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的人口分布格局总体上属于“大杂居，小聚居”。多数地区，布依族与其周边的汉、苗、彝、水、仡佬等民族相互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局面，即使是在聚居程度比较高的贵州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布依族村落群之间也散落着少量苗族、瑶族、仡佬族、水族村寨。在贵州西部地区，布依族则以散居的形式，零星分布在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村落群当中。因此，在布依族的日常生活中，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必不可少的，是人们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布依族与周边各族之间的交往主要有商贸往来、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以及文化交流等形式。
第一节商贸往来
长期以来，布依族与其分布地区内的各兄弟民族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样的往来，除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以外，还表现在商贸往来方面。布依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长期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多数地区，尤其是距离商业集镇较远的山区，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近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布依族从商的现象才开始普遍，与周边各族的商贸交往才日渐频繁。
一、历史文献中反映出的布依族地区商贸往来
布依族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布依族一直以稻作农耕作为其主要的生计方式，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中，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均来自自己的土地和自己双手的劳动。一方面说明布依族人民的生活与环境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耕生产在人们观念中的重要性。“重农轻商”是布依族普遍存在的传统观念。“商人”成了“狡猾”“欺诈”的代名词，人们鄙视经商，看不起商人，以经商为业的人更是少见。但事实上，自从人类远离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就永远也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农业耕作方式的不断进步，刺激了人们对更先进生产工具的需求。大约在先秦时期，中原先进的金属生产工具以及金属器具制作技术的传入，才使布依族先民与中原汉族之间有了商贸交往。
20世纪后半叶，在贵州西南部、西部地区，分别发掘了一些具有地方民族色彩的古代墓葬遗址，并收集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这些墓葬和文物所处的时代，有的可以确定为战国到秦的时间段。这些地区古代是布依族先民及仡佬等其他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今天仍然是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古墓随葬品中有铜釜、铁釜、铜鼓、青铜锄、铁斧、铁锸等金属器具，其中以青铜器占多数，铁器数量较少。南方少数民族较早就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布依族是南方较早铸造并使用铜鼓的民族，今天，铜鼓依然是布依族最尊贵、最神圣的法器。而铁器主要依靠输入，墓葬中铁器随葬品的发现，说明在先秦时期，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就已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祖先有了往来。
生产工具的发展带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虽然绝大多数人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劳动剩余产品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便就有了贸易交换的需求，而且已不再停留在原始的物物交换，已经发展到了货币交换。贵州威宁出土的古墓随葬品中，有少量的海贝，可能就是当时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派人修通“五尺道”，极大地方便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的商贸往来。西汉鼎盛时期，汉武帝一方面为了寻找一条经巴蜀入滇再转身毒（即印度）进入大夏（即阿富汗）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南越，派唐蒙两次出使夜郎，打通了从今昭通向东进入贵州威宁（汉汉阳县）、赫章、毕节（汉平夷县）而到贵阳、安顺等地，史书也称为“唐蒙道”，并开设邮亭、驿站等，对夜郎地区的开拓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因而夜郎地区的僰僮、马、牦牛、枸酱、茶蜜、雌黄、丹砂等输入巴蜀地区，使卓氏、程氏、郑氏诸商户发了大财。另外从巴蜀地区传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夜郎地区经济的发展。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有交通则有货物交换，有货物交换而产生货币，进而发展各业。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宽松，民族间的商贸来往也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不断传入布依族地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历史上的唐王朝统治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进步。在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当时的布依族地区经济也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牂牁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可见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婚礼以“牛酒为聘”，富人聘妻“纳金银牛羊酒”，祭礼“杀牛马、亲联毕会，助以牛酒多至数百人”。可知当时的布依族地区粮食多到可以酿酒，凡有功劳，以“牛羊铜鼓赏赐”，可知畜牧业已有很大的发展。贵族阶层在衣着上的考究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如戴金银首饰以及做工精细的黑熊皮帽，人们开始穿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跣足，可知生活水平提高了。
布依族地区的棉花种植，汉文史料的记述较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新唐书》说：“自夜郎滇池以西，有稻、麦、粟、豆、丝、麻、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首，布幅七寸。”又说：“男子服衫袄，大口裤，以带斜缭右肩。”这些记载中布、带、衫、袄等当以棉为原料，说明当时布依族地区种棉织布已经相当普遍。从一些汉文史籍的记载可以得知，从公元7世纪初开始，一些蔬菜品种如“千金菜”“波梭菜”等从国外传入中国，并可能也在唐时传入布依族地区。《新唐书·地理志》还记载，剑南诸郡有蔗糖，甘蔗熬糖技术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布依族地区南北盘江流域及红水河一带种植甘蔗历史比较悠久，今天贞丰、望谟、册亨、安龙等县的沿江一带仍以甘蔗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
由此可见，唐代是布依族地区与中原经贸交往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中原的很多农业、手工业产品，以及中原从国外引进的很多产品在这一时期通过贸易的手段传入布依族地区，促进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宋代，中央王朝对布依族地区的统治日益加强，羁縻关系更加紧密，从而加深了布依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贸往来，汉人进入布依族地区的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因此与唐代相比，宋代布依族地区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蜀盐、楚铁、粤棉、滇铜等都流入贵州山区，促使这里的产品交换日趋繁荣，州、县所在地及江河沿岸已出现一些新的“邑聚”，即商贸集散地，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延伸可说明这些史实。布依族古歌《造房》叙述用炭炼铁，制造铁制工具如斧、刀、尖嘴锄、凿，以及用粮食酿酒请客、祭祀等，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生活面貌，他们不但能制造手工工具，也会制造农业工具，如镰刀、锄头、柴刀、犁耙，等等。这些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具，因铜铁的输入而逐渐完备。《宋会要辑稿》和《宋史》都反映当时南宁州（今贵州惠水一带）“人尚耕种”，“土宜五谷，多种粳稻”，还盛产名马、朱砂、苟酱、草豆蔻、山子、蜜蜡、蜡染斑布等。南宋时期，朝廷所需之战马多来自当时的布依族地区罗甸、自杞以及云南的大理等，罗甸国多次向朝廷进贡过名马。朝廷还专设买马的机构，到当时的罗甸国买马。
明代，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大量向贵州派兵，沿驿道设置了不少卫、所、屯、堡，由军队驻守。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大量的随军家属和因各种原因进入贵州的内地汉人，使贵州人口大幅度增加并在驿道沿线形成了许多小集镇。清镇、平坝、安顺一带的屯堡村落和小镇大多是这一时期的移民形成的。人口的增多、生产的发展、城镇的兴起、驿道的增辟，为物资交换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丰富了社会需求和便利了交通条件，集市贸易随之应运而生。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的交换，选择在城镇附近、地理位置较适中、交通较方便的村镇，按十二生肖的日子定时定点进行。称集市贸易地点为“场坝”，按时到场坝进行贸易交易称为“赶场”。场市的开辟首先是在汉族军民聚居点——卫所城池附近，是应城市居民解决农副产品需要而开设，以进行城乡物资贸易。卫城内的汉族军民与四围乡村的苗族人民届时从各处来赶场，众多的人群聚居在场市上进行贸易活动，“市如云集，朝至暮归”。贵州卫所地在贵阳，明初只有卯、申2场，于弘治年间又因“军关生理疏阔”而增设子、寅、午、戌场，每月之内可分别在6天内到相应的场市进行贸易交易，互通有无，故“人甚便之”。集市贸易对城市居民尤其重要，日常生活所需多来自场市供应。如贵阳“阁城老幼，俱俊苗民负粟入城郭，计升合贸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称贷于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则饥。称贷不得，嗷嗷待哺而已”。粮食来源很多依赖于附近苗族、布依族等群众负荷至场市或入城贩卖供应。土司所辖民族杂居区也在城镇集市贸易影响和官府的指令下，划地、定时开设场市。明天启二年（1622年），“于孔责令熟苗聚处如保甲然，而辟地与之市，凡三日一市二令各土官如独山州、丰宁、凯里等，各划界为治。有犯者问诸土司，土司法视汉更严也”。定期、定点的场市贸易在贵州各地的兴起，深深吸引着广大各族军民，反映出贵州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包括布依族在内的各民族经济的活跃，密切了贵州各民族的经济交流与联系。改土归流后，流官统治区的场市贸易得到较大发展。明代民间场市贸易普遍处于以物易物的初级阶段，极少用银，更不使用钱钞，“官厅用银，杂使绵施、食盐之属，民间殆物物互市”。集市贸易中不使用货币，而用劳动生产物直接交换，原因不在于“土货之产殊”，而在于明代贵州商品经济才开始萌芽，还未达到需要等价物作交换媒介的历史阶段。独山州的“九名九姓苗”中，“多以茶为货”，安庄卫仡佬、苗、布依各族，“交易多布匹，如钱钞焉”。
明末清初，由于西南地区交通的便利，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接触更加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当时大量汉族相继从湖广、四川移居进入布依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布依族人民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由于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农村初级市场逐步扩大，市场交易日益繁荣，布依族地区出现了贵阳、都匀、独山、南笼（今安龙）、安顺等重要商业中心。
二、近现代布依族地区民族间商贸往来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周围布依族较为聚居的安顺、兴义、惠水、都匀、独山等城市，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棉花、烟叶、桐子、茶叶和蓝靛等产量的增长以及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形成了新兴的商业城市。
贵州西部商业中心安顺，是贵州土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商业之繁盛不亚于贵阳。来自香港的货物，经珠江、红水河、北盘江到贞丰白层渡进入安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宗进入货物有棉纱、阴丹士林布、石油、煤油、汽油、纸烟、绸缎、颜料及各种杂货。“年输入至货物，总价值约计国币三百二十六万余元”，输出品主要是鸦片及当地土特产。
黔南重镇都匀，是黔南的贸易中心，以输出桐油、茶叶、牛皮、木材、纸张、烟叶为主；输入以棉纱、布匹及其他日用品为主，特别是1933年黔桂公路通车后，商业发展更为迅速。
黔西南贸易中心兴义，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是滇、桂、黔三省的货物集散地，是土特产品与洋货交换的中心。
布依族农村的商业，主要是当地以十二属相命名（如牛场、狗场）的场期进行交易，一般是农民将自己的农产品或本地土特产品用肩挑马驮到乡场上出售，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市场上出现些小商贩，但是基本上没有坐商，仅在较大的乡镇或渡口，驻有少数的本地坐商或两广的坐商。截至新中国成立前，在布依族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并未出现本民族的商业资本家。尽管兴义、都匀、安顺、独山等城市曾经出现过一些商业会馆或同乡会馆，但这些都是汉族资本家或店主办的。布依族地区城乡物资的交流，主要是汉族行商或坐商的媒介作用进行的，这反映了布依族、汉族在商业贸易方面的历史状况。在个别地区，如望谟的桑郎、蔗香，平塘的克度等地场坝上，也曾出现过拥有几千银圆资本的布依族商人，但这些商人一般都是贩卖鸦片获利的暴发户，他们发财以后购买土地，由商户向地主转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