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种“颠覆”的狂热驱使下，他的理论中缺少了“理性”和“建设”色彩。他用“价值判断”代替了“事实判断”，又用“矛盾的价值判断”代替了“理性的价值判断”——他既要维护伊斯兰的崇高价值，又要改变伊斯兰“不纯洁”的内容，既要“破坏”自己不愿看到的伊斯兰，又要“建设”自己向往的伊斯兰，这是一项极度矛盾的事业。这一矛盾决定了他构建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天然地带有空想性质。一种宗教、理论、学说、文化中，到底哪些是有价值和无价值，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其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没有人一下子就能指出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然而，他却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改造伊斯兰的“伊斯兰文艺复兴”和“伊斯兰清教运动”中。沙里亚蒂在“良知”（“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所毕生奉献的宗教改革事业，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事业。这是沙里亚蒂在个人事业上所呈现的悲剧性，甚至还有一些悲壮性。
在现实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两分法”结合传统波斯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把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进行了截然分明的“两分”，一切都是矛盾，一切都在对立的斗争中。他用“两分法”这个镜片来剪裁现实，把一切社会上的罪恶和不公，既归结于伊斯兰的“不纯洁”内容，更归结于巴列维王朝本身。是的，巴列维王朝毫无疑问是一个“罪恶的制度和现实”，但是，一个取而代之的理想“乌玛”社会能脱离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而在想象中建立起来吗？他把欧洲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视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必然社会效果，把欧洲宗教改革的成功视为西方发达的思想前提，把欧洲社会的进步性归功于利用“宗教反宗教”的宗教改革家，这种解释本身就忽视了欧洲进步的社会条件和特殊环境，潜伏了沙里亚蒂思想中唯意志论的倾向。而用理想中的社会蓝图来衡量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这个现实，自然就会得出巴列维王朝一无是处的结论。可是，伊斯兰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已经无情地否定了沙里亚蒂的理想。沙里亚蒂的理想与革命后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这是沙里亚蒂在社会事业上所呈现的悲剧性，甚至还有些悲痛性。
尽管伊斯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色彩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也就是说，巴列维王朝对美国的屈从和“一边倒”政策曾经激发社会各阶层对于巴列维王朝的“憎恨”和“敌意”，但这只是削弱巴列维王朝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一个外部因素，而不是导致这场革命的终极根源。导致这场革命的终极根源还是由于巴列维王朝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把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处理妥当。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指标节节攀升、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生活丰衣足食、社会消费灯红酒绿，现代化是社会面貌全方位的整体推进过程，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甚至人精神面貌也随之变革的过程。如果仅仅以经济水平、人均收入、富裕程度和大楼高低来作为现代化的衡量标杆，那么，早在60年代就被沙里亚蒂视为“穆斯林社会发展最落后”典型的沙特阿拉伯，可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了；如果以工业规模为唯一考量，恐怕这个国家早就进入“后工业社会”了。“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不是简单的等号，巴列维王朝50多年的现代化成就，在神佑的“石油美元”帮助下，曾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种“世俗成就”激发了巴列维王朝更大的“世俗野心”——“伟大的文明复兴”，“伟大的文明复兴”反过来又激发了人民的“美好期望值”。这种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的“美好期望值”一旦遭遇经济上的一点挫折，民心立刻会出现不稳，社会动荡一触即发。按照美国学者戴维斯的说法，这些社会的社会稳定脆弱性直接来源于经济不景气导致的“美好期望值”下滑，而根本来源则是这种社会秩序缺少市民社会根基（Societal Basis）。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是分离的，两者之间缺少有机联系，缺少整合性和互动性。巴列维王朝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巴列维王朝靠民族主义起家，靠民族主义维持其政治合法性，靠世俗的经济成就来保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礼萨汗“单枪匹马”夺权开始，一直到巴列维政权的倒台，自始至终是“单枪匹马”的“一个人的现代化”。国家行政的日常维持，靠的是“一千个家族”，现代社会的阶级分化（社会分层）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反映，对新生的政治势力一味地排斥和镇压，实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分封主义”。所以，当经济出现问题时，社会秩序开始崩解、政治局势开始动荡，即便是曾经主张“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力量代表人物贾勒尔·艾哈迈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成为这个世俗政权的支持者，相反却成了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死敌。在传统基础雄厚的伊朗社会中，靠民族主义起家的巴列维王朝，从来就没有坚实的社会阶级根基，既没有传统根基，也没有自己可靠的社会同盟军，更没有所谓“市民社会基础”，因此，当国家力量被削弱的表征公开化后，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站到了巴列维王朝的敌对阵营，成了“国家”的敌人，迎来了“墙倒众人推”、众叛亲离的最终政治结局。有材料说，从1953年后，伊朗是世界上在狱和在逃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占全国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之一，似乎举国上下都成了国家的“敌人”，而且伊朗也是当时世界上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社会政治力量被排斥在国家之外，垄断国家权力，不加选择地把新生的政治势力推向敌对阵营，巴列维王朝的所作所为已为自己锁定了注定要灭亡的最终归宿。沙里亚蒂的激进思想和言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威力”和“煽动力”，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青年人，应该说，其社会根源也正在这里。也应该说，推翻巴列维王朝的始作俑者，正是巴列维王朝自己。这是“关门政治”带来的最终结局。
革命从来不是“天意”，“天意”也要借助人力来呈现。世界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天意”则注定一定要发生。历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都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原因，但这并不是说革命必然要出现。革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日积月累，日趋激烈，而同时又没有制度化解渠道，终会在某一特定的偶然因素触动下爆发。统治者的政治眼光和智慧，换句话说，统治者的主体意识对革命是否出现，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倘若统治者掌握了化解矛盾的主动性，能够主动地应对时代变化和社会变革，主动而有序地对阶层利益和集团利益进行再调整、再分配，那么革命就不是不可避免的。谁能掌握变革的主动性，谁就是历史的赢家。
巴列维王朝在革命力量的较量中之所以失败的最深刻原因在于：第一，这个王朝的国家不是“社会”的国家，而是王朝家族的国家，“一千家族”的国家；第二，与巴列维王朝经济现代化并行的“关门政治”不是现代政治，现代政治不可能“关门”。
沙里亚蒂无疑是巴列维王朝“关门政治”的最坚定反抗者、最顽强破坏者之一。他的破坏武器有伊朗传统的“什叶派宗教”，有最具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有代表着公正、平等价值的“社会主义”，有20世纪最时髦的“存在主义”，还有来自西方，却又混合着“波斯民族自豪感”的“民族主义”。而且，沙里亚蒂的精神倾向中，又明显存在着宗教理想主义（宗教乌托邦主义）和苏非主义倾向。可以肯定地说，沙里亚蒂是20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复杂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代表着一个极其矛盾的思想混合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史人物。他是呼罗珊——这块“英雄史诗”和“神秘思想之都”——肥沃的文化土壤的产物，他的作品中罕见的跨越时空思想嫁接，没有一定的知识修养、经验体会和文学想象力，难以进入他的“文本世界”，更不要说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了。
他的思想既是时代产物，又是民族文化产物，更是世界文化产物。他的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任务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本研究仅仅是这项复杂课题的起步。笔者拟将该研究任务进一步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