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周世宗灭佛给予佛教的打击，影响许多地区民众的安定，下令停止毁佛，对佛教给予一定的支持。第一次刻版印大藏经，为中国刻板大藏经之先，并派僧人到国外求法和传教，使佛教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到南宋，由于国力不振，常依靠度牒维持国家开支，使佛教又有了一定发展。
元代成吉思汗统一华夏后，封西藏名僧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藏、蒙和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大大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
明代朱元璋开国后支持汉传佛教，使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得以重新恢复，但同时他又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和控制，不允许百姓任意出家。
清朝统治者重新推崇喇嘛教，同样坚持利用与控制相结合，从严掌握严格控制。
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科学、文化的传入，加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使汉族地区佛教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佛教本身烦琐的礼仪和脱离现实的教义不能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结合，因而佛教总体来说走向衰落，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变小，但佛教思想逐渐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仍有相当的影响作用。
3.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一）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在华传播
在中断与中国的交往200多年后，从16世纪开始，由于天主教的势力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受到很大冲击，于是天主教的一些派别便图谋向东方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也为天主教海外传教事业的兴旺提供了可能性。
从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教士相继到中国活动。多明我会主要活动于我国台湾、福建等东南沿海，方济各会主要活动于北京，但其影响都比不上耶稣会。尤其是耶稣会着名传教士利马窦来华，开始了基督教在华的第三次传播并打开了传教局面。
1583年9月，利马窦与另一名耶稣会教士罗明坚一起到达广东肇庆。他学识渊博，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编写地理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兵器学等方面的着作，利用自己懂得中文的便利广泛结交明王朝的王公官僚，以便使明王朝的权势阶层和知识阶层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利马窦清楚，在中国严密的专制制度下，只有获得权贵乃至皇帝的支持，他的传教事业才能在中国生存、发展。于是他先肇庆、继南昌、再南京，终于经过29年的努力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到达北京，觐见明神宗，并呈献圣像、自鸣钟、雅琴及《万国舆图》，博得了明神宗的欢心并同意利马窦长期居住北京，赐给一所住宅，后来利马窦在这所住宅旁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即今日北京宣武门内“圣母无染原罪堂”的前身。利马窦的在华传教事业自此开始初具规模。利马窦本人于1610年逝于北京。继利马窦之后，明末清初来华的着名天主教传教士还有汤若望、毕方济、南怀仁等人，他们也得到了当时中国朝廷的信任，“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外国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的13个省中自由传教。即使是政权的更替也没有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继续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信任，顺治帝甚至按照满族对长辈的尊称称汤若望为“玛法”，视之为顾问。有了皇帝的支持，加上天主教教士在全国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在明末清初这个时期，天主教的在华传教使中国一些有名学者也成了天主教徒，如被称为中国早期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甚至在明末时期皇宫中也有信教者540人，上自皇子皇后、宫廷重臣，下至黎民庶子都有教徒。据清康熙四十年的统计，全国28个城市中建有教堂，有大小教堂250座，全国十三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设有北京、南京、澳门三个主教区，教徒总人数多达30万。
但是明末清初基督教在华的第三次传播因为持续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而遭受重挫。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在华传教士如何对待中国祭祖祀孔礼俗，其实质反映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与碰撞，并引发罗马教廷与当时中国政府的直接冲突，导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禁教令的出台。
“中国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致使基督教在华的第三次传播暂时停止。到1840年时，全国各地只有秘密潜入传教的几十名教士，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主要宗派——天主教变得“奄奄一息，不绝如缕”了。
（二）东正教进入中国
从17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沙俄势力的向东扩张，基督教的另一重要派别东正教开始在我国黑龙江边境地区活动并传至北京。1685年，在北京东直门内建起了第一座东正教教堂，东正教会正式命名为尼古拉教堂，也称索菲亚教堂，中国人俗称“罗刹庙”。1716年，经清政府同意，俄国派出的第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到达北京，并在尼古拉教堂正式成立了“中国东正教会”，从1715年至1860年间，沙俄东正教传教士团共换班13次，来华教士共150余名，发展教徒200名左右，为后来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东正教传教士团具有半官方性质，它的活动地点只在北京，传教士人数也很少，所以它在当时发展的教徒和影响也远不能和之前的天主教相比。
（三）新教开始在华传播
从19世纪初叶开始，由于英国、美国等新教地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海外扩张，基督教新教开始进入中国。
基督教新教各派传入到中国的时间远远晚于天主教和东正教。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宣教会委派抵达广州，他成为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自此，基督教三大宗派均在中国出现。继马礼逊之后，公理宗美部会教士裨治文也进入中国，成为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到1842年，英、美、荷兰等国共有24名新教传教士到达广州、澳门传教。由于当时清政府仍然禁教，这些传教士无法进入内地传教，因此他们只能主要以着述来传播基督教教义。马礼逊来华25年，第一次将《新旧约全书》完整地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郭士立、裨治文还创办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这期间传教士们总共有14人写过239种中文书刊，绝大部分都是教理书，诠释《圣经》及布道。但所发展的教徒却屈指可数，其中梁发成为第一个新教华人牧师。
（四）近代基督教三大宗派在华影响的迅速扩张
以基督教新教各派来华为起点，以1844年清政府解除禁教令为转折，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基督教三大宗派开始了在近代中国的迅速发展，教会势力在中国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第四个时期。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以及《中法黄埔条约》中均规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教堂，标志着清政府的百年禁教令解除。1846年，道光帝颁布谕旨弛禁天主教并下令发还教会财产。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对传教不得禁止，还应加以保护。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任意在各地传教，并且参加签约的法国天主教士艾美居然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擅自加进了“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使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广置产业有了条约依据。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们可以合法的身份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以五大商埠和原有的传教点为依据，长驱直入，足迹遍布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基督教三大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势力增长都非常迅猛。
综观基督教在华的第四次传播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基督教遇到了自传入中国后最激烈的抵制，民教冲突此起彼伏。“教案”频发成了近代基督教在华发展史的突出特点。所谓“教案”，是指与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天主教）传教有关的案件。
近代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另一大特点是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从利马窦到马礼逊，以及后来的一些着名外国传教士如李提摩太、丁韪良等都主张基督教在中国要想生根开花，必须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互相合和”，只有用“孔子加耶稣”的方式才能化解中国“反教仇外之势”，从根本上保证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顺利进行。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基督教在华各大宗派的认可。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还有一个突出现象，即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19世纪末以前，由于天主教徒始终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少数，中国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一直未被提上议事日程；从19世纪末开始，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开始作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但由于法国的阻挠未能成功；1918年，北洋政府与罗马教廷的接触由于同样的原因搁浅；直到1922年，罗马教廷派遣的宗座特使刚恒毅才在汉口建立了宗座代表临时公署；教皇竟然宣布承认伪满洲国，激起了国民政府、中国教会内外爱国人士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满。直到1943年，罗马教廷才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3年后即1946年罗马教廷才委派意大利人黎培里来华就任驻华公使，当时中国政府第一位驻教廷公使为谢寿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拒不承认中国新政府，1951年9月，黎培里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自此，罗马教廷与中国彻底隔绝，只是仍与在我国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
近代基督教在华的大规模发展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教会势力常常为西方列强的侵华战略服务也是不容置疑的史实。一些传教士也鼓吹用强硬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加了侵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史和西方列强的侵华史是交织在一起的。
其次，近代基督教在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充当了“西学东渐”的媒介。
第三节 其他宗教
一、犹太教
犹太教是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种闪族宗教，逐渐发展为人类最悠久的一神论宗教，是犹太民族独有的宗教，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包括犹太人的宗教与文明，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犹太人所信奉。
犹太教自产生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古代犹太教、拉比犹太教、中世纪犹太教、近现代犹太教和当代犹太教五个发展时期。目前全世界共有犹太教徒1700万，分布在120多个国家与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约700万）、以色列（约400万）、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约300万）。以色列建国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到以色列，仅从前苏联就接受移民近50万。如今的以色列，犹太人数占全国的82%。
1.犹太教的创立
按照犹太教的传说，最伟大的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顺从神的吩咐，带领族人在迦南定居。《圣经·旧约》记载，公元前18世纪时，因自然灾害而移居埃及为奴，后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迁往他们的故土——迦南。犹太族人在长达40年的迁徙过程中，摩西向其族人强调族神——耶和华的信仰，认为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并愿接受上帝的启示，立了十诫，确立了独一神的律法，这便是犹太教创教的开始。
2.犹太教的发展
（一）古代犹太教发展时期
古代犹太教在公元前10世纪进入全盛时期，所罗门用7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圣殿，史称“第一圣殿”，圣殿的建立大大提高了耶和华的主神地位和威望，逐渐演变为以色列独一无二的民族神。公元前930年，以色列王国分为北部以萨马利亚为都的以色列国和南部以耶路撒冷为都的犹太国，这削弱了以色列的势力。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入侵以色列，近10万以色列人被押往亚述为奴。
在犹太民族苦难的流散史前后，犹太教的先知不断涌现，何西结、以赛亚及弥迦等都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以色列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正是背弃了耶和华信仰的结果，强调要人们更加坚定自己信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俘虏到新巴比伦王国，史称“巴比伦之囚”。波斯战胜巴比伦后，波斯希望利用犹太教加强统治，犹太人才得以返回故乡，重建圣殿，史称“第二圣殿”。公元70年，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毁掉“第二圣殿”，大量杀戮犹太人，犹太国灭亡，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而流落异乡。犹太教的先知们在民族命运多舛之际，开始传播“弥赛亚”思想，宣称替世人赎罪的拯救者即将来临。这个时期，犹太教的经典《律法书》、《先知书》、《圣录》等先后完成编纂，标志着犹太教经典的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