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解放后，周边地区的许多青年人纷纷投奔盐池，积极要求参加红军。就在这一年的7月，金三寿与同乡马怀蔺等人冲破敌人封锁，投奔盐池解放区参加革命。马怀凌是个中学生，在当时算不小的知识分子，还是哥老会的一名头目，见多识广，在灵武、金积一带的回族群众特别是青年中有一定声望。马怀蔺认真地告诉金三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为人民打天下的。这个队伍里官兵平等，不打人骂人，不侮辱妇女，是仁义之师，只要你有决心，我可以亲自带你去找红军……”
1936年7月的一天，马怀蔺带着金三寿和马存标等4人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向苏区盐池投奔而来。高岗接见了他们并同马怀凌同志谈了话，对回族青年到苏区来参加革命表示热烈欢迎。五洲政治部的同志给他们安排了住处，打来洗脸、洗脚水。为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拉来了羊让他们自己宰杀。第二天，盐池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亲自派人把他们送到了定边，贾拓夫书记给保安的毛泽东同志发了电报，汇报这些回族青年从国民党统治区跑到苏区要求参加革命的情况。
一天早上，金三寿和马怀蔺正在谈论苏区见闻和感受，定边县司令部来人通知说，毛主席从保安发来电报，要接见他们这几个从宁夏来的回族同志。毛主席当时住在保安城的东山坡上。这是一座坐东向西依山而建的窑院，院门高于路面，有几级台阶。他们几名青年从定边出发，走了三四天路，终于来到了保安。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们几个来到了主席办公的：落。拾级而上，进门一看，齐齐整整从南到北有六孔窑洞，院里长着两棵槐树，青翠挺拔。有一个人身着灰白色的旧军装，高大魁梧，神态从容，正抽着烟卷在：里来回散步。
“主席，他们来了。”郭洪涛同志走上前对他说道。然后转过身来给他们介绍：“这就是毛主席。”
啊！这就是他们日夜思念，渴望见到的穷人救星毛主席！由于心情太激动，他们几个一时竟忘了向主席问好，不知道说什么才对。毛主席微笑地同他们握手，说：“欢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快请进屋。”
他们坐在小马扎上，警卫员端来了水，主席给他们每人递了一支烟。主席又问：“你们到苏区来有什么打算？”金三寿说：“来苏区就是为了寻找真理，现在我们找到了真理，就是要革命。”主席说：“你说得很对喽，真理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穷人要翻身，就要组织起来闹革命。我建议你们回到定边去，把从宁夏跑来的回族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回民游击队，在盐池、灵武一带红白交接地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号召回族人民起来革命。回族人民起来革命了，就会为将来解放宁夏打下坚实的基础。”听了主席的指示，他们表示，回去一定要把队伍组织起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是他第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夸赞。
从保安回到定边后，金三寿和马怀蔺就投入了紧张的部队筹建工作。在定边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先联络了几个骨干，然后分头到宁夏跑来的回族群众中做工作，找要求进步的青年谈话，动员青年回民参加游击队干革命。党组织专门组织力量配合，深入到回族群众中，宣传党中央关于尊重回族人民风俗习惯的通令和民族政策，经过近两个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动员了近200名群众参加了游击队。
1936年10月的一天，西北方面军第一路游击大队成立大会在定边召开。会场设在定边西门南面不远的特委机关大门前，三边党政军领导和各群众团体、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四周围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主席台上，悬挂着党旗，特委领导和游击大队司令马怀蔺坐在主席台上。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主持大会，高度赞扬了回族同志不畏强暴，反抗压迫，脱离黑暗统治，到苏区来参加革命的精神，庆贺游击大队成立，勉励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发动更多的回族人民起来革命，壮大自己的队伍。马怀蔺代表游击大队发了言，表示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努力带好这支队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特委领导宣布了游击大队编制和干部名单：游击大队司令是马怀蔺，下辖司令部、四支队、五支队，司令部参谋长为刘永，司令部管理科长是金三寿，四支队队长是马化堂，五支队队长是马存标。
由于经验不足，在组建部队时，对报名参军人员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都没有作深入了解，只要是从宁夏投奔过来的回民，自愿参加游击队，就吸收了进来，因而有的坏人也乘机混进了游击大队。他们对原来曾在马鸿逵部队当过连长的马化堂、马寿武等人缺乏应有的警惕，只觉得他们带过兵，会打枪，就收了进来，对马化堂委以支队长的重任。后来在打刘青民团的战斗中，马化堂带四支队投敌。这次事变导致了游击大队的解散，使革命事业遭到了损失。
部队解散后，马怀蔺被派往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这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大家的面前：部队解散了，战士怎么办？是继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还是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大家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共产党一定能胜利，宁夏一定能解放，决心跟着共产党继续干下去。就在这个时候，陆植、马存标介绍金三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他送到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定边回蒙学校学习。
1937年年底，金三寿从回蒙学校学习结业，特委回民部长杨一木同志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在定边成立回民交际处，联络来往的回民群众，待条件成熟，再建回民支队。接受任务后，他先和几个骨干去郑家堡子（今属盐池县王乐井乡），把五支队解散后躲在那儿的二三十个战士带回定边。经过一个来月的工作，在定边又动员了几十个人，经特委批准，第二次成立了回民游击队。由金三寿任队长，特委派了一位同志担任游击队的指导员。
部队成立后，边训练边开展游击活动，主要任务是为红军搜集情报，运送物资，并且自己也兼搞一些小买卖，解决游击队的给养。
1938年秋，特委派回民支队去内蒙古三段地一带开展工作。他们离开定边城刚走了十几里路，后面就有人骑马赶来，到跟前一看，是特委派来的同志。他对金三寿说：“特委命令你们立即返回定边。”金三寿问：“为什么要回去？”他说：“你们的行动走漏了消息，离这30里外，有敌人埋伏，继续前进有全队覆灭的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金三寿吃了一惊，当即命令部队往回返。到定边后，才知道他们的队伍内部出了奸细，给敌人送去了情报。特委指示回民支队，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再次解散，人员分散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加紧进行内战准备。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马鸿逵、胡宗南增派重兵，紧缩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为了保卫边区，三边地委决定，让金三寿重新把定边、盐池一带的回族革命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回民游击队，配合分区大部队行动。
为尽快建立回民武装，地委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地委书记高峰、绥宁工委书记、地委统战部长赵忠国（即孙殿才）、行署专员罗成德参加了会议。高峰同志对部队的筹建工作做了具体部署，要金三寿下去后抓紧时间，先发动一些具有一定觉悟的骨干，再依靠他们联络回族革命群众，争取两个月内把回民支队的旗帜打出去。
会后，金三寿立即召集杨占彪等几个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地委会议精神，布置了组织回民支队的任务，决定分头动员在定边、盐池一带的宁夏回族群众参加回民支队。这一带的回民群众，大都是不堪忍受国民党马鸿逵的残酷压迫而逃难出来的，有的人早在1936年就参加过回民游击大队，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反抗精神。因此，他们听说要组织回民支队，纷纷报名，几天工夫，就招来了100多人。
金三寿对报名人员的情况逐个进行了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工作，报经地委批准，1946年11月回民支队第三次成立。地委研究确定支队编制和干部名单如下：支队长：金三寿，政委：彭化庵，副支队长：杨占彪，支队部协理员兼文化教员：何彦平，支队部正、副司务长：丁锡保、王胡子，支队下辖3个连队、1个搜索侦察排。马成仁、吴占录、马金帮等同志任连队干部，杨海同志任搜索侦察排长。
回民支队刚成立时，全队100多人只有30多条枪，子弹也很缺乏。许多人拿着土枪、大刀、长矛；有的同志没有武器，拾了几颗地雷，如获至宝。支队建立后，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就在宁夏的灵武、金积、同心、盐池，甘肃的环县，陕西的定边，内蒙古的三段地一带开展了活动。主要是侦察敌情，捉拿汉奸特务，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1946年底，回民支队奉命从定边开赴盐池雷家沟进行整训。通过整训，支队的军事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显着提高，为以后合编为回汉支队打下了思想基础。
1947年初，将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由梁大均、李健、何广宽等人领导的几支游击队同定边的回民支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支队刚合编时，有300多人，其中回族100多人。分区司令部决定：由刘振宇同志任回汉支队队长，原余庄子工委书记梁大均任政治委员，金三寿任副支队长。支队下辖3个中队，原回民支队的连干部杨继德、马成仁、马天海，原回民支队政委彭化庵，原回民乡党支部书记马立凯等同志分别担任了各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支队成立不久，奉军分区命令，全部集中到盐池雷家沟进行短期整训，除进行军事训练以外，主要是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
1947年4月上旬，回汉支队在与敌人周旋途中，接到三边地委命令：扩大编制，造成声势同敌人作斗争。回汉支队改编为“宁夏人民解放军”，设司令部，司令员赵忠国、副司令员梁大均，原三边社会部长兼保安分处处长邓国忠任政治委员，何广宽任政治部主任，刘振宇任参谋长。蟠龙大捷后，西北“战军挥师陇东，攻克环县。这时，回汉支队已经过整训，在蟠龙大捷的胜利鼓舞下，部队士气高涨，纷纷请战，要求乘胜打出去。大家说：“我们不能窝在吴旗坐等胜利。”但是，由于部队本来装备就差，经过几次战斗失利，武器弹药便成了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天，宁工委书记孙殿才说：“这次蟠龙大捷，大部队缴了不少武器，彭老总要求把剩下的枪分给地方游击队。当晚，金三寿和何广宽同志带着4名战士就骑马出发了。他们沿着三道川向前走，过了元城子后，就遇到了西“的部队。第二天又紧赶了一天，晚上到达岳家楼，这里住着西“的一个后勤部。他们走上前，刚要向站岗的同志问话，里面出来了一个人，他一看，这不是定边警三旅的张参谋长吗？张参谋长问他：“金队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说：“来找彭老总要枪。”张参谋长一听就笑了，带着他们走进：子。
进了：门，他们看到：里铺着几张席子，席子上展开放着地图，有个人正坐在席子上看地图，神情专注。张参谋长悄悄对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彭老总。”他赶紧走上去向彭老总报告敬礼。张参谋长上前给彭老总介绍说：“这位老金同志是三边地区回汉支队的队长，回民同志，来这儿要枪。”彭老总站了起来，同他和何广宽同志握手，给他们每人让了一支烟。彭总问金三寿：“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
他回答说：“300多人，就是缺少枪支。”彭老总笑着说：“这不用发愁，有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你在这儿待几天，我们明天打了仗就有了。”正说着话，警卫员拉来了马，他一看彭老总要出发了，赶忙对彭总说：“我们也要跟你去打仗。”彭总边上马边对他说：“你不能去，你是回民同志，前方也不方便招待你。你们先等着，我们收拾了马鸿宾的部队，你来拿枪。”说完一拉马缰绳，放马飞奔而去，后面的干部也骑马跟了上去。
这天，金三寿他们几个人骑着马，按张参谋长的指点，拿着张参谋写的条子到各部门去要枪，要子弹。每到一处，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很热情地接待他们，拿出枪让他们挑。就这样，他们一边要，一边用马往住地驮运。看着这些枪支弹药，他心里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部队装备完全得到了解决，发愁的是这么多枪怎么带回去。
他正在屋里想着运枪的办法，一个战士进来报告说：“队长，咱们的人全部来了。”这真是喜出望外，这一下问题可就全解决了。原来他带人出发后，孙殿才和梁大均同志考虑他们带的人太少，要上枪拿不回来，索性就带着全部人马来背枪。他们的战士看到要了那么多好武器，高兴地连蹦带跳，有的同志还唱起了家乡的小调。当时，同志们为了多装些子弹，把行李包都扔了，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那次部队可“发财”了，每个战士都领到了枪，每个连队还配备了4挺轻机枪，3个掷弹筒，部队装备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阴历五月端午，边区决定要收复盐池和定边，他们奉命随西北“战军第四纵队出发，过环县，经过一天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攻克定边，马鸿逵的骑兵四团溃逃盐池县城。四纵队司令部决定乘胜消灭这个团，收复盐池。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和各战区的协同作战问题。小河村会议以后，为协同大部队行动，许多地方武装都进行了改编。遵照上级指示，“宁夏人民解放军”番号取消，重新改为“回汉支队”。部队改编后，赵忠国、郝耀、何广宽等同志先后调离部队。
金三寿担任副支队长，转为团级建制，辖四个中队。
1949年9月，党组织准备送金三寿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正准备动身之际，又接到上级通知，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在北京召开，组织上决定让他作为西北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听到这个喜讯，金三寿激动得几夜没有合眼。
9月初，金三寿离开了战斗生活了13年的三边地区，从羊圈山出发，参加西北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开会期间，金三寿第二次见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期间，金三寿作为西北代表团的少数民族代表，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一天上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来到怀仁堂，看望西北代表团的同志。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迎党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团团长马明方把西北代表团的成员向中央领导一一做了介绍。介绍到金三寿的时候，总理可能没听清，他走过来，拉着他的手问：“这位同志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叫金三寿。”
主席听到后走过来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你就是1936年我在保安见到的金三寿同志，你组建回民革命队伍，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的！”主席的记性多好啊！已经过去13年了，还能记起他这样一个普通的战士。当时他激动得不知道应该对主席说什么好，只觉得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过了几天，会议工作人员给他们每个人送来了一套呢制服，说：“毛主席接见你们时，看到你们西北代表团的大多数同志还穿着灰白老布的旧军装，这是他专门让人给你们定做的。”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啊！这是他第二次受到毛主席的夸赞。
有一天，总理请大家吃饭。当周总理看到他吃肉时有些吃力，就亲切地问他：“三寿同志，牙不好吗？”他向总理汇报说：“48年（1948年）我们在牛铁梁打仗，部队丢了电台，我返回去找电台时，心里一着急从马上掉下来，第二天牙就全坏了。”总理说：“那就趁着这次在北京开会把牙装上吧。”当时他嘴里应着“是”，心里却想：现在是供给制，哪有那么多钱装假牙呢？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总理好象一下就猜透了他的心思，第二天专门派人给他送来了50元钱，并委托工作人员陪他去街上安了假牙。从这以后，每当他吃饭的时候，就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对他的亲切关怀。
1978年，金三寿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三寿同志不幸于1986年4月27日逝世，享年90岁。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国家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