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上最空虚的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荣誉并对它有着绝对的信仰，把它看作是伟大行为和不朽作品的刺激物。无疑，名声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其次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回声和反应而已，就仿佛一个影子或一个标记。不管怎样，引起敬佩的必定比敬佩自身更有价值。事实上，使个人幸福的，并不是名声，而是带给他名声的东西，是他的功绩，更确切地说，是导致他的功绩的性情和能力，这种性情和能力包括道德上的理智上的。一个人天生最好的方面，必定对他自己是极其重要，面对它的反应，亦即存在于其他人脑子中的看法，只能以极其次要的方式影响到他。应当得到名声而没有名声的人拥有幸福的最重要因素是，幸福能使他从别人的缺陷中得到宽慰。使我们真正产生妒忌的，并不是由那些无能的群氓和昏头胀脑的人们所认为的伟大的人，而是那些自己真正伟大的人，他的幸福并不在于后人如何传颂他，而在于他创造了有价值的思想并被人们珍藏起来。在千百年后再为人们研究。
如果有人做到了这样，他就拥有了某种不可剥夺的东西，这不像名声，它完全取决于自己。如果一个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得到别人的称赞，那他就没什么值得赞美的。虚名正是这样，即他得到了名声，但他不配这名声；享受名声的人把名声当作他的生命，但他并不具有赢得名声的坚实基础，名声只是这种基础的外在可见的标志。虚名一定会使这个人对自己不满，这种假象虽然可以产生自爱，但一旦到了那从未达到的高峰，就会头昏目眩，把他自己看作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他随时害怕被人发现，害怕有价值的东西成为泡影，他会在聪明人的脸上看出这样的意思犹如那些靠伪造遗嘱而获得财产的人。名副其实的名声，死后才来临的名声，是接受者决不会听到的，但他是幸福的人。
他的幸福就在于他拥有使他赢得名声的真正品质，一旦机会允许，他就会发扬这些品质。为了专心于他所喜爱的研究，他必须要有闲暇随时可以进行研究活动，这是惟一需要花费精力以取得桂冠的工作。
伟大的心灵或健全的理智能使我们幸福。当理智在它的作品上打上深深的烙印，理智便会在未来的世纪受到赞扬，那使他幸福的思想，将留芳百世，无数代心灵高尚的后人将会连绵不绝地研究他的思想。只有死后才得到名声的人，才真正配得上这名声，这就是名声价值的报答。要使赢得名声的作品，在作者活着时就得到名声，只是侥幸的事情，但并不重要。因为一般的人并不具有对自我的鉴赏力，也绝对意识不到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艰难。人们总是受权威的摆弄，在他们那里，名声被弄得泛滥成灾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单凭信仰便可得到它。如果聪明人活着时便闻名遐迩，他是不会太在乎这名声的，因为那不过是一些声音的回响而已，只需某一天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便可使他名声大振。
音乐家如果知道他的听众全是聋子，为了掩饰他们的耳聋，一旦见到有一两个人欢呼便立刻起劲地鼓掌，他还会为听众的高声欢呼而高兴激动吗？如果他知道这两个人是因受贿而为最蹩脚的演奏者高声喝彩时，又会作何感想呢？
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为何同时代的人赞誉极少，且很难成就不朽的名声。达朗贝对著名的文学家有一句绝妙的评语，他说，在文学这座殿堂里，住着一些伟大的死者，他们活着时在这里毫无地位；还住着一些活人，但随着死神的降临他们立刻被赶出去。我顺便说一句，为活人立碑就等于宣判后人不能评价他。如果有人碰巧看到了自己的真正的名声，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极其罕见的，音乐家和艺术家是个例外。对于哲学家来说，那是极少有的。我们可以从那些因著作而闻名的人物肖像证实这一点，大多数肖像只是按照取得了巨大名声的人物来画的，画家们都把他们画成满头华发。如果是一位活着的哲学家，则更是如此。从幸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恰当的安排，对于一个注定死亡的人来说，既年轻又出名，那就太过分了。生活就像贫困时代，愈宝贵的东西便愈厉行节约。年轻便足够了，年轻以它的所有为满足。当人们变得老朽，生活的快乐和消遣就像秋天的落叶一去不复返了，也就在那时，名声才像冬青树一样开始萌芽。所以，名声就像整个夏季都在成长而只是到圣诞节才能享用的水果，一想到在年轻时已经把全部的活力都灌注到至今仍然年轻的著作中去了，到了老年，再也没有比这种感觉更能让人宽慰的了。
我们还是来解释一下因各种理智的追求而得到的那些名声，因为我的评价与这类名声的关系更为密切。
我认为，从广义上说，杰出的理性就在于形成理论，亦即对某些事实进行重新组合。这些事实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愈容易认识，愈是属于我们日常经验的范围之内，那么，使它们理论化而赢得的名声便愈意义重大。
例如，所谈到的这些事实属于某些特殊的科学分支，如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或古代作家的残篇，用一些人所不知的字母书写的难以破译的碑文，这属于历史上的疑难点，要赢得这种名声就得对各种材料事实加以勘正。但那些研究者并不具有这样的名声，只有极少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而绝大多数人则过着闲散的生活，他们对于在某些特殊的知识领域里名声卓著的人心怀妒忌。
这样的事实就像所有人了解的那样，人类心灵或人类心智的基本特点，所有人都具有。我们会看到真正自然的力量在不断发生作用，或看到自然规律的一般过程，那么传播说明这些现象的新颖而正确的理论所得到的名声便会及时地传遍整个文明社会。如果这样的事实能为所有的人理解，那么这种理论也能为一般人理解。但名声传播的范围取决于所克服的困难，这些事实愈为一般人所熟知，形成一种新颖而正确的理论便愈难，这些事实盘踞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里，要说出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理由几乎不可能。
不容易为人们接受的事实，只有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样的事实几乎可以进行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理论，所以，如果将健全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运用到这些事实中，人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侥幸得到关于这些事实的新颖而正确的理论。但是知道这些事实的人并不具有这样的名声，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仅仅为了了解这些事实，要匾答这一类问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在赢得举世瞩目的名声这条途径上，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也能领会这些事实。一个人所付出的劳动愈少，就必然需要更多的天赋或天才！在这些才能和艰苦的研究工作之间，无论是就它们自身的价值来说，还是就它们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来说，都是不可比的。
那些认为自己具有健全的理智和判断力但又并非天才的人，并不害怕艰苦的研究工作。只有依靠勤奋努力，他们才能使自己超越群氓。群氓也经常看到所发生的这些事实，但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孤立的。只有通过艰苦的学习，才可以理解。
这个领域少有竞争的对手，只有有节制力的人才能找到机会，发现既新颖又真实的理论，而发现的价值，部分取决于他所面临的事实的难度。但来自于具有专业知识的同行的赞扬声，对遥远的大众来说太过于微弱了。如果我们深究这类名声，就会明白，毋需形成自己的理论，只要接触到了那些极艰难的事实，便可以奠定这种名声的基础。比如，在那些遥远的国外旅行的人，正是靠见闻，而不需仰仗思想和观感便能建立名声。这类名声的最大长处就在于，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要比表明自己的思想容易得多。人们更易于理解的是描述而非观念，阅读描绘性的书籍要比阅读思想性强的书籍更容易。所以，阿士莫斯说：
只有远出他乡，漂洋过海，
归来时才有故事可讲。
和著名的旅行家作个人交往，常会令我们想起贺拉斯的这样一句话：“新景象并非一定意味着新思想。”
一个人若是发现自己具有极强的精神力量，那他就应当去解决最艰深的问题，如关系到整个自然和全人类的问题，他将会把他的研究深入到所有领域，而不会在一些岔道上迷失太远，也不会进入一些鲜为人知的领域；换言之，他不会用毕生来研究某些特殊的知识或谈论一些细枝末节的琐碎问题。他不必为了逃避成群的竞争对手而陷入一些艰深难寻的问题。普通人便可为他提供足够的材料，以形成严肃而真实的新理论。他的努力会得到人类大多数成员的称赞，因为他们熟悉他所谈论的问题。’在研究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矿物学、动物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学者和研究人生的学者即诗人和哲学家之间，其差别真是相去甚远。
建房的工匠可能对房子的总体规划一无所知，至少他不会时时刻刻考虑到它。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生命的流逝中，他会很少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特征。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多有价值的或重要的东西，若他为某项具体工作煞费苦心，那不时地将注意力转向其生活或工作的规划亦即它的一般轮廓的缩影，不仅更为必要，也更为适宜。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要运用“认识你自己”的格言，他也必须熟稔了解自身的技艺。知道生活中最主要的、最真实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得到幸福，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在他的思想中依次占第二、第三位的目标是什么。总体上，他的天职是什么，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以及他与世界的一般关系是什么。如果他为自己的重大工作作了大致规划，那么只要对其生活蓝图瞥上一眼，就能激励他，使他变得高尚和完满，从而避免走上错误的道路。
正如一位登高的旅游者，只有越过他脚下蜿蜒曲折的道路，放眼望去方可得到一个通盘的概观；只有当我们走完人生旅途中的某个阶段时，才能认清我们全部行为之间的真实联系：即我们做了什么，并得到了什么。才能明白精确的因果链条和我们一切努力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沉湎于日常的生活琐事，就得总是按照自己的天性行动，总是受情感的左右或能力的限定，简言之，我们自始至终都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我们认为是正当的事业。只有当我们回首整个人生旅程及其总体结果时，才能最终明白其全部奥秘。
事实上，当我们正在进行某项伟大事业或创造某个不朽作品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本身。我们所考虑的只是达到眼前的目的，完成当时的计划，做目前的事。当我们最终把人生看作一个联系着的整体时，我们的品质和能力才展示其真实面貌；也才能明白在形形色色的情景中，仿佛是某种幸福的灵感引导着我们在千百条可能使我们趋向毁灭的道路中选择那惟一真实的路途。这是一种引导我们的创造力，既可以在理智的事物里被感知，也可以在世间的事物中被察觉。并且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而以同样的方式导致不幸和灾难。
理智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现在与将来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以免由于过多地关注其中之一而损害另一个。有许多无足轻重的人，仅仅生活于现在，而另一些人又沉湎于未来，总是忧心忡忡、愁思满腹。很少有人能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那些寄希望于未来、为之奋斗并仅仅生活于未来的人，对那种即将来临的事物总是翘首以待、急不可耐，仿佛这是某种一经到手便可获得幸福的东西。尽管那些人聪明绝顶、气质非凡，严格地说不过像在意大利看见的短尾猿，一种希望最终得到它的冲力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始终急急忙忙、紧追不舍。那事物总是恰好在他们的前面，而他们则一直试图得到它。这种人就其整体存在而言，是置身于一种恒久虚幻的情景之中，生活于一种短暂的临时状态，直到最终走完人生的旅途。
因此，我们既不应让未来牵引而思绪不宁、焦虑企盼，也不应沉湎于对往事的追悔惋惜，而应该牢牢记住：惟有现在才是实在的、确定的；未来总是无一例外地使我们的希望落空，过去也常与我们曾经预料的相去甚远。总之，无论是未来还是过去都不及我们所想像的。同样的物体，由于间距，在肉眼看来要小一些，但思想则可以把它想像得很大。只有现在是真实可行的，它是惟一富有现实性的时刻，正是在绝无仅有的时刻，我们的生存才显得真实。我们应当永远为此充满欢乐，给它以应有的欢迎，并尽情享受这每一时刻带来的快乐。倘若我们对过去希望的落空愁眉不展，而对未来的前景焦躁不安，将无法做到这一点。拒斥当下的幸福时刻，或为陈年往事懊恼、为未来忧心忡忡，均属愚蠢之至。当然，人一生中总有深谋远虑和抱憾终身的时候，但往事一旦成为历史，我们就应该想想，逝者如斯，与它道声再见吧。至于未来，我们只能认为它超乎人为，惟有神知道。让我们记住塞涅卡的忠告：愉快地度过每一天，我们的全部生命仿佛就在这每一天中“让我们尽可能愉快地迎接它，这是我们惟一真实的时刻”。
只有那些必然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降临的不幸才会侵扰我们，然而，能够对此作出完满说明的人又寥若晨星。因为不幸或灾难有两种类型：或者仅仅是一种可能，哪怕是极大的可能；或者是不可避免地。即使是那些不可避免的灾难，其发生的具体时间也是不确定的。倘若我们总是处于一种戒备状态，便永无安宁之时。所以，我们并不因为对灾难的恐惧而放弃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绝无可能发生的，或不会很快发生的灾难。
如此，一个人心灵的宁静越是不为恐惧所侵扰，就越是可能为欲望和期待所骚动。这便是歌德那首诗里所说的：“我已抛却一切。”惟有当他抛弃一切虚伪自负并且非矫饰赤裸裸地存在时，方可达到心灵的宁静，这种心灵的宁静正是人类幸福的根基。心灵的宁静！那是任何时刻享乐的本质；人生之乐稍纵即逝，须抓紧当下的分秒片刻。我们应当时刻记住：今日仅有一次且一去不返，我们总以为它明天会再来，但接踵而至的明日已是新的一日，而它也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常常忘记每一天都是一个整体，也是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个部分。我们总是习惯于将生命看作恰似一束观念或名称，它们无法体验，因此包容个体于自身之中的生命便遭到了破坏。
在那些幸福而充满生气的美好的日子里，尽情地欣赏和享受吧！即使在悲苦忧愁的时候，也应当回想那过去的寸寸光阴，在我们记忆中，它们似乎远离痛苦与哀伤，那样地令人妒羡。往昔犹如失却的伊甸园，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它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欢度幸福时刻却并不珍惜它，当灾难逼近时才希望它们归来。无数欢快和愉悦的时光都消磨在无聊事务之中；我们常常因种种不愉快的琐事而错过愉快的时刻，一旦不幸降临，却又为之徒然空叹。那些决非平凡普通当下时刻，往往被漫不经心地打发过去，甚至急不可耐地置之一旁，而它们正是我们应当引以为自豪的呀！人们从未想到流逝的时光不断使当下变为过去，在那里，记忆使之理想化并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只有当我们处于窘境时，面纱才被揭去，而我们则为之抱憾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