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队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抬脚踹那小偷的屁股。我追着他跑了三条街道，就差着临门一脚，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手机在我的手提袋里，手提袋攥在小偷手上。我撩起裙摆，抬起穿高跟鞋的脚，照准他的屁股，狠狠踹下去。
小偷飞出去，跌倒在地，发出惨叫。我的手提袋摔在老远的地上，我走过去捡起它，从里面翻出了跟小偷一样正在惨叫的手机。
是廖队打来的。休假时接到上司的电话，准没好事。
果不其然，那混蛋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的假期结束了，必须立马返回警局。
后面的话我听不大清，因为那小偷趴在地上叫的实在太惨。我走过去往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要他闭嘴，廖队在电话里笑了起来：“小柳，你怎么又打人了嘿。”
我及时挂断了电话。
休假不到一天，还浪费了小半天时间去追一个偷了我手提袋的小偷，跑断了我新买的高跟鞋的后跟，出了一身臭汗以至于我的妆全花了。我的假期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
临走前我又踹了那小偷一脚：“算你丫运气好，今天就先放过你，下次被我逮着了，可没这么便宜！”
“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小偷趴在地上讨饶：“从今往后我必定绕着您走，您是我姑奶奶！”
后面他又叽里咕噜说了一堆废话，我懒得听，脱下断了后跟的鞋子拎在手里，抓着我的手提袋光脚跑到街边去拦出租车。
没料到今日流年不利，半个钟过去我没拦下一辆出租车，要么有客要么呼啦啦开过去根本不搭理我，最可气的是好不容易拦下一辆，斜里冲过来一位健步如飞的中年妇女，抢先一步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出租车扬长而去，自己灰溜溜拎着鞋提着包去赶地铁。
没走几步，就听见后面有人叫我：“小姐。”
我心想，这孙子，满大街骂谁小姐呢。我不睬他，他倒驱车追了上来，一辆低调但漂亮的黑色雷克萨斯，速度恰好与我的步调平齐。我快一点，他也快；我慢一点，他也跟着慢下来。车主人把车窗降下来，脑袋伸出车外，又叫了我一声小姐。
那是一个戴墨镜的年轻男人，长相不坏，笑起来也不算猥琐，等他把墨镜摘下来，露出干净漂亮的眉眼，那就更不像街上随意搭讪女孩的坏人了。
他不像坏人，并不代表他就不是小流氓了。
我瞪他一眼，没回话，前面就是地铁站了，我没必要同这样一个小流氓置气。
“小姐，你光着脚怎么搭地铁？这个点儿，一双脚得给人踩成肉泥。”
“叫谁小姐呢？”我气不打一处来，从手提袋里掏出警察证，往他脸上怼，“你看清楚，我是人民警察！”
“怪我有眼无珠，没见过您这样漂亮的警官。”他笑得眯起了眼，露出一口白牙，“警察小姐，上车吧，您去哪儿？我保证把您送到。”
“我说要坐你的车了吗？”我摆摆手，表示不想与他废话。
他竟打开车门，从车里走下来，挡在我面前。他比我高大半个头，身材健硕，穿一套浅色休闲西装，口袋里别着印花方巾，袖口钉着价格不菲的钻石纽扣，一抬手就飘出低调又自然的古龙水香气。我微仰起头，同他对视。我自问眼神犀利凶狠，审讯犯人时常能吓倒三五大汉，可他竟一点也不避忌或畏惧，甚至冲我挤了挤眼，露出促狭的神色。
我捏紧了手指。如果他敢碰我，我非卸他一条胳膊不可。
他没有再靠近我，只是背着手，用审视一件趁手兵器的目光静静打量我片刻，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
这人有精神病吧。我这样想着侧了侧身，不动声色地挪动脚步，在心里盘算着跳过绿化带一口气穿过马路逃跑的可能性。
“告诉我，警官小姐，你穿多大码的鞋？”他忽然问道。
我被问懵了，下意识回答：“三十七码。”
“正好。”他又挤了挤眼，从背后变出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双手捧着递到我面前，“这是我送给妹妹的礼物，刚买的，拿去穿吧。”
我自然不肯接。他笑笑，忽然单膝跪下，捉住我一只脚。我挣脱不能，差点把自己绊倒，只能任他把高跟鞋套在我脚上。
套完了一只，再套另一只。他单膝跪在地上端详我穿红色高跟鞋的双脚，发出赞叹：“你的脚真美，这双鞋太适合你了，简直是为你定做的一样。”
头一次被异性这样夸赞，我还怪不好意思的。实话说，穿惯了皮靴平底鞋，我的脚长年不见天日，是显得白了些。我自己买的高跟鞋粗蠢笨重，但这双鞋不一样，小巧精致，红得轻盈鲜亮，半点俗气也不沾，穿在我脚上好似仙女教母在灰姑娘身上施了魔法一般。
穿了他送的鞋，自然而然也就坐上了他的车。一路上我不断告诫自己，我身为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警民一家亲，这不算占人民群众的便宜。
他将我送到了警局，冲我笑嘻嘻敬了个礼，就开车走了。我晕乎乎走进警局大门，才想起，我连他的姓名跟联系方式都忘记问。
我还没走到刑警大队办公室，中途就被廖队截住了。廖队是一个五十余岁渐渐开始发福的中年男人，他头发还茂密，只因为在重案组长年操劳过早地白了头。上头念他辛苦，便把他调来相对轻松些的青少年犯罪组，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从我来青少组报道那天起，廖队就手把手带我，与我亦父亦师亦友，关系十分亲近。
他难得冲我发了次脾气，一脸严肃地冲我吼：“你怎么穿了一双这样的鞋在办公室里现眼？”
我以为他是嫌我这双鞋颜色太鲜艳花哨，正要辩解，他已经找了双酒店用的一次性拖鞋给我，要我把脚上的红色高跟鞋换下来。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我小声嘟囔着，脱掉了高跟鞋，换上一次性拖鞋。见廖队把我换下来的鞋直接丢进垃圾桶，我心中竟有一丝不舍。
廖队没同我多废话，开门见山。
“你听过’白雪杀手’吗？”
“本市没听过’白雪杀手’的人怕只有刚出生未满月的小婴儿。”见领导面色严峻，我也不好再嘻嘻哈哈，正襟危坐，郑重道来：“该罪犯穷凶极恶，十年内共杀害了十五名少女，最小的受害人只有十四岁。因为他只在冬季下雪的夜晚做案，并把受害者女性的裸尸摆放在雪地中央，所以被称为白雪杀手。他杀害的每一位少女的脖子上都系有一条紫色丝巾，痕迹比对可知，丝巾就是勒死那些女孩的凶器。”
廖队点了点头：“你资料收集的倒挺齐全。”
我嚯地站起来，大声说：“报告队长，局里要成立专案组抓捕白雪杀手，我已经递交了申请加入！”
廖队打量着我：“专案组是成立了，但是白雪杀手却不必抓捕了。”
“为什么？”我惊奇道，“这样恶贯满盈的罪犯，为什么不抓捕他？”
廖队扯动嘴角，勉强算一个微笑。
“白雪杀手已经投案自首了，就在今天早晨。”
2008年的冬天12月7日那天，本市落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那雪同往年冬天的初雪并无分别，自云端飘落，在地面上融化，最后又变成水汽，回到天上，变成一朵无声的云。寂静无声地来，又寂静无声地走，雪从不会惊扰到人世。
但那场大雪过后，人们在郊区小树林的空地上，发现了一名少女的尸体。
凶杀案不像雪花，它是一座撞破了轮船的冰山，在人世间激起了轩然大波。
那女孩只有十四岁，在本市一所不坏的中学念初二，她生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父亲是教师，母亲是护士。
经法医鉴定，她的死因是窒息，凶器就是那根系在她脖子上的紫色丝巾。
没有指纹，没有**及性侵痕迹，尸体在冰水里浸泡清洗过，没留下任何痕迹，除了颈项上致死的勒痕，再也找不到其他伤痕。现场没有脚印，没有车痕，没留下任何清晰可循的线索。大雪覆盖掩埋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那女孩就像是从云端飘落的雪花一样，悄无声息地降落在那片雪地上。
那女孩叫柳冬芦，是我一母同胞的亲生妹妹。
距离我妹妹遇害那年冬天，已经过去了十年。这十年间，被人们称为白雪杀手的罪犯，又继续残害了十四名少女。每到冬日下雪的时候，白雪杀手就好似从地狱爬上来的恶鬼，游荡在人世间。本市的居民自从此畏惧冬天，畏惧下雪。家里有女孩子的，一到下雪天就关门落锁，看护得严严实实，决计不许单身女孩子夜晚出行。
每当雪花飘落，整个城市都似乎沉浸在恐惧的氛围中，仿佛每一片雪花上都跳动着死神的影子。
为了抓捕白雪杀手，我才考上了警校，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我必须亲手抓住那个杀死我妹妹的凶手，方能告慰她，与那十四名无辜惨死的少女的在天之灵。
可惜，我没能进入重案组，却被分派到了青少组，每天面对的都是些桀骜顽劣的小屁孩，为一些小偷小摸的琐碎案子奔波。看着那些精力充沛的小屁孩，总让我想起妹妹，如果她也能长大，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人？
但我永远没有机会看见她长大了。
这些年来，我借助职务之便，自己搜集了些资料，却没能真正接触到核心的东西。春天的时候我听说局里要成立新的专案组，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
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甚至有种错觉，白雪杀手在本市的黑暗角落里蛰伏了这么多年，就是在等我亲手将他抓捕归案。
就在我以为，我十年来的夙愿终将达成时，我的师父廖队长告诉我，白雪凶手刚刚自首了。
十年了，我每日每夜，朝思暮想着就是将杀害我妹妹的凶手绳之以法。这个目标像我头顶上悬空的斧头，驱使着我不断向深渊探索，几乎成了我生命全部意义所在。
结果，它就这样猝不及防，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我顿时感觉疲倦极了，感觉浑身无力，几乎跌坐到地上，好似聚精会神准备在长跑比赛上一举夺冠，却在起跑线上就崴了脚一败涂地。
廖队忽然开口说：“冬芩，那个人说要见你。”
我下意识问：“谁？”但看见廖队沉肃的目光，我刹那间明白了，是“那个人”要见我——杀害我妹妹的凶手，白雪杀手。
“他怎会要见我？”我问廖队：“我认识他吗？他是我的熟人吗？”
廖队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他怎会认识你，但他指名要见你，只肯见你，不然什么都不会说。”
“我明白了，我会去见他。”
“你去找重案组的陈副组长，他会带你去。”
我向廖队敬了一礼，正要往外走，忽然被廖队叫住。他认真注视我片刻，目光柔和下来：“冬芩，我知道你一直很想亲手抓住他。希望你看见他，与他对话时，不要参杂太多个人情绪。他是个聪明之极，狡猾之极的人，你的情绪可能会成为他攻破你心理防线的把柄所在。记住，警之慎之，冷之审之。”
我应下来，又敬了一礼，便走出了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