吕在和（大树乡长，王臣在那里当乡队副）也随时下乡跑到王臣家里去。我又侦察到杨帆（南岳乡队副）同邓兴丰（南岳乡长）、王臣、余少白（利用的匪头子武力，故拉在里面）、吕在和、李坤、王敏、小余、小周等百余人在大树乡胡家大沟观音寨开会组织队伍，杨海山还同我说他家里重庆有几人还带得有电报，我就认为是无线电台，我就肯定他们一定是中共地下党分子。
（见烈士陵园档案A143）
李特夫得情报后严密布置，伺机下手。并将余少白“招安”，使游击队力量受损。
一次李特夫借开会为名，设下埋伏，计划逮捕邓兴丰。邓得到情报后，带了几名精悍的武装人员潇洒赴会，同时还布置了十几名便衣在附近相机行事。老奸巨滑的李特夫不敢贸然采取行动，随即报告李放六。
“至1947年旧历腊月暴动成熟前，我令李特夫将二区大树、南岳、黄庭的共产党完全扑灭。腊月二十九，李特夫电话向我报告。我命李先将唐汉涛中队带往大树，并命县警察中队长张登策会同镇压暴动。”（李放六交待材料）一场血腥的镇压即将开始了。
1948年1月，王璞按照约定来到虎南大地区，于17日至21日召开一工委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今后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建立千人的大党；建立千人千枪的大军；在大竹、梁山两县建立全县的政治优势（包括群众、武装与统战）然后向达县、宣汉、开江、开县发展；各地派干部到一工委领导的游击队内学习、锻炼，培养一批党务、群运、军事干部；出版一份油印报纸，以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见《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竹武装斗争》）并将所有人员编为3个中队，王臣、邓兴丰、杨春旭分任队长。
此时，情况已相当紧急，“李特夫就率领区警察中队队长唐汉涛等到大树乡（张登策是一个县警中队长率队原驻在大树乡）……，李放六派专署保警大队两个中队……接着七十九师也派了一个尹献营长率领全营士兵前往大树乡镇压暴动。”（杨顺文交待材料）敌人调动了几十倍于我方的兵力，已在磨刀霍霍。
2月6日至8日，邓照明主持召开一工委干部会议，会上一些同志认为：“早迟都要暴露的，不如现在拉出去上山打游击。”但大家也清楚地认识到，我方准备还不充分，仓促行动会引起不良后果，特别是双方力量悬殊，尤其武器更赶不上敌人，如果硬拼，有限的弹药打完了，哪里来支援，如果退，又往哪里退？最后考虑到“我们由于‘搞红了’，已经暴露，不动不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立行，立即拖上山才是上策。”（见达县《党史资料》第9期）
2月8日晚，王臣派乡丁借口送乡长吕在和回家，将乡公所全部枪支扛回家里收存，约定2月10日（大年初一）早晨率各中队在大树乡后山会师。
这一天李特夫也到大树乡亲自坐镇指挥镇压来了。2月14日，李特夫与当地豪绅尹文豪以请客办酒的名义，准备逮捕吕在和、王臣、邓兴丰等。王臣等情知不妙，拒不出席。吕在和被设计诱捕，随即叛变，交出了组织和同志，一月后，眼见油水已被榨干，敌人乃将其处决。
游击队不知吕在和已叛变，原计划劫狱救他，未成，便转移到邓家坡一带。游击队被围困在东西山之间一条长约四十里的地带，后来李征下令不准当地老百姓上山，在山上见到就枪毙，游击队断了粮源与外界情报，处境日趋恶劣。
在虎南区起义的同时，大竹山后区也举行了起义。一天，张家场陈礼和小队奉命到邻水县武装缴枪，途中遇到一群客商，土匪出身的队员徐贵提议：“抢了他们，扩大武装。”带队的人一时把握不住，便抢起来，被保安队察觉包围，徐贵被俘，供出了游击队线索，敌人即调省保安团、79师前来围剿。
2月5日，山后区武工队一百二十多人在苏家沟一带集结，伺机伏击号称“山中霸王”的邓如璋，第十区保安副司令傅渊希闻讯后令大竹警察局长李叔怡带大队人马于次日凌晨进击。游击队决定向内山撤退，撤退尚未开始，便被敌人发觉，游击队仓促应战。陈尧楷边打边指挥部队往山上撤，他一连打翻五六个敌人，然后钻进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