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县古代属北方边陲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北与内蒙古接壤，南通中原各个富庶之地。明朝初年，元残存贵族势力继续统治着今长城以北的大面积地区，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特别是每年的八九月间，五谷登场，六畜肥壮，院居北方的蒙古鞑靼、瓦剌部就开始越过盐池边界向固原、同心等地大肆进攻。明王朝初定天下，国库贫匮，无力据守宁夏，对于北方的边防主要采取戍守和设障。开始时，有人建议实行“废府空城”的办法。明朝廷在宁夏、陕西、山西靠近鞑靼一线设置无人区，想用空旷和荒漠阻止鞑靼人在边境地区游牧，于是从洪武三年到五年，明朝廷将灵州、花马池、鸣沙、宁夏路的百姓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造成无人区。但后来发现“无人区”根本抵挡不了鞑靼人的骏马铁蹄，明朝廷将宁夏北部百姓南迁后，鞑靼就开始向南推进，占据了宁夏府城、灵州、花马池等宁夏北部地区，依然威胁着明代的边境安全。这一措施显然不能抵御鞑靼入侵。直到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远迁内陆的北部居民经洪洞县才又陆续迁回。
永乐九年（1411年），鞑靼失捏干率部骚扰宁夏黄河以东地区，在河东盐池境内的清水营、兴武营一带放牧、劫掠。史昭随宁夏都指挥王俶率兵在清水营、兴武营一带阻击失捏干，史昭不像王俶那样直接冲锋，与明显比自己强大的失捏干硬对硬作战，而是先率部隐藏起来，利用地形做掩护，寻找时机不时地袭击失捏干部失散的小部分人马，或偷袭与自己力量相差不多的敌人，这样史昭不仅在阻击战中有效地袭击了敌人，也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因此，史昭大受明朝廷褒奖。
由于王俶仓促上阵，不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在阻击中战败被杀。王俶之死对驻扎在宁夏的明军打击很大，入侵骚扰的鞑靼各部更加嚣张，开始不断地在花马池（盐池县明清时称花马池）一带侵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花马池地方形势不断恶化，鞑靼骑兵进入花马池及南部地区，如入无人之境。
明宣德七年（1432年），史昭任宁夏镇总兵官后，一方面积极阻击鞑靼进犯，另一方面努力做好防御工作。他先在花马池修筑了四步战台，又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修筑了斥堠，在险要的地方修筑了关隘。接着又修筑了花马池营，在花马池营沿线增设了烽堠，从西安调来兵丁进行戍守。史昭修筑的战台、斥堠、关隘就是最初的长城雏形，从花马池营到宁夏镇沿线逐步形成了以长城为主的军事防御体系。
明代将领在贺兰山下的赤木关到花马池修筑了数量不等的军事防御工程，其中最着名的是八步战台，位于今天盐池县城西去70余里，头道边内侧，是一座雄伟高大的军事建筑。战台为方形，坐落坞城正中，基阔15米，条石垫脚，台高20多米，古砖甃城，凌空而起。南面墙下有拱形门洞，入内可拾级而上。战台内部构造分三层：一、二层为砖箍拱券形，经暗门回旋而上；第三层中间是穹庐顶空心室，当顶有一只倒悬的铁坠，称之为“铁心”。北角有马路台阶，可以登临顶上，四面共有小房十一间，门均向内开。共十二孔拱圆形箭窗，向外开。凭窗远眺，极目千里。战台顶部，可算第四层，是砖铺平台，四周有砖围的雉堞垛口。
这座战台是明代修筑的，在它东面，相距不远还有四步、六步、七步三个战台。相传当年明朝皇帝为了加强长城沿线的防守，同时派了两个将官在头道边内监造战台，其中一位将官只求快不图好，一年时间修起了三座战台，这就是四步战台、六步战台和七步战台；另一位将官则工图永固，精心监造，不求速度，花了三年时间，才造成了一座八步战台。昏庸的皇帝听了这两位将官修筑战台的情况后，立即传旨对一年修起三座战台的将官嘉奖晋爵，而对三年才修起一座战台的将官处以死刑，并下令将他的心扒出来，挂在八步战台的穹庐顶上，以儆众将。这就是那颗倒悬的“铁心”了。因为这位将官死得）枉，他的心终不干枯，就一直挂在八步战台之内。
明正统八年（1443年），鞑靼又有1000多人从定边营来到花马池侵扰，戍守在花马池营的宁夏左参将都督佥事丁信、指挥佥事刘源带领花马池营的士兵出警抵御，他们依托花马池营和周边的烽堠、战台等防御设施，射伤侵敌数人，有效地打击了鞑靼人入花马池如入无人之境的嚣张气焰，将鞑靼入侵者赶出了花马池。这次小的战事充分显示了花马池营、烽堠、斥候、战台的防御功能。但是，不久这一防御措施在鞑靼强兵的铁蹄下，再一次变得如履平地。驻守宁夏的军队都不得不考虑修筑更加完善的边境防御体系，否则，将难以抵御强大迅疾的蒙古铁骑的进入。
明成化八年（1472年），都御史徐廷璋到宁夏担任巡抚，这一时期，黄河以东的兴武营、花马池一线几乎每天都有战事，北方民族的铁骑横冲直撞，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明廷正为蒙古人屡屡犯边大伤脑筋的时候，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当时负责修筑的延绥段边墙，成功地为各地边防提供了借鉴，得到了明廷上下的一致肯定。于是，徐廷璋和新任宁夏总兵官范瑾一起奏请明廷修筑兴武营至花马池一段的边墙，即河东墙。成化十年（1474年）仿照延绥巡抚余子俊的做法，他们开始督造宁夏河东长城，“自黄沙咀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这条长城东与延绥镇相接，亦沿用隋代灵、绥长城一部分旧基。从灵武市横城古堡以北500米的黄河东岸起筑，由灵武市的横城、磁窑堡进入盐池县境，途径高沙窝、花马池镇，再向东修到陕西省定边县，全长193公里，其中在盐池境内长83公里。据调查，墙体基宽6米左右，残高1~3米，顶部残宽1.5米左右，为黄土夯筑。墙体内侧建有敌台，墙体外侧建有城障。这一段边墙的修筑，无疑对缓解边防危机，抵御鞑靼侵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鞑靼人不久又采取毁弃边墙，拆破边境防御设施等办法，继续向南入侵。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一月，陕西三边总制秦纮内迁为户部尚书，离开了三边。陕西三边总制空缺，各镇总兵、巡官失去了统一指挥，边备一时松懈。一直窥视南下的鞑靼小王子见状率3万骑兵又一次向花马池冲来，拆破花马池一段边墙进入明朝边境，当看到灵州城池久攻不破时又对韦州、环县、清水营进行攻打，经过多次进攻，终于进入清水营城（今盐池境内），对清水营城内的官署、民居进行大肆劫掠后方才离开。二月，小王子又率兵围攻灵州城和宁夏城，三月，又对边防重地兴武营城进行攻掠。鞑靼部连续围城劫掠的情况被各镇总兵上报朝廷后，朝廷一再下旨要各镇加强边备，联合抵御，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各镇都是各自为战，只要自己的城池不被攻破就万事大吉，根本谈不上能统一指挥、共同御敌。十月和十二月，小王子率部从花马池、清水营两处进入，经下马关到固原、隆德、静宁等地，杀掠了20多天，直接威胁到关中地区。
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皇帝刚一上任，就召集大臣商议花马池一带屡遭鞑靼部族入侵劫掠一事，在商议中兵部尚书刘大夏提出，抵御鞑靼部族不利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统一的协调指挥，提出由杨一清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杨一清，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其祖先为云南安宁人，因父亲去世后葬在丹徒（今江苏镇江市），遂居住在丹徒。杨一清12岁时就被以奇童推荐为翰林秀才，送到翰林：读书。14岁乡试中举，18岁考中进士，曾以副使督学陕西8年。弘治十五年（1502年），由南京太常侍卿升为都察：督理陕西马政部御史。杨一清在陕西八年，对西北边备十分熟悉，哪些地方防御欠疏，哪些地方可以凭借山河阻隔，以及鞑靼诸部入边的特点等均了如指掌。
早在他担任陕西马政部御史时，就发现鞑靼骑兵东线进入固原的必经之路是预旺城（今同心县预旺镇），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次他一上任就在预旺城设立平虏守御千户所，调配2000名精兵据守，将这里建成遏制鞑靼东路入侵固原的屏障之一。为加强花马池防御力量，他奏请将花马池守御千户所升格为宁夏后卫，调西安、庆阳及宁夏招募的士兵充实其势力。他又立兴武营守御千户所，改灵州千户所为灵州守御千户所。通过增设卫所的措施加强了边备的防御力量。之后，杨一清又对横城至花马池一线进行踏勘，他发现由于多年来鞑靼部骑兵的践踏，这一段边墙在很多地方都被破坏，年久失修已经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于是，他会同陕西巡抚张泰，延绥巡抚文贵、总兵张安，宁夏巡抚刘宪、总兵李祥等商议对边墙进行维修。
修边筑堡本是大事，经过慎重考虑，杨一清上奏朝廷，提出了以整修花马池边墙为中心的六条治理边防的计策。这六条计策的核心是修筑花马池防御工事。
花马池防御工程是指维修花马池边墙，设立兴武营和预旺守御千户所。杨一清考虑到这项工程要求高，工作量大，他在奏疏中说：“兴此大役，必多异议。然利害有轻重，关系有大小。土木之害较之抢杀为小，动摇之患比之劳费为大。大事可成则小费不足计，远效可图则近怨不足恤。”计策报告奏上去后，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同意杨一清的建议，批拨国库银10万两，由杨一清负责修筑定边营至横城的150公里边墙。他全力以赴，筹划经营。
按照杨一清的计划，整个工程共需征发军民夫役9万人（后来减为8万人），军夫从宁夏及陕西各卫所征发，民夫从西安、凤翔、平凉、庆阳、临洮、巩昌六府征调。工程预计四个月完成（后来改为六个月）。为了使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杨一清动用了正德元年户部下拨后没有用完的赈灾银10万两给民夫购买口粮。他又委任陕西布政司左参政唐锦丹、按察司副使王寅、都司掌印房怀到花马池负责工程的监督和后勤保障。一切筹备就绪，正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花马池工程破土动工，从此，工地上人如潮涌，夯声四起，热闹非凡。但就在兴工前夕，正德元年冬，因杨一清经常到花马池等地阅视边兵，风餐露宿，被风沙伤了眼睛，回到环县，眼病发作，见风日则刺痛如割，阅文字则涕泪交流，耳鸣头晕，四肢无力。把持朝纲的太监刘瑾，对不愿依附自己的杨一清十分恼怒，竟诬陷他浪费边防费用，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将杨一清抓捕入狱。后在大学士李东阳、王鏊等人的大力营救下才免罪释放回家。杨一清悄悄地离开陕西，回到镇江，没有亲自参加开工典礼。
杨一清回家不久，明朝廷听信刘瑾等人的谗言，将与杨一清一起筹划修边工程的陕西巡抚张泰、延绥巡抚文贵、宁夏巡抚刘宪先后调离。杨一清心急如焚，他担心惨淡经营的修边工程中途夭折，于是，急忙奏请武宗皇帝，再一次请求新任巡抚会同镇守等官，按原计划陆续整理边防，务期成功。奏书送到武宗那里，然后又批复给兵部，让兵部推荐两三个精通边事的官员前去查看。但是兵部将查看官员名单送去后，武宗突然变卦，传旨说：“官不必差，修筑边墙之事且罢，剩余的钱粮，由巡抚等官查理，盘点好数字，将银两铸成银锭，差人送到京城。”杨一清一年多来费尽心机、苦心经营的修边工程被武宗不足四十字“圣旨”扼杀了。这道150公里的边墙仅完成20公里，被迫停止，他的边防计划未能得到彻底实施。至此，修边一事长期搁置，鞑靼屡屡犯边，人民不断遭受战争之苦。
时光荏苒，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在家赋闲的原礼部尚书王琼刚刚把家搬进新建不久的晋溪园中，准备在这里安度晚年，突然就接到了嘉靖皇帝传来的圣旨，要他立即出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职。随同圣旨一起传来的还有嘉靖皇帝亲笔御书的“方岳重寄”牌匾。时年70岁的王琼接到圣旨后不由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王琼一上任就策马从延绥到宁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关外，对数千里的边防全部进行了踏勘。他首先开禁了封闭多年的进入吐鲁番的关隘，恢复了边疆地区民族间的正常往来和商业贸易。他认为“御边侵之策，惟战与和而已。战和并用、以战求和”。对进犯宁夏劫掠临洮的鞑靼、瓦剌部族，则采取剿抚结合的办法加以解决。
虽然建有长城，但鞑靼依然不时地侵扰，多次开挖长城入侵境内，王琼任职时是鞑靼入侵最频繁的时候。嘉靖八年（1529年），鞑靼一万余骑屯驻在花马池的柳杨堡，王琼调兵万人戍守在安边营和花马池营；又调固原、宁夏等处军队3万人在兴武营、灵州防守。九月鞑靼开始进攻灵州，被防御的军队击败。十月，花马池一带的草木枯黄，鞑靼向后撤离，王琼令东起定边营、西至横城的所有守兵同时出动，对花马池以北的草原进行放火烧荒，目的是让鞑靼骑兵到花马池一线时战马无草可食。
嘉靖八年，王琼在对宁夏地区黄河以东的边塞屏障踏勘后，发现原余子俊、徐廷璋修筑的河东长城，兴武营以西的边墙，因土质较好，虽然经历了50多年，但墙体基本完整，而兴武营以东的边墙，因是沙土夯筑，土质疏松，许多墙体已经完全坍塌，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他向朝廷上疏，请求重新修筑河东墙。明世宗允准，王琼令按察司副使齐之鸾具体负责督办修筑边墙之事。
这次修筑河东墙，王琼并没有按照以前的边墙完全进行修筑，对横城到兴武营一段，因以前的土质较好，坍塌情况不严重，就对原城进行恢复；对兴武营以东的旧边墙，因土质中含沙量太大，重新恢复后土质依然疏松，不是长久之策，况且，旧边墙距离花马池营稍远，防守时有诸多不便，“贼至不即知”，遂决定放弃旧墙，重新修筑一道直接从花马池城越过的新墙。这道新的边墙离旧边墙南移了5~10公里，紧挨着花马池城穿过，并有意将牧草长势茂盛的地方都圈在长城内。
修筑时，凡是遇到有沙土的地方，他就让士兵到别处取来黄土和沙土拌合起来修筑。为了加强边墙的防御能力，修筑时，他在边墙外侧挖成深宽各两丈的壕堑，用以抵挡鞑靼骑兵的跳跃，因此人们把这道边墙又称为“深沟高垒”。
在边墙上他修筑了四道关隘，分别取名为清水、兴武、安定、长城。其中长城关就修筑在花马池城北门60步的边墙上，建有关楼一座，高耸雄伟。
长城关是长城上数十座关楼中唯一一个以长城命名的关楼，长城关建好后，王琼在关楼的四面题写了“深沟高垒”“朔方天堑”“北门锁？”“防胡大堑”等牌匾，说明建立长城关的重要性。
边墙和长城关的修筑确实像王琼预想的那样，不仅减少了戍边的人数，节约了开支，而且有效地阻止了鞑靼骑兵的频繁侵扰。边境安定了，沿着边墙内侧的那条古老的商道就活跃了起来。据王琼在《北虏事迹》中记载：“宁夏镇至花马池三百里，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
长城关的修筑不仅可以了望到塞外的警情，还能让那些进士出身的大员和文人墨客们尽情地抒发自己的豪情。王琼曾多次赋诗赞颂边境安宁、天下太平的和平景象，其中《九日登长城关楼》写道：
危楼百尺跨长城，雉堞秋高气肃清。
已闻胡出河南境，不用兵屯细柳营。
绝塞平川开堑垒，排空斥堠扬旗旌。
极喜御戎全上策，倚栏长啸晚烟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