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总是有限的，我们的幸福与我们的视域，与我们的工作范围，与我们同世界的视点谐调相称，并受其制约和界定。这些限定的范围越广，我们的担忧和焦虑越甚，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烦恼、欲望和恐惧在不断增长和强化。这便是为什么愚昧无知者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不幸的原因，否则他们脸上的表情就不会如此温顺、安详了。
幸福之所以是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的后半生要比其前半生更为凄凉冷寂。随着年华的流逝，我们的视域不断扩展，我们与世界的触点继续延伸。童年时代，我们的视界囿于周围狭小的范围；青年时代，便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到了中年，我们的视野已包容我们活动的所有范围，甚至伸向遥远的界域，例如，对国家或民族大事的操劳忧烦；而人至老年，还包括对子孙后裔的牵挂。
即使在理智活动中，我们对幸福的追求也必然是有限的。意志越是不易激动，我们遭受的痛苦也就越少。痛苦是某种肯定的东西，而幸福则是一种否定状态。对外部活动范围的限定是为了突出意志的内驱作用，而对理智能力的限定则突出了意志作为内驱源泉的作用。后一种限定常常为那些令人厌恶的事物敞开方便之门。为了摆脱这些烦扰，人们将利用种种便利的方法，诸如闲荡、社交、挥霍、娱乐、饮酒等等，而这类方法将导致灾难、堕落和不幸。一个人若无所事事时很难保持其心灵的宁静。那种对外部活动范围的限制有助于幸福的获得，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幸福的必然条件。描写人们生活幸福、心境安宁的诗，即那种质朴宜人的田园诗所表达的常常是在单纯狭小的生活环境中的人，而这一点恰是田园诗意境中的本质核心。它也是一种情感，即我们在欣赏所谓风俗画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愉悦的本质。
因此，生活方式的简陋质朴、单一不变，如果我们不感到厌烦乏味的话，还是有益于幸福的；因为，正是在这种境况下，生活连同不可避免的重复，都可使人感受到：它像一泓涓涓细流的小溪，悄然无声地流逝，它是那样的平静，甚至没有一丝波纹或漩流。
一个人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取决于他倾注全力的是什么事。在这方面，纯粹的脑力工作要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生活实践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因为后者往往沉陷于成功与失败的无休止更迭，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安宁和痛苦的折磨。从事这种脑力工作必须具备杰出的理智能力。一个人倘若致力外部世界的活动，将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专心从事理智研究而且还将使他失却心灵的宁静，而这正是脑力工作所必需的；另一方面，长期的纯理智思索也将使他难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喧嚣嘈杂，因此，如果环境允许的话，如果某些世俗事务无需较高的理智能力的话，脑力工作暂停片刻也是适宜的。
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富有理智，更细致周密，也为了从生活中汲取更多的经验，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反省生活，对我们所做的事、所留有的印象和情感进行概括，然后与我们现在的判断加以比较。这种对生活的反省既有对我们曾从事的工作和进行的奋斗的思考，也有对我们已往获得成就的评价，更有成功后喜悦的享受。对生活的反省可以说是对个人生活经验的一种生动再现，它将有益于我们每一个人。
人生的经验就是一本教科书，通过对它的反思、评判，我们将获益匪浅。如果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不对之进行反省，也得不到大量的知识，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这样一些拜庞蒂那版的图书，这些书中没有注释，大部分内容深奥难懂。
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忠告，它与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一条法则颇为相似，即每晚睡前反省白天所做的一切。终日在工作与音乐的嘈杂纷乱中昏昏庸庸地度日，而从不反省的人，就仿佛一架嗡嗡作响的纺车，连续不断地扯出生活之线，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若处于这种状况，他的情感就是混沌模糊的，他的思想则是紊乱无序的，他的谈话也因此而颠三倒四，支离破碎，全然一副装腔作势的模样。生活忙忙碌碌，他的头脑里充塞着各种各样的印象，但已无力再进行理智的判断活动。
关于这一点，仔细观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事件和境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隐没于心境和情绪中，但我们能够想起我们曾就这些事情和境况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于是它们原本只是形式，却成了表达或评判这些事件的结果。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保持思想的记忆。看来，坚持记日记是大有裨益的。
自给自足，自己就是一切，这就是幸福最主要的品质。我们毋须过多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幸福意味着自我满足。”在商福特那措词巧妙的话语中也出现过同样的思想：“幸福决非轻易获得的东西，在别处不可能找到它，只有在我们自身中才能发现。”
然而，当一个人确信除了他自己以外不能依靠其他任何人时，生活的重负和不利的处境，危险和烦恼就不仅难以数计，还是不可避免地。
追逐名利，饮酒狂欢，生活奢侈，所有这些都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最大障碍，它们会改变我们悲惨的生活，使我们享受到种种乐趣、欢快和愉悦，但也同样是不导致期望和幻想的过程，而不断变幻的谎言将成为其不可避免的附属物。
一切社会必须包括成员之间的互相适应和社会对其成员的制约，这意味着，社会的规模越大，越令人乏味。惟有当独自一人时，他才是自己；倘若他不喜欢独处，他便不热爱自由；只有当他孤独无依时，才真正是自由的。社会，常使人感到压抑和紧张，这种压抑感如同社会必然的附属品一样，使人无法摆脱。一个人的独立性越强，越难成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牺牲品。对于独居，是欢迎、忍耐还是逃避，要依据个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当一个人独处时，可怜的人体验到的是他的全部不幸，而聪明人喜欢的却是独居的高尚伟大；简言之，每个人都将成为他自己。如果一个人在自然禀赋中居于较高的地位，他感到寂寞冷落便是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地。如果他周围的环境干扰了这种感觉，那么，这个环境对他就不适宜。如果他不得不会见许多性格迥异的人，他们将会对他施加种种影响，破坏其精神的宁静，他们将使他失去自我，却又无法补偿这种损失。
当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确立了广泛的差异时，社会却漠视或试图消灭这些差异。或者说，它建立了种种人为的差异——身份和地位的等级，这种等级常与那些自然设定的各种差异完全相反。这种分类的结果抬高了那些被大自然置于低等地位的人，而降低了极少数在自然中居于高等位置的人。只要多数粗鄙者掌握权力，少数优秀者总要对这个社会退避三舍。
现实社会中，对伟大理智的冒犯就是权利的平等，由此而必然导致要求的平等，凡夫俗子对此欢呼雀跃。能力的不平等意味着相应的社会力量的悬殊。所谓善的社会，承认一切权利要求，却否认理智要求；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期待对任何形式的愚钝麻木、堕落和沉闷表现出无限的耐力；个人的优点若要得以表现就不得不以谦卑的面孔出现，或者藏而不露。理智的优越性之所以冒犯众怒，并非出于本意而仅仅由于它自身的存在。
在所谓善的社会，最糟糕的不仅是它让那些既不为我们所赞赏也不使我们动情的人做我们的朋友，而且扭曲了我们的人性，不让我们自然地发展。为了谐调起见，它使我们枯萎衰竭，完全改变自己的模样。理智的对话——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幽默的——仅仅适合于理智的社会；它完全不适合普通人；对普通人来说，它绝对是陈腐不堪、令人乏味的。这就要求我们有自我克制的能力，我们将不得不丧失四分之三的自我以适合他人。无疑，这种交往可能会受到谴责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损失；但一个人的价值越大，就越是发现得不偿失，而获利的则是对方；与之交往的那些人一般来说都是道德沦丧、名誉扫地者，从他们那儿所能得到的，除了无聊、烦恼、厌恶或者自我克制外，别无他物。因此，大多数社会正是为了让这样一些人得益而建立的，这些人将以其孤独来换取社会所提供的裨益。
为了给真正的理智的优越性找到一个替代物，社会曾异想天开地采纳一种虚假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并以一任意规定的原则为基础，仿佛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传统，它就如同一道可供替换的口令一样，即上流社会的时尚。
这种优越性只要与真正的优越性发生冲突，其弱点便会暴露无遗，这种好的时尚的出现恰恰意味着好的理智的匮乏。
一个人不可能与除他自身外的任何人——甚至包括他的朋友或生活的伴侣——完全和谐一致。个性差异、气质迥然常或多或少会引起不和。思想真正的平静，灵魂深处的安宁以及身体的健康，所有这一切是世间所能给予的最大幸福，作为一种持恒的心境，这一切也只有在独居中才能获得，惟有身处绝对幽静之处方可达到。如果说人自身之中有什么高贵而有价值的东西的话，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可能找到的最大幸福。
无论友谊、爱情、婚姻的纽带多么牢固，人最终所能关照的只有他自己的福利，至多还有他的儿女。你与他人的关系越密切——无论这种关系是工作上的还是私人友情上的——你的生活就越糟糕。孤独和寂寞确实有其不利之处，至少，你能发现这种不利的存在，在这方面，社会是狡猾的，它使你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似乎令人愉快，但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常常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当让年轻人从小接受独处的训练，因为这是通往幸福和心灵宁静的必经之路。
由此一个人就会完全依赖自己拥有的财富，并且只看重自己，他也因此生活得十分幸福。对此，西塞罗说：“一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必定生活得很幸福。”因此他在他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越高，别人的地位就越低。正是这种自我满足的情感制止了那些具有巨大个人价值的人去作如此巨大的牺牲。普通人都喜欢社交、讨好卖乖，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感。对这些人来说，陪伴别人要比独自一人容易得多，因而他们宁愿与人交往。现实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那些无足轻重的人却倍受赏识。于是，隐退立刻成为具有高尚品质的人的证明和结果，还将是那些自身具有某种价值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智慧。限制一个人的种种欲求，并且尽可能地使他与其同伴疏远，才能保卫或扩展其自由。
人都喜欢群居，他们有自己的社会，他们变得厌恶自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空虚驱使他们与其同类进行交往。比如说，去其他国家旅游，他们的思想僵化呆滞，缺少自身的运动，便试图赋予它一些活力——如饮酒以寻求刺激。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原因而酣畅痛饮啊！他们一直试图寻找某种能够经受得起的最强烈的刺激，来与他人和谐一致，就像与自然和谐一致那样；倘若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他们就会因不堪重负而沮丧衰退，坠入巨大的冷漠之中。这样的人只有些微人性碎片，只有将碎片聚合起来弥合成完整的人性，才能达到能像大家一样思维。人，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都是出类拔萃的，不是分数，而是整数。
大众社会颇似一支由俄国管组成的乐曲，每只管仅有一种音调，仅奏出千篇一律的音调，但所有的管互相配合、彼此谐调，便奏出了动听的乐曲。罢黜百家、独尊一门的现象实在太常见。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如此厌烦，为什么他们喜爱结交，为什么他们愿意成群结队。正因其自身性质的单一，才使他发现独处不堪忍受。荒唐愚蠢才是其真正自身的重负。把众多的人汇拢起来将会产生某种类似于管弦乐队奏出的乐曲！
有才智的人就像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无需任何帮助，只要一种乐器，比如，一架钢琴就可奏出协奏曲，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完满的微型世界。通常需要各种乐器互相配合方可产生的效果，他只需自己的意识完整便能单独达到。当然，仅靠一架钢琴无法演奏交响乐，但他是一位独奏者，可以自己单独表演；或者，与他人合作也必须是主奏者；或创立某种演奏风格，就像建立某种演唱风格那样。无论如何，那些时时刻刻渴望交际的人或许能从上述比喻中有所裨益；并且，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即以量的陡增来弥补质的不足。上述比喻也可作为一条普遍的规则。如果一个人聪明机智，那么，一个伙伴便足矣；如果你只与普通人打交道，那么，拥有大量的伙伴就很合适，这样你就可以让他们协同工作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正是从管弦乐队中得到的启发。
我所暗示的那种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荒漠是造成另一种不幸的原因。当优等阶层的人为实现某个方面的理想而组成社会时，结果几乎总是，无数的民众如同害虫般蜂拥而来，哪里都是如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烦恼，有的根本就是随波逐流；他们不加任何识辨，盲目地对一切事物一哄而上。他们有的人急急忙忙挤进这个社会，有的人身不由己地被推人这个社会，尔后，又一起毁坏它，或使它变得面目全非，成为与其初衷完全相悖的东西。
关于社会的驱力问题，这还不是惟一的观点。寒冷的严冬，人们拥聚在一起以使身体暖和；你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激发你的精神，即与他人进行思想的交流。但是一个聪明绝顶、精神亢奋的人则无需这么做。作为一般规则，一个人的社交性格与他的理智才能几乎成反比，亦即，说某某人不善社交也就等于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