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沙里亚蒂是公认的伊斯兰革命三大理论家之一，为伊斯兰革命构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他的激进思想曾极大地影响了伊斯兰革命的武装游击队组织，是伊斯兰革命“游击队之父”，由此也奠定了沙里亚蒂在伊斯兰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所以，研究伊斯兰革命，必须研究沙里亚蒂的思想和影响，必须研究沙里亚蒂在当时能吸引伊朗大批知识青年的思想环境和社会心理。在西方学术界，所有涉及伊斯兰革命的著作和文章，差不多总是要提及沙里亚蒂，在不同程度上介绍沙里亚蒂在革命舆论准备和革命动员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随着伊斯兰革命的冲击波和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沙里亚蒂的著作和思想再度引起西方的重视。西方学者在研究“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时，已经不再满足于“伊斯兰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鼓吹暴力”、“伊斯兰教与民主政治不相容”等简单结论，而是更加理性地、中立地注重分析伊斯兰世界现存社会、政治和思想土壤，特别是重视考察伊斯兰教面对“现代化”、“现代性”时其思想反应过程本身，分析“现代化”和“西方化”对伊斯兰世界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伊斯兰世界不反对“现代化”，而是对“西方化”表示出警惕、提防、厌恶、敌视乃至发动“圣战”。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已普遍注意到，不仅伊斯兰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对“西方化”持敌对态度，就连很多受过全面西式教育的“西化知识分子”同样也对“西方化”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从阿富汗尼、艾克巴尔、库特布、哈桑·班纳到沙里亚蒂，一脉相承。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思想文化演变以及从文明对话与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这是西方中东学界正在呈现的一个突出现象。下面就本人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首先介绍国外沙里亚蒂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然后，介绍国内研究情况，最后，就本文写作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做一下简要说明。
一、西方沙里亚蒂研究
在美国，研究中东文化，特别是近代伊朗史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沙里亚蒂。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东系著名伊朗学家Nikki Keddie在《伊朗革命的根源：解读伊朗现代史》（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一书中介绍伊斯兰革命的思想背景时，把沙里亚蒂与巴扎尔甘、塔里贾尼放在一起概括性给予介绍，认为他们都倾向于对伊斯兰进行改革，以适应现实需要；在其主编的《伊朗的宗教与政治》（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一书中也专门收入了Shahrough Akhavi撰写的文章“Shariati's Social Thought”，不过，这篇文章过浓的意识形态色彩冲淡了它的学术价值。伊利诺伊斯大学的Ali Sachedina在《复兴伊斯兰之声》（Voices of Resurgent Islam）（本书主编为Esposito）一书中撰文“Ali Shariati：Ideologue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介绍沙里亚蒂。纽约城市大学的Ervand Abrahamian有三本著作《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激进的伊斯兰：伊朗人民穆加黑丁》（Radical Islam：The Iranian Mojehadin）及《酷刑下的悔过：现代伊朗的监狱和公开认罪》（Tortured Confessions：Prisons and Public Recantations in Modern Iran）涉及沙里亚蒂，其中前两本书有专门章节介绍沙里亚蒂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尤其是第二本著作，是专门研究伊朗游击队组织“穆加黑丁”的纪实性历史著作。所以，作者尤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精神导师”沙里亚蒂的生平和思想，以及沙里亚蒂对该组织的具体影响。哈佛大学的Negin Nabavi在《伊朗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言论和合法性困境》（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Iran：Politics，Discourse，and Dilemma of Authenticity）一书中，多次提到沙里亚蒂和贾勒尔·艾哈迈德的“话语范式”对伊朗青年学生和思想界的影响。这本专著是研究巴列维王朝自1953年到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夕，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对“国家”（State）的态度，如何从“默许”、“怀疑”、“不满”、“反对”到“敌视”一步一步地走到巴列维王朝的“对立面”的过程，以及世俗知识分子对宗教势力的态度如何从“厌恶”、“蔑视”、“赞赏”、“认同”一步一步走向教俗两界“联手对敌”的过程。乔治敦大学的John Esposito在《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在介绍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危机时，突出介绍了沙里亚蒂的宣传和影响，并把沙里亚蒂与霍梅尼两人进行概括而深刻的比较。哥伦比亚大学的Hamid Dabashi在《不满的宗教神学：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基础》（Theology of Discontent：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一书专设一章“Ali Shariati：The Islamic Ideologue Par Excellence”，介绍沙里亚蒂的思想，特别是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激进解释在伊斯兰革命的动员方面的作用与意义。此书对沙里亚蒂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意识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的解释以及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构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属于“诗人思想家”的“宗教乌托邦”。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Manochehr Dorraj在《从查拉图斯特拉到霍梅尼：伊朗的民粹主义和异见》（From Zarathustra to Khomeini：Populism and Dissent in Iran）一书中认为，沙里亚蒂、霍梅尼与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是“民粹主义者”，同情和代表社会底层的价值观，代表社会底层的基本立场。本书还分析说，沙里亚蒂的思想困境与伊斯兰世界的改革家相似，即一方面强调宗教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又要保全宗教的基本精华，认为宗教“精华都蕴藏在人民、被压迫者和穷人身上”。而实际上，最倾向于维护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正是社会中底层的人。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中，多数是从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上分析沙里亚蒂的思想，更强调沙里亚蒂作为“伊斯兰革命理论家”在伊斯兰革命中的地位。当然，也有少数研究伊斯兰文化史或伊朗知识分子史的美国学者更重视分析沙里亚蒂思想中“传统”和“现代”共存的矛盾现象，如塞库路斯大学的Mehrzad Boroujerdi在《伊朗的知识分子与西方：民族性最终获得胜利》（Iran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The Tormented Triumph of the Nativism）一书中认为，沙里亚蒂对西方文明态度总体上与伊朗思想界对西方的态度是一致的，与近代伊朗落后的国际处境和羞辱感有“直接关系”，即一方面对西方表示“赞赏”，“甚至惊叹”，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显得“不服气”，属于“文化民族主义”范畴；同时，还由于西方与伊朗文化交往频繁，西方人对西方的批评，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都对伊朗巴列维时代的知识分子产生过很大的直接影响。本书对沙里亚蒂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很有追求的伊斯兰世界马丁·路德”，是一个“被粗心大意的世俗主义者所忽视，被保守顽固的教士人士所憎恨，而同时又为统治者所恐惧和不容的边缘思想人物，无法进行简单化地归类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家”。塞库路斯大学另一位伊朗思想史专家Hossein Bashiriyeh在《伊朗的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一书中，则把沙里亚蒂笼统地归类为“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与霍梅尼的区别在于沙里亚蒂用“阶级分析方法”和“现代语言”把宗教进行“两分”和“包装”，然后塞进了“现代内容”，而不像霍梅尼在整体上倾向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回归。笔者以为，在美国，对沙里亚蒂研究最为深入的，要算Ervand Abrahamian和Manochehr Dorraj两人的相关著作。
另外，一些有伊朗背景的伊斯兰宣教组织和流亡或生活在美国的沙里亚蒂追随者组织和机构，也偶尔有文章问世，不过，这类文章多是歌颂性质而非研究性，所以学术价值不太高，如Reza Ershaghi的“The Forgotten Revolutionary：Ali Shariati”和Assef Bayat的“Shariati and Marx：A Critique of an ’Islamic'Critique of Marxism”等。但是，这类组织和机构在沙里亚蒂作品的翻译和普及上做了大量工作，今天在英语世界中流传的沙里亚蒂英文版著作，多数是这些机构出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