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布依族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少数边远地区仍停留在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上。在六七十年代的布依族地区村寨，每隔十天半月，总会有货郎进村兜售一些日常用品，货郎大多是县城或集镇上的汉族小商贩。人们可以用钱购买，也可以用农产品直接进行交换。此外，还时常有一些脚夫挑着坛坛罐罐到布依族地区走村窜寨，他们通常不收现金，而是直接将所担之物换成稻谷、玉米或其他农副产品。即使在集市上，货币也只起到暂时的中介作用。人们赶集时通常都要捎带点东西去卖，然后再拿钱去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油、盐等，如果自己所需的东西也是农产品，也可用物品直接交换。“文化大革命”期间，跟全国各地一样，受“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政策的导向，农村集市贸易活动曾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恢复，并更加繁荣起来。布依族民间商贸活动的范围通常在本区域内，步行最多三四个小时或乘车最多1个小时，过去曾经有步行一整天只为到集市上卖几张竹席的现象，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各地集市按传统的十二生肖轮流，通常6天为一个周期，少数比较繁荣的集市甚至3天一个周期。
总之，通过民间商贸活动形式，布依族与其周边各民族有了接触和往来，也通过商贸往来加深了彼此间的联系。各民族在商贸交往中除了在物质交换上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交融。商品输入的同时也意味着文化的输入，由此带来的是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布依族过去几千年文化的逐渐发展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间商贸往来的结果。
第二节族际关系与文化互动
今天的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南部和西南部各县（市），安顺市、六盘水市、贵阳市以及贵州省以外的布依族杂居或散居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比较复杂，春秋战国时期到汉初的越人和濮人、汉至隋唐时期的僚人以及彝族的先民和其他一些族群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布依族来源于古越人中的骆越、西瓯，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融入了濮人以及来自于中原的华夏民族。布依族来源中的“江西说”虽有其偏颇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历史上布依族与汉族密切接触和交往的事实。
一、布依族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从今天的分布格局来看，布依族有聚居，也有散居，但即使是布依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县，其比例也不到80%。在布依族比例较高的几个县，布依族的分布也不是十分平衡，有些乡镇比例较高，如惠水县的长安、望谟县的蔗香等，布依族比例几近100％，但同样是这些县，也有布依族分布比例不到30%，甚至更低的地区。因此，聚居对于布依族来说只是局部现象，总体来看，还是以杂居为主。无论是聚居、杂居还是散居，汉族仍是与布依族接触和交往最多、最频繁的民族，其次是苗族、水族，此外还有彝族、仡佬族、瑶族和回族，等等。
（一）布依族先民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与交往
布依族自古繁衍生息于贵州高原南部南北盘江、红水河及都柳江流域，其先民是古越人中的一支——骆越，东部地区还有西瓯的一部分。西周至战国时期，贵州高原上建立了一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国家——牂牁国，其境内主要的居民是牂牁人，在其境内及周边地区还分布有濮人、僰人以及越人，这些民族在云贵高原上曾经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密切的接触和频繁的交流，并发生了相互融合的现象。布依族先民——越人，在其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就融入了当地牂牁人、濮人的成分。也有学者认为，布依族是由牂牁人融合其他族群发展而成的。
濮人最早分布在江汉之南，早在商代就与中原发生联系，公元前13世纪曾参加由周武王组织的讨伐商纣王的战争。西周中期又联合其他部落对抗周王朝的统治，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7世纪末在与楚人的战争中失败而向西南方向迁移，散布在牂牁的西北和西南部边缘，有的则进入牂牁地区。僰人是濮人的一支，春秋时期分布在川南，地处牂牁的西北边缘。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年，牂牁国由盛转衰，夜郎国兴起，其辖地在原来牂牁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布依族先民成为夜郎兴国的主力军。夜郎国的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其主体民族系由牂牁人与周边各族融合而成的“夷僚”和“夷濮”，“夷濮人”又与越人融合，发展成“濮越人”，濮越人是牂牁人、濮人和越人相互接触、交融的结果。西汉末年，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夜郎国走向衰落，其主体民族“夷濮”的分布范围缩小至贵州南部和西南部红水河流域一带，与骆越人杂居。布依族的先民就是在与周边的各个族群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经过多次不断的融合而形成的。汉代以后，包括布依族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均被称为“僚”，并根据分布地、文明程度、所融合的族体、体貌特征、职业等不同分别被冠以不同的专称，如“生僚”“熟僚”“土僚”“夷僚”“南平僚”“飞头僚”“山僚”“鸠僚”，等等。
（二）布依族与汉族的交往及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的传播
据史学家研究，“汉族”之名，源自汉代。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羽则说：“华族自西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汉族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中原“华夏”与其周边各部落经过多次不断融合而形成的。
布依族先民与汉族的接触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庄蹻攻黔中，越且兰、夜郎至滇，把中原文化带到西南地区，对包括布依族在内的西南各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中原汉族的制度文化开始在布依族地区传播。西汉末年，汉王朝灭夜郎，在其地设牂牁郡，派吴霸为太守，唐为都尉，进行直接的管理，“以其俗故治，无赋税”。又加强了军事的防御，使经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推行移民屯垦政策，不少汉人和一些罪人、散兵，到夜郎地区经商开垦，把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带入到了牂牁地区。与此同时，汉文化也逐步传入夜郎、牂牁地区。当地的求学者，也常到汉族地区求学。如西汉名士盛览，字长通，他师从司马相如，学成归来后从事教育工作；东汉时毋敛县（今独山、荔波一带）人尹珍，从学于文字学家许慎，学成归里教授。盛览和尹珍虽然都不是布依族，但他们都来自布依族地区。他们对汉文化教育在布依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艺术的全盛时期，中外和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都有频繁的文化交流。唐代的文化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外及国内各族交流的结果，各少数民族为唐朝的繁荣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有不少朝廷重臣名士被贬谪到贵州布依族地区，同时带来了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对布依族地区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旧唐书》说布依族农奴见“贵人”要“执鞭而拜”，世袭的土着首领“部落尊畏之”，可见等级观念很严格。这时布依族婚姻“以牛酒为聘”，沿袭下来就形成“媒妁之言”“索取聘金”的习俗，布依族地区父母包办婚姻的习俗也开始形成。“女归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惭，逃避经旬方出”。这种风俗反映了当时布依族婚姻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当事人双方互不相识，因此丈夫“羞惭回避”。为使双方相互逐渐熟悉和建立感情，婚后女方需在娘家继续居住一段时间，“暂不住家”习俗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也开始产生。儒、释、道等外来宗教可能也是从唐代陆续传入布依族地区的。
宋代，由于布依族上层贵族（南宁州诸番番主）与中央王朝之间往来密切，向朝廷的进贡等活动加强了汉族和布依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当时贵州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学校教育，贵族子弟和广大布依族群众不同程度地开始接受汉族地区的文化。从布依族民间《包公案》《包龙图》的汉族故事以及以《包公怒铡陈世美》为蓝本创作的布依族民间说唱故事《南荷班》等的广泛流行可以看到宋代汉文化对布依族影响的痕迹。
元代在贵阳（当时的顺元路）设有书院，普定路军民总官府判官赵将仕在普定“立学校，明礼义，通商贾”，使得当时的学校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进而为汉族文化在布依族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陶瓷工艺技术在这时已传入布依族地区，贵州省平塘县牙舟镇陶瓷器工艺精湛，造型美观，色彩鲜艳，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据考证，1958年在现大枫树脚发现的古陶窑遗址和许多彩陶碎片，根据树桩年轮计算，树龄约有500多年，由此推知当地制造彩陶历史，距今约有600多年，相当于元朝末年。可知布依族地区的制陶工艺在元代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明代是汉文化对布依族地区影响最为显着的一个时期。大量的中原汉人在这一时期进入贵州，有不少已深入布依族地区，与布依族人民形成了交错杂处的分布格局，布依族与汉族从此开始了广泛交往，各方面深受汉族的影响。另外，学校教育在贵州境内全面开展。明洪武二年（1369年）中央王朝通令全国设立府、州、县学。明宣德十年（1435年）诏天下卫所皆立学。于是贵州学校陆续建立，特别是贵州建省后，府、卫学校设立骤增，设在布依族地区的府、卫也不例外。除府、卫、州、县设立官学以外，府、州一级还设立书院。此外还令乡、里俱设社学，令土、官土舍、土目把子弟送入社学读书习字、学习歌诗礼仪。又于乡村“设义学训化民苗”，使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布依族在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编修族谱都以忠孝节义为训，可知这时已开始“男知读书”，“通汉人文字”了。从参加科举到奖励和编户征粮再到接受皇家或官吏的赐姓；每家神龛都敬有天地君亲师位。待人接物，都以信义为本，一切婚丧嫁娶，多学汉族礼仪，凡此等等都是明代广设学校、加强封建教育的结果。
在民居建筑方面，布依族传统的民居建筑是“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在现在的一些边远布依族村寨中仍然存在。明代，由于移居布依族地区的汉人越来越多，中原汉族的平房式建筑渐渐流行，并对布依族的建筑风格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些居住在平坝地区的布依族放弃传统的“干栏”而改住平房。房内陈设也受汉人影响，如设有堂屋、书房、客房等，用具也有方桌、碗柜、靠椅之类。饮食方面，明正德年间，玉米自美洲传入中国，随后即通过中原汉族传入布依族地区。玉米在布依族地区的种植历史已有几百年，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居住在高山地区布依族日常生活中的主食。服饰方面，明代布依族妇女以裙装为主。明末清初，受汉文化的影响，少数地方开始改裙为裤，但仍保留一些特点，如襟沿、裤缘、盘肩等镶以绣片或栏干（花边），头戴花帕等。
清代，学校教育在布依族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学校的数量增多，各府、州、县甚至乡都设有学校，为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的传播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布依族中懂汉语识汉文的人数逐步增加，此外由于汉人的大量流入，布依族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显着。例如民间文学方面，产生了兼有汉族与布依族文化特点的民间文学作品，如《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服饰方面，布依族妇女的服饰式样不少地方开始发生变化。独山一带“妇女渐改汉装”，就是易裙为裤。荔波县的方村等十多个寨子，“妇人衣着皆尚青，发挽高髻，斜插长簪”，已不见穿裙。都匀、麻哈（今麻江）、平越（今福泉）大致也在这时改装。贵阳、安顺、兴义等府所属的广大地区，改变较晚，多数到民国初年才陆续改变。男子明末清初“以帕束首……衣尚青”。乾隆以后，多数地区服饰仿汉人，只是“好以青帕缠头及腰”，仍具有本民族的特点。
清代，布依族许多地区仍信仰多神，未形成一神教。先民们从自然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至后发展到多神信仰。祖先崇拜表现在丧葬中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对死者进行追悼和怀念。由于汉文化的传入，布依族的礼拜仪式也逐步融入汉族地区传来的各种宗教思想，道、佛、仙等思想也相继传入布依族地区，乌当和今望谟、册亨、独山等地区城镇附近庙观的出现也验证了此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