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63岁的靳体元先生看到军民缺吃少穿的窘迫状况，于是，他就打算以盐池的滩羊毛为原料办一个纺织厂，帮助政府解决军民的穿衣和被服问题。这一年，作为县参议长和边区参议员代表，他随三边绅士团去延安参观，边区人民兴办工厂、农场、合作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许多情景让他感动，对他启发很大，之后，更加坚定了他办工厂的信心。在边区参议会上，他和闫志遵（县长）、孙璞（民政科长）、杨华亭（商务会长）等8名议员联名提交了兴办毛纺厂的提案，很快在会议上得到通过。会后，边区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找到了靳体元，鼓励他创办盐池县毛纺织厂。靳体元欣然同意，高自立即承允帮助他办厂，并答应投入三分之一的股金资助。
“老靳啊，你在参议会上的提案很不错吗，在盐池办个毛纺织厂的想法很好，有原料，也有销路，边区军民缺衣少穿，我们的布匹又太少，适当增加一些毛制品是很有必要的。你大胆地干起来，我们会支持你的！”说完，高厅长很关切地问靳体元：“你是个商人，做生意你在行，办工厂，你可是第一次啊，要考虑资金、原料、设备、技术、管理、销售、财务等等问题。你的原料可能不存在问题，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困难吗？”
靳体元说：“困难是有的，都会解决的，在盐池办工厂有利的地方是很多的。
我们盐池盛产羊毛、羊皮，而且品质很好，加工出来的毛线也好，全县有产毛绵羊20万只，每一年可收羊毛10万斤，蒙地能运来几万斤，不足部分还可以通过合作社的运输队从南面带棉花回来。织出的布先给部队战士用，然后卖给群众，销路也不愁。”
“那资金需要多少呢？”
靳体元早就算计过了，他说：“暂时大概需要40多万，建成投产以后，还可以不断吸收群众参股扩大规模。”
“好啊，老靳，你的想法已经很成熟了，看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设备和技术问题啊！”高厅长略加思考后说：“我考虑给你解决三分之一的资金，然后再从延安的厂子里给你支援一部分设备和技术人员。回去后，你先把这个厂子办起来，你看好吗？”
“啊呀，高厅长，那就好，那就好啊，我发愁的问题你都替我想好了，这个厂子可以办了！”靳体元很感激地站了起来握住高厅长的手。
建厂之初，边区建设厅、三边盐务局、定边县新塞工厂、盐池县政府等单位计划投资28.24万元（边区光华币，下同），靳体元计划再向社会募集11.60万元。
1941年12月延安团结工厂派技术员郭云昌（党员）带领3名技术工前来支援，并带来纺毛机三架入股，折合股金4500元（一架打毛机、两架纺纱机），靳体元先生全身心投入，为了全力办厂，他还辞去了商会会长职务。
办厂初期，起初困难很多，找不到房屋，股金筹不齐，没有技术工人和生产设备，靳体元跑了好几天，只找到一个63岁的老汉和一个13岁的孩子。办厂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团结工厂入股的三架机子一时用不上，更糟糕的是支援来的3名技术工人，有一名不幸煤烟中毒死亡，靳体元立即通知这位工人的家属，妥善安置了丧葬，并给其家属2000元的抚慰金。这几件事情连在一起，致使当年办工厂的事被迫停了下来。
1942年2月，靳体元继续寻求办厂的方法，他首先找到了县委书记肖佐汉，然后汇报了办厂遇到的困难。肖书记说：“老靳啊，你怎么早不告诉我们啊，你办纺织厂是件大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你啊！我和孙县长研究一下，可以从资金、厂房和人员方面帮助你解决困难。”肖书记的话极大地鼓舞了靳体元办厂的信心。县委、县政府为办纺织厂，加强党的领导，准备给他安排一批干部帮助他。过了几天，肖书记告诉靳体元：“我们给你调几个人，你看合适吗？”
“第一个就是孙春山，家就住在盐池城区，20多岁，读过高小，有文化，随父在县城卖过沙蒿柴，开过屠宰铺，出生贫苦，思想品质端正。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担任过赤卫军排长，当选过城区一乡乡长，1938年10月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副乡长），现在担任城区政府财粮助理员。这个同志很不错啊，他年轻，有文化也很有朝气的。”
“好啊，肖书记，我老了，就得找年轻人帮忙啊！”
这次被调到元华工厂的还有二区民政助理员刘琨（1936年7月入党），五区保安助理员方生芝（1936年6月入党），又从延安调入了董济忠同志（中共党员），同时由毛纺厂4名党员干部成立了党支部，孙春山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盐池县第33个党支部。同时委任靳体元先生为经理，孙春山担任厂长，协助靳体元筹办元华工厂。
由于得到边区政府和县委的大力帮助，政府拨出厂房一处，搭起架子，工厂发展很快，一年后，群众入股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资金从12万元增加到34万元，工人增加到20多人，以后股金逐年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工厂取靳体元的“元”字和商会会长杨华亭的“华”字命名，称为元华工厂，三月正式开工，主要生产毛纺织品。这是盐池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工厂。
元华工厂建立后，靳体元把厂里的生产管理几乎全部交给了孙春山负责。他十分感激县委给他派来的这个年轻人。看到这个年轻人积极能干，靳体元心里非常高兴，他对孙春山说：“你就放心大胆地干起来，我看你比我干得好，你年轻，脑子灵活，有精力，工厂的事情以后全靠你啦，我会尽力支持你的！”孙春山开始全心全意地谋划工厂的发展和前途问题。自从工厂交给孙春山后，一天天有了变化。孙春山爱厂如家，他对靳体元非常尊敬，也把办好工厂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元华工厂的生产需要大量的羊毛纺织毛线，盐池县有20多万产毛羊只，每年的夏、秋两季羊毛，都是由合作社负责收购，然后交到元华工厂加工纺线，这样既不方便群众出售也不方便集体收购。那一年，靳体元和孙春山研究决定，并报请县委、县政府同意，将县联社与城区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城区消费合作社，隶属于元华工厂，然后在股东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盐池县县联社与元华工厂合并的决议，合并后双方统一核算，联合经营，名称均在。这样元华工厂就成为工商一体，产、供、销结合的企业了。合作社与工厂合并后，加强了领导，改善了经营，资金增加，购销扩大，入股社员有红利可分，大大提高了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此，元华合作工厂有了较大的发展，入股社员从497人增加到2029人。县联社下设各区5个供销社，合并进股金240万，骡子1头、驴2头、牛22头。
在靳体元和孙春山的领导下，元华工厂不仅生产规模发展很快，而且从一个单一的生产毛织产品的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兼营农牧、商品、运输等行业的工商农牧综合性合作企业。孙春山按照生产的需要，实行分组管理，提议将毛纺织厂设置为四组，明确了负责人，实行分组管理、责任到人的管理办法。织毯组，组长李遇春，工人10余人；毛口袋组组长高启成，工人10余人；毡业组组长杨瑞文，工人10余人；毛布组组长董济忠兼任，工人20余人。运输队队长为刘琨，农牧场场长为方生芝，城区供销社主任由单奇担任，财务室专门会计由王志祥、郭正荣负责，跑乡组组长是李全，人畜疾病诊所是张九如（医生），兽医是赵自玺，食品合作社主任是张仲岗，民办学校校长是左英（县参议会议员），油坊由刘郁卿负责，磨房由薛文明负责等。为了扩大再生产，又购置了花格织毯机1台，织毛布机4台，整经机4架。经营范围有：擀羊毛羊绒毡、擀羊毛片、制毛合子（毛布），织地毯、四六花格毛毯、毡帽、衣胎、被胎、毛口袋、毡雨衣等30多种产品。
1943年定边新塞工厂投资（工具折价）、塞北工厂投资，干部群众再一次入股，加上年底工厂获利2600万元，至4月份总结时，工厂资本已达4171援7万元，是建厂初期的347倍。产品也由最初的几种增加到20多种，工人增加到56人。
当年，三边分区计划生产衣服3万套，被4000床，毡帽2万顶。其中元华工厂完成衣服1援2万套，占分区计划的40豫；被4000床，占任务的100豫；毡帽1万顶，占任务的50豫。同时工厂还给群众制作了许多生产、生活用品。
元华工厂的干部工人们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边区军民服务，为抗战服务，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生产急需，边区许多机关干部、战士头上戴的是元华工厂制作的羊绒帽，身上穿的是元华工厂生产的衣胎，晚上盖的是元华工厂供给的羊毛被胎。盐池县元华工厂为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赞扬。在生产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名劳动模范，如朱海青、张福才、夏明旺、孙荣、郝有旺等分别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靳体元告诉肖书记，孙春山干得好啊，他吸收人员，筹措资金，建立机构，把心思全放到办厂上面了，尽到了一名党员的义务。
因为孙春山工作积极，成绩突出，1943年秋天，三边分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靳体元告诉孙春山说：“这次会议就由你代表参加了，你干了很多事情，有些方面干得比我好啊！现在工厂摊子大，我老了，精力顾不上，你还年轻，应当参加这些会议，多了解了解外面的情况，将来很多事情还得靠你干哪！”孙春山一想到眼下正是秋毛收购季节，8000驮盐、400担公粮都要外运，这些工作都是他一手负责的，他怎么能离开呢？最后还是决定让靳体元去。在这次会议上，盐池元华工厂吸收商业游资创办合作工厂的事迹受到了分区的奖励，因此，分区决定给元华工厂分配一名参加下一年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合作社英雄盛会的名额。靳体元回到厂里以后，经过民主推荐和他的提议，决定届时让孙春山代表元华工厂前往参会。
1944年2月10日元华工厂召开股东代表大会，4月10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元华工厂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全县合作社新扩股金一倍，达到两个亿。在养羊英雄刘占海的努力下，四区在短短两个多月扩股达千万元。孙春山给靳体元建议，帮助二、三区成立元华合作社分社。他们邀请有威望的人士张广喜、张芝、张广智座谈，这三位进步人士每人首先入股40万元，带动了其他到会的18人也自愿入股。靳体元和孙春山研究决定从元华工厂提出两连骆驼，投资给三区分社，还把工厂的药厂搬到了三区，入药作价100万入股，三区分社在短短5天内就正式开业了。这一时期，元华合作工厂还将十几头牛租给一些贫苦的农民，有的给租谷，有的也不给，工厂的两部牛车随时借给个人使用，也不收任何租金。城区一姓王的人家里死了人，合作社帮助办理丧葬。群众凡遇到红白大事情，有困难，都可以找合作社暂时给钱或物，以解燃眉之急。这一年，靳体元和孙春山以合作社的名义为张广智和张广喜等代交公粮15担；利用百货门市部收购羊皮、羊毛、羊绒、甘草等土特产品，安排运输骆驼14峰、骡子10多头，将土特产食盐、甘草、地毯、毛毯等运往西峰，再从榆林、吴忠等地换回小麦、犁铧、毛织机、梭子、案板、风箱等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大大方便了群众，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
孙春山帮助比自己大30多岁的靳体元办工厂，许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他不但操心工厂的生产管理，而且还常到农场和运输队、各区合作社、商店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靳体元常说：“孙厂长就是我的得力助手啊！”
6月，边区合作社英雄盛会即将召开，接到通知后，靳体元安排让孙春山去参加，可是孙春山没有去，他是有意把荣誉让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没有别的想法，只是一心扑在生产上，眼下，各区都开始采收夏毛（盐池人称套毛），是一年最好的一季羊毛，加上毛织布车间还有一批新布又要下来了……他实在是不能离开啊，最后，他亲自牵着马出了县城，送靳体元到延安参加会议。26日，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开幕，各地合作社主任及有关单位代表199人参会。6月27日，朱德总司令到会作了重要讲话。7月3日，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家岭大礼堂会场。他说：“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毛主席对如何办好合作社，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二是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10项，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三是合作社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四是合作社事业很重要，边区的任何经济、文化事业都必须通过合作社才能完成，所有做政府工作与党务工作的同志都要认识它的重要性。会议休息时，毛主席接见了靳体元、刘建章等16名合作社英雄。毛主席对靳体元说：“蒋介石想用经济封锁这条绳子勒我们的脖子，他没有想到，我们边区军民不但会搞大生产，还会办工厂，边区的工厂可是我们的救命厂，你这个元华工厂办得好啊！”毛主席最后笑着对大家说：“今天中共中央欢迎各位同志来到这里，我们对大家热心办合作社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回去后好好办工厂！”
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最后作了总结：“边区工业由1938年的十几家小工厂，70名职工到1943年发展到650多家工厂，1.2万名职工，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品自给，涌现出了赵占魁这样一批爱护工厂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的新型工人。他们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是我们办好工厂的决定性因素；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三种形式并进，政府均予以扶助和支持，这又是边区全部自给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1945年9月抗战爆发，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保卫陕甘宁边区，元华工厂不惜将培养成熟的许多人才送上前线，其中有刘琨、董济忠两名技术工，还有季文胜、薛生兰、李相泽、龚自新、牛万广、左锋、候英、牛万良等几十名学徒工也不得不支前入伍（后来大都成为县处、副厅级干部）。工厂部分老工人减退回家，自谋职业，从此，工厂生产暂告停滞。
1947年3月，马鸿逵配合胡宗南侵犯三边和盐池县革命根据地，在三边地委领导人的指示下，盐池县委执行了“三个坚守”，即坚守“三边”、坚守“城市”、坚守“盐池”，“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错误指示，没有撤退。敌众我寡，盐池县城失守，元华工厂被迫彻底停产。全县大部分党员干部被捕自首，大部分财产被敌人抢劫一空。由于靳体元年高体弱，带着大批物资四处躲避敌人很不方便，只能就地隐蔽起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转移工厂财产，保护工厂设备又一次成为孙春山义不容辞的职责。3月20日，孙春山在县委书记郭志清的指示下，随同县委领导干部家属（包括郭自清的妻子、子女）被疏散隐蔽在县城以北的王记圈等农村，孙春山带干部方生芝及工人4人，牵着13峰骆驼和4匹骡马，驮着政府干部的行李、文件等向北边转移，寻机隐蔽。在火烧坑村子里，拉骆驼的工人薛文明、蒋立法二人（马军逃兵）翻脸叛变逃跑。他们连夜跑到定边县投敌，并出卖了孙春山等人，然后亲自带领马部暂九旅连夜到火烧坑将孙春山抓捕，所牵马匹、骡子及财物被劫一空。靳体元议长、杨华亭商务会长在马军占领盐池第四天，即1947年农历二月初六被捕进城向伪县长供述情况。随后，县委书记郭自清的妻子李瑞云也被敌人抓捕，造成了不满4岁的女孩及刚出生的男孩3人死亡。马匪又派人在县城南门将孙春山的父亲抓捕，说孙春山给共产党办工厂，家里一定有钱，要他拿4000元大洋来赎人，父亲坚决不答应，敌人就用枪把子狠劲摧残老人，不久，老人因过度遭受惊吓和折磨，含恨离开了人世。
1947年7月盐池二次收复，组织派孙春山搞情报工作。1949年盐池光复，孙春山被分配到县粮库工作，县委安排孙春山找回叛徒王玉林，孙春山很快将人犯找了回来，可是，有人诬陷说孙春山与该二犯沟通，革命意志发生了动摇，企图外逃榆林，最后，县委以破坏民主政权罪判处孙春山徒刑半年，决定让孙春山赔偿骡子4头，后又改赔偿骆驼7峰。每峰骆驼当时购价450块银圆，总价3150元，并且将孙春山随身携带的60块银圆也予以没收。当时征求孙春山的意见时，他说：“说我叛变革命，我永远不承认，叫我赔偿骡子我也赔不起。现在元华工厂账上还有我的钱，是否可给我，这是我的意见。”孙春山是元华工厂大股东之一，他的工资红利一直在厂里滚动运行，他不但很少从厂里拿钱回家，而且多次说服父亲，拿家里的钱解决元华工厂的资金困难，为此和父亲闹过不少矛盾。会计王慈祥也证实了这一点。孙春山在元华工厂账上的存款确实大于赔偿款，四笔共计9000块银圆，还不算入股钱。半年后，孙春山被释放，经组织复查落实，他的问题属错判，于是又让他担任城区一乡委员，后来担任信用联社主任等职务。不久因病回家休养，由他的弟弟孙崑山顶替他在县粮库工作。冬季，全县开始了整党建党及归房、归地、归人工作，对建国前所有党员进行审查登记，处理自首党员。孙春山又一次被指定为自首分子，在这次运动中首当其冲。个别人错误地认为孙春山在县城失陷撤退中不能依令行事往东南山撤退，不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而往北隐蔽，致使工厂财产丧失敌手。最后决定：将孙春山再次关押起来，然后视家庭情况赔偿三分之一的丢失物资。没收了孙春山的60只羊，每只当时价值8元，计银圆480元，并经冯克仁（元华工厂拉骆驼负责人）证实，归元华工厂。孙春山没有辩白，他只是说：“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搞清楚这件事情的！”
孙春山不但家庭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人身也遭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他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没有怨言。
也就是在这一年，靳体元及儿媳、12岁的孙子同一年病亡，儿子得精神病（1960年病故）。孙春山感到非常悲痛，他为失去这个和他一起创办元华工厂的尊敬长者而伤心不已。
紧接着1951年3月份的“三反”和1956年12月份的“审干肃反”，又有一份匿名信举报孙春山在1947年元华工厂账目上有问题，他再次被关押受审。许多人都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为这位元华工厂的创办人，曾经给边区经济做出贡献的革命者感到惋惜。大家都说：“他为元华工厂付出得太多了！”孙春山却说：“我创办元华工厂，虽然遭受了许多损失，但我一辈子都不后悔！总有一天，党组织会给我一个清白的。”但是，这位坚强的革命者最终没有等到这一天，于1959年含）去世，年仅46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认真复查核实，孙春山确实是县委书记郭志清亲自指示随家属疏散到盐池县沙边子王记圈一代隐蔽后被捕的，于是在1983年认定孙春山的问题为“定性错误，应予以平反”，决定恢复其中共党员名誉，并给予500元现金以示补偿。这正是：元华工厂风雨路，忠诚璀璨耀盐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