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写《情感教育》已在第二帝国最后阶段。书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不到一年，虚有其表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向蕞尔小国普鲁士宣战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他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法国大乱了。没有人想到《情感教育》。小说写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写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为止，也就是到第二帝国开始出现为止。在今天要找一部反映这一时期的动乱情况的小说，也就只有这么一部《情感教育》。这是唯一可以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做出的具体说明。
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好。它赶上了普法之战。它的主人公是一被动性人物，在所有虚构的青年之中，他似乎令人最不感兴趣。他本人无光无色，唯一的成就是对付完了法学士考试。然而他有一颗心，他知道廉耻，他知道精神恋爱，尽管他活在四个不同类型的情妇世界，只有一个他最爱。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最多也就是和这位太太在相爱中亲过一次长吻而已。然而他却活在二月革命这样一个大时代，作者为他选择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大动乱时代。时代压倒了他。读这部小说，我们不免心想：这么一个小可怜虫，搅和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说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因人而异和因事而异的消极性人物，在这两三年的大变革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上层社会各方面的真正嘴脸与丑恶行径。这些都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他不熟悉的，他就用另外的笔墨掩盖了。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长处是暴露资产阶级的原形，达到了毫发毕肖，淋漓尽致的地步。短处是他不熟悉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他受生活限制而无法接触到的。
他写国民军，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他写他们抢劫杜伊勒里宫和这个青年被朋友推到智慧俱乐部去竞选而出丑的戏剧。国民军得意非凡，看看阿尔鲁、罗克、余扫乃……这些人扬扬自得的姿态！工人上当了，诗人拉马丁当权了，红旗变成三色旗。最后，拉马丁也丢脸了，换上了军人，而在静静中，一个过去的，庞大的人影在私底下活动着：拿破仑和他的后裔拿破仑三世靠不作声的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词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26]
《情感教育》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全部活动，但是它回避了工人，回避了农民，回避了被血腥镇压的六月革命。福楼拜把现代小说家当作科学家看待，他不能歪曲，他宁可回避。他不回避的是资产阶级整体，从小资产阶级流氓、无赖、娼妓、小知识分子、小商人，直到大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少爷、夫人，他一五一十全告诉我们：事实俱在，他无所用其歪曲，然而，对比之下，却都令人厌烦、腻味、憎恶！
六月起义的场面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高等娼妓罗莎乃特和她抓到手的情人福赖代芮克，到枫丹白露的蜜月旅游。文章忽然变得细腻了。绿色风景掩盖了巴黎的红色血流。然而最后福赖代芮克把他的情妇甩掉了，因为他听到小说中唯一的好人，一个店伙计还是私生子的杜萨笛耶在巷战中受了伤，他要不顾生死去看他。杜萨笛耶这个小资产者站错了队，站在共和国方面，他衷心拥护共和国，参预镇压六月起义，在巷战中自己也受了伤。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年轻小伙子。小说对他称赞道：
“杜萨笛耶同样醉心共和国，因为它（他以为）意味着解放和普遍的幸福。有一天，——十五岁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当着一家杂货铺，他看见有些兵，血淋淋的刺刀，枪柄胶着头发；从那时候起，政府好像不公道的化身，招他怨恨。他有点儿把凶手和宪兵看成一个东西；就他看来，一个侦探等于一个弑父的贼子。地上一切罪恶，他全天真烂漫地归罪于当道；他以一种必然的永久的恨，痛恨当道，这种恨占有他全部的心，敏化他的感受。赛耐喀的大话炫惑他。无论他有罪没有，他的图谋是否可恶，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当道的牺牲者，就应当帮他。”（中卷，第四章）
这种称赞暴露了作者自以为公正的偏倚。赛耐喀被捕了，罪名是政治暗杀，后来由于没有实证，恢复了自由。杜萨笛耶在放他之前表示气忿，痛苦得不得了，他把过失全部归罪到七月政府方面。福楼拜讨厌极了这位严肃到了极点的赛耐喀。他的文字不免流露出来这种心情。后来放出来了，杜萨笛耶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五味酒庆贺：杜萨笛耶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拉尚保笛寓言》、《巴黎的秘密》、劳尔万的《拿破仑史》，——在床头中央，镶着一个红木框，贝朗瑞的面孔在微笑！”（中卷，第六章）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作者的偏见：他把他憎恨的诗人贝朗瑞放在床头红木框里！但是他写一个共和党、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一个共和党的义务党员。就是说：自愿为共和国献身的共和主义者。谁在这个时代，能不崇拜诗人贝朗瑞呢？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肯这样献身的到底是不多的。杜萨笛耶看见人人变节，他恨自己道：“他也许应该加入另一方面，和工人在一起；因为，说到临了，人家答应了他们一堆东西，没有兑现。”（下卷，第一章）
工人灰心了。到第二帝国建立的关键时刻，福赖代芮克（一个没事人）问一个工人道：
“——怎么，不打吗？
穿工人衣服的答他道：
——为先生老爷们死，我们还不那样蠢！他们自个儿安排拉倒！
一位先生望着关厢的工人，唧哝道：
——全是流氓，社会主义者！这一次能够把他们收拾干净才好！”（下卷，第五章）
只有杜萨笛耶这个实心眼儿人，在街头群众队伍里：
“他的高大的身材，远远就看得出来，和古希腊石像柱一样，一动不动。
一个领头的警察，三角帽子遮住眼睛，用剑威胁他。
于是，另一位，往前走一步，开始喊着：
——共和国万岁！
他仰天倒下去，胳膊交成十字。
群众起了一片恐怖的嗥叫。警察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匝；福赖代芮克张着口，认出是赛耐喀。”
这就是他——杜萨笛耶热爱的好朋友，为他出狱而邀朋友喝五味酒所受的报应！杜萨笛耶被他长期钦佩，而今被成为警官的赛耐喀一剑砍死！福赖代芮克觉得人生完全失去了意义。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特务。于是下一章以最洁练的文笔写他的行踪道：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
人总要活着嘛，怎么能不“又有了别的爱情”呐。
这几行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欣赏。这里概括了多少东西！然而就在这时，普鲁斯特一位现代小说家，却提出异议，认为这几行文字的好处在于空白：在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里。我们不想卷入这场争论，我们只指出一点来就行了，其实空白与否，全是一回事。
只是这特别夺目而已。你看，福楼拜怎么样给大投机家党布罗斯盖棺定论吧：
“完了，这充满动荡的存在！他多少次走进公事房，排列数目字，筹划商业，听取报告！多少谎骗、微笑、巴结！因为他欢迎过拿破仑、哥萨克骑兵、路易十八、一八三〇年、工人、一切制度，如此爱慕权势，他花钱出卖自己。”（下卷，第四章）
难道有谁不同意福楼拜对这位上层人物做出的这个结论吗？在党布罗斯的老朋友当中，哪一个贵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大多数在场的男子至少侍奉过四个政府；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给自己解除艰难、困苦，或者甚至仅仅由于卑鄙、权力之本能的膜拜，他们宁可出卖法兰西或者人类。”（中卷，第四章）至少，我们看到这里成堆的好朋友出卖好朋友的事：金钱才是他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然而这个店伙计也让铁面无“私”的赛耐喀给送了命。
这样一部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不成功总是念兹在兹。他寻找他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他一时以为他缺一个尖尖头，他一时相信乔治·桑说的年轻人在这里寻不到安慰。这个情感教育未免太高贵！这个社会变动未免太无情！这个青年主人公太无出息！然而乔治·桑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大家继续在贬你的书。这不妨碍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公道将随后完成，公道永远是公道。这显然还不是它出现的时辰，或者不如说，出世太早……”（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与福楼拜书，引自《乔治·桑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通信集》）不久，她的预言就实现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邦维尔首先指出它的重要意义道：
“……然而他走得还要远，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须先期指出未来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以可怖的结尾为满足，唯其结尾并非物质上的戏剧。”（引自他的《杂论集》）
它把现代小说带到一个没有戏剧的社会方面，现代小说的方向。古尔孟极端崇拜这部小说，把它说成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引自他的《风格问题》，第二节）。最反对福楼拜的莫过于都德的儿子赖翁·都德，然而他却认为《情感教育》是十九世纪一部美丽而又影响文坛的小说。（引自他的《愚蠢的十九世纪》）舆论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译本被收入《万有文库》和《包法利夫人》并列。大家开始公认它以最有力的具体的典型形象证实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本伟大小说，写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在这一动荡年月所完成的奇迹：原形毕现！这里只有一个可怜人值得同情，然而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无父无母的苦孩子，一个店伙计，被他所尊重的人害死！
李健吾
一九八〇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