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一世去世之后
330年5月，君士坦丁堡正式创立，用于纪念君士坦丁一世在与李锡尼的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君士坦丁一世创立的这座城市以及他对基督教的认可，成为他留给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君士坦丁一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相对平静得多。虽然他本人费尽心机才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但他显然不希望帝国大权在自己死后落入单独一位继任者之手。相反，他似乎希望实行一种新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四帝共治制”，即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Ⅱ）、君士坦斯（Constans）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分享帝国的统治大权，同时将自己的两个侄子达尔马提乌斯（Dalmatius）和汉尼拔利阿努斯（Hanibalianus）也纳入统治集团，只是他们担任的职务稍逊一筹。后来，君士坦丁一世不再御驾亲征，于是这五人逐渐都开始驰骋沙场。他们在多瑙河前线反击哥特人的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由于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被一个听命于萨珊王朝的傀儡取代，于是帝国在东线面临着来自波斯人的直接挑衅。鉴于国家已经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于是君士坦丁一世决定御驾亲征，亲自带兵迎战波斯大军。但他在这场战争开始不久就死于尼科米底亚。337年5月，君士坦丁一世在临终前，让城里支持阿里乌斯教派的主教尤西比乌斯为自己做了皈依基督教的洗礼。
君士坦丁一世去世的余波充满了血腥：除了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另外两个侄子——加卢斯（Gallus）和尤利安（Julian）（他们当时还是孩子）之外，所有的男性亲属全被杀害，而幸存下来的三位继承人很快就在338年将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帝国重新进行了瓜分。接下来直到353年，内战不断爆发。直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成为唯一幸存下来的王位继承人以及帝国唯一的皇帝，权位之争才宣告结束，而这时他的堂弟尤利安已经手握雄兵坐镇高卢。
尤利安认为君士坦提乌斯可能谋杀了自己的许多至亲，因此随着他在军事上的日益胜利，他向君士坦提乌斯最终摊牌的日子也就不可避免地日益迫近了。360年，尤利安被部下拥立为皇帝，于是他开始部署兵力，准备对自己的堂兄采取行动，谁知后者在361年一场针对波斯的战役中先行身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位新皇帝（尤利安）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重大决定，他宣布支持以前的宗教。这一行为让他受到基督教徒的鄙视，并被称为“叛教者”。尤利安信奉异教的行为与当时的拜占庭社会格格不入，显然应当属于他的个人选择。但这位皇帝也不乏讲究实际的一面，例如他认可基督教深得人心的一些重要举措（例如慈善行为），并敦促重要的异教领袖采取同样的做法。此外，他还尽力争取，试图让自己信奉的宗教也能享受两位前任君王赐予基督教徒的那些特权。
362年，在将朝廷和军队中的异己铲除之后，尤利安踏上了征讨波斯的战争之旅，并开始在安提阿城内外集结军队。在这座城市里面，他驻军几乎长达一年之久，间接导致城中出现了一场饥荒，于是他成为安条克人嘲笑和憎恶的对象【10】。尤利安离开安提阿不到一个月，就在一场战争中阵亡——据基督教的传说，他是被去世的圣人用长矛刺死的。他的继任者约维安（Jovian）决定迅速退兵。为了与波斯人议和，他同意接受对罗马人完全不公的谈判条件。事实上，约维安的统治时间还不足一年。364年，他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去世了。如同发生在约维安身上的情形一样，军队又拥立了新的皇帝——瓦伦丁尼安一世（ValentinianⅠ）。他上台之后迅速将他的兄弟瓦伦斯（Valens）提携为帝国东方的共治皇帝，而他自己则坐镇米兰，统治帝国的西部地区。接下来的几年除了充满争权篡位和武装反叛之外，瓦伦丁尼安一世还得努力平息蛮族在多瑙河前线的不断侵扰，而他在这块战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375年瓦伦丁尼安一世去世时，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和瓦伦丁尼安二世都被宣布成为皇帝。次年，大批哥特人在后方匈奴人的紧逼下西迁。拜占庭政府恩准了他们希望渡过多瑙河的请求，于是这群哥特人就在帝国境内定居下来。但是对这次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管理不当，引发了公开的敌对冲突。瓦伦斯急忙带领大军前去镇压。但在378年，他在阿德里安堡被哥特人打得溃不成军，不但损兵折将达三分之二，连其本人也战死沙场——由此成为自251年德基乌斯之后第一个阵亡于战场上的罗马皇帝。几个月之后，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军事指挥官）于379年登上皇帝宝座，并且获得了罗马西帝格拉提安的认可。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对哥特人的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挫败，但他在382年和哥特人签署了和平协议，允许大批的哥特人在自己首领的带领下定居在帝国领土内多瑙河沿线边境一带区域。
383年，格拉提安在一次镇压叛乱的战争中被自己的部下杀死，而这场叛乱也一直持续到388年才被狄奥多西平息下去。与此同时，狄奥多西使自己的儿子阿卡狄奥斯（Arcadius）在君士坦丁堡宣布成为罗马共帝，并在393年将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儿子霍诺留斯（Honorius）提拔成为管理帝国西部的共帝。
罗马帝国分裂
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在米兰去世，将皇权留给两个儿子共同执掌，其中东帝为长。当然，这种做法显然不足以代表罗马帝国的真正分裂，而只是延续了当时已经存在了将近100年的分享皇权的惯例而已。
军队里面许多重要的职务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日耳曼军官的手里。这些日耳曼军官由于受自己种族身份和阿里乌斯教派信仰的影响，不能直接称帝，于是他们选择扶植罗马傀儡登上皇位，从而达到控制政权的目的，这也算是整个5世纪的政治特色了。因此，当时罗马的政权结构可以说已经日耳曼化了，这在军队里面尤其如此。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斯提里科（Stilicho），他是一名汪达尔人，在狄奥多西一世手下当差时就开始飞黄腾达，而且后来还和狄奥多西一世的侄女塞雷娜结婚，从而成为最靠近皇权中心的非罗马人。但两位现任君王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斯都没有成为像他们父亲那样的杰出皇帝【11】。但他们的统治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实权都掌控在他人手中，例如阿卡狄奥斯的政权被一个厉害的宦官尤特洛佩斯（Eutropios）或一名哥特军事指挥官盖纳斯（Gainas）所把持；而霍诺留斯的政权显然被斯提里科所操控。在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充满了仇恨对立，甚至发展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而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背景是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边境之外出现了人口迁徙。这就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发生了倒塌效应：匈奴人在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西进运动引发了其他民族大规模的被迫迁徙（哥特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必然会把他们赶到罗马帝国境内。但当时没有哪个迁徙的人群足以代表他们的整个民族（因此，当我们谈论哥特人的时候，更准确地应当说是一部分哥特人而不是说整个哥特民族）。但随着越过边境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些原本就怀有敌意的外来人口对罗马帝国造成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在某些情况下，罗马帝国可选的策略就是允许其中的一些人群在境内定居，并利用他们为军队服务。反过来，这些外来人群也对这种安排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无论是在经济利益上还是在社会利益上，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此外，罗马帝国有时还会利用其中的一些匈奴部落去征服新来的日耳曼民族。显然，这一时期罗马帝国会支付给非罗马人报酬，利用他们来对付一些其他非罗马民族。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发生在阿拉里克（Alaric）身上的事情生动地展示了罗马帝国和新来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这层复杂关系。阿拉里克出身于一个哥特首领家族，于4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并在395年对君士坦丁堡构成威胁。由于他的军队没有围城的器械，于是他转而进军希腊，抢劫掠夺了很多城市，其中包括雅典和科林斯（Corinth）。斯提里科曾经两次几乎将阿拉里克全军歼灭，但两次都让对方逃脱了，于是有人谣传说他是日耳曼人的奸细。我们的资料显示阿拉里克后来成为西哥特人的国王，而西哥特人是这一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两个举足轻重的哥特人群体之一。西哥特人从408年开始在意大利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而这正好发生在斯提里科被处决的同一年里。由于失去了强大的军事防御，罗马陷入一种危险境地，并曾经三次遭到围困。410年，罗马在第三次围困中被攻陷，这让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惊骇不已。接下来，西哥特人继续朝高卢南部迁徙，再从那里迁往西班牙，并最终将其征服。
在罗马帝国东部，阿卡狄奥斯死于408年，留下襁褓中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作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狄奥多西二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自己的儿子是罗马共帝，这也加强了罗马作为帝国的情感。显然，当时只能找人代替狄奥多西二世摄政。其中，他的姐姐普尔喀丽娅（Pulcheria）当然是一位重要的摄政人选，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一些文武官员。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早期，皇权控制在安西米奥斯（Anthemios）的手里，他是东罗马的禁卫军指挥官。那时，帝国的安全是人们考虑的头等大事。君士坦丁堡和帖撒罗尼迦这两座城市巍峨的城墙（保存至今）都是在那时开始修建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增长也意味着加大了食物供应的压力，于是安西米奥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食物供应不受影响。当罗马陷落之后，东罗马帝国只能把军队撤退到西罗马帝国的新都拉韦纳，而这一做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得以保留。
414年，普尔喀丽娅被任命为奥古斯塔[8]，并成为自己兄弟的摄政王。普尔喀丽娅对皇权的实际控制程度常常被人们夸大，但她获取皇位的方式是宣誓将永保处女之身，以此保证自己的权力在将来绝不会受未来丈夫的控制。狄奥多西二世步其父亲的后尘，他统治时期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一种对宗教的虔诚——在公众场合进行慈善、修建教堂，以及他本人、他的妻子欧多西亚（Eudocia）和他的姐姐三人对宗教圣物的捐赠行为。至于其他世俗的统治职责似乎就只有留给他人来完成了，于是朝廷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有权有势的宦官，帝国境内也涌现出许多的外国军官，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阿兰人（Alans），即阿尔达布尔（Ardabur）和他的儿子阿斯帕尔（Aspar）。
当霍诺留斯在423年去世之后，西罗马帝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关键时刻，又是东罗马帝国出手相救，适时派出军队，将合法的继承人瓦伦丁尼安三世扶上王位。但真正在背后执掌大权的是罗马军事指挥官弗拉维斯·埃蒂乌斯（Flavius Aetius），他极为成功地遏制住了蛮族的入侵势头。虽然各方势力的对手们已经明朗，但在5世纪20年代，当匈奴人朝着多瑙河再次逐渐往西推进时，他们彼此力量的对比却发生了改变。虽然在5世纪20年代早期，匈奴人作为罗马帝国的盟军在意大利同篡权者发生过零星的战斗，但434年，他们在首领鲁阿（Rua）的带领下，对君士坦丁堡的腹地——色雷斯地区发动了凶狠的进攻。不过，匈奴首领在这场战役中遭到了雷击——据文献资料显示，他受到的这种惩罚是狄奥多西二世的祷告所致。继承鲁阿王位的是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Attila）和布列达（Bleda）。在他们的带领下，匈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权力结构大幅巩固、政治目标更加清晰。当东西罗马帝国军队大举进攻汪达尔人时【12】，匈奴人却趁此机会开始进攻多瑙河区域。东罗马的军队被迫撤退，这就相当于正式承认汪达尔人占领了非洲地区。并且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东罗马帝国在对抗匈奴军队时屡战屡败，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采取向他们上贡的方式来换取和平。到了447年，布列达去世，阿提拉成为匈奴唯一的领袖，他继续发动对罗马帝国的进攻。
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去世，身后没有男性后裔继承王位。于是罗马军队故伎重演，更确切地说是强势的阿斯帕尔出面，他选择了年长的军官马尔西安（Marcian）来继承狄奥多西的王位。普尔喀丽娅同意嫁给马尔西安——一场和她的童贞誓言相符的有名无实的婚姻。这样，罗马帝国的权力更替才多少保留了一点朝代连续的颜面。451年，东罗马帝国和阿提拉达成和解，于是匈奴人转而往西挺进。西罗马帝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它决定不再利用匈奴人对付日耳曼人和其他入侵异族，而是采取完全相反的一套策略。此外，西罗马帝国为保住自己的地盘，放任阿提拉在意大利对许多重要城市进行洗劫。453年，阿提拉去世，这其实对罗马帝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匈奴人为争夺王位而掀起了激烈的斗争。当初组成这个帝国的各个民族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而不断发动战争，结果导致匈奴帝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分崩离析了。这些民族争取独立的故事被写进了脍炙人口的《尼伯龙根传奇》（Nibelungensaga），构成了挪威和日耳曼神话的重要基础。然而日耳曼民族在挺过这场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了，这对西罗马帝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这就越来越意味着它不能将他们逐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意识，再加上西罗马帝国的资源也在日益缩减，导致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个帝国既然不能给人提供既得利益，因此也就不值得再去费力保护。这样一来，日耳曼军官们自己统治这片被征服的领土也就不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遗留下来的罗马大地主们也不再担心自己可能处于某个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当时的权力之争上演得非常惨烈，这也导致西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逐渐土崩瓦解。
在东罗马帝国，马尔西安和普尔喀丽娅的统治与一次事件联系在一起，这就是451年的卡尔西登宗教会议，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是第一场被指定来代表整个基督教会的宗教会议，换言之，它可以代表普世大公基督教会（Universal Christian Church），因此能够就信仰问题做出裁决。当时的阿里乌斯教派，虽然在尼西亚会议上遭到谴责，但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支持下重新活跃，结果导致许多坚持尼西亚正统教义的教会人士被迫流亡。
狄奥多西一世一心想证明自己对正统派的虔诚和支持，于是就任命圣额我略·纳齐安（Gregory of Nazianzos）——这位当时最博学、最出名的神学家之一——作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此人在381年帮助狄奥多西一世重新召集了一次主教会议，再度讨论关于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这次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对尼西亚信条进行了大量补充（也涉及一些删减）和澄清，其中主要是涉及对圣灵进行定义。此外，它修改了普世大公教会确定的教区等级次序，将帝国首都、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排在亚历山德里亚和安提阿这两个资格更老的教区前面，从而仅次于罗马。罗马城由于埋葬着两位基督圣徒彼得和保罗，而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最为重要的荣耀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在随后几百年的历史中将引发无穷的后患。
除了宗教方面，帝国的政治生活也并不平静。马尔西安的统治极度依赖阿斯帕尔和他的儿子阿尔达布尔。虽然身为阿里乌斯派别的信徒——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很多人的鄙视，但这些军官们的确做了很多慈善事业来缓和人们对他们所产生的反感（例如，阿斯帕尔在459年修建了一座蓄水池，而这项工程对于一个直到今天仍受供水困扰的城市而言，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这些阿兰人对东罗马政权的控制延续到了下一任皇帝身上，他就是利奥一世（LeoⅠ，457～474）。利奥一世来自巴尔干半岛，他像马尔西安一样，以前也曾担任军区司令一职，所以军事经验非常丰富。利奥一世曾在阿斯帕尔手下效力，而阿斯帕尔决定再度干政，将利奥一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利奥一世上台之后不久就尽力和阿斯帕尔撇清关系，他提拔自己的家人以及来自伊苏里亚（Isaurian）的科迪萨（Kodissa）的儿子塔瑞瑟斯（Tarasis），让他们身居要职，以此来遏制并对抗阿斯帕尔。伊苏里亚人来自小亚细亚南部山区，以彪悍勇猛的打家劫舍行径而著名。5世纪60年代末，塔瑞瑟斯在东罗马帝国混得风生水起，地位一路飙升：他先是诬陷阿尔达布尔勾结波斯人而将其整垮；然后娶了阿里亚德妮（Ariadne）公主为妻，还给自己改了一个希腊名字，叫作芝诺（Zeno），并担任一连串的军事要职。468年，东罗马帝国针对汪达尔人发动了一场耗资巨大的远征活动（几乎用光了帝国整整一年的财政收入），由于阿斯帕尔的原因，罗马军队遭受重创，惨败而归，显然帝国内认为收拾他的时机到了。471年，阿斯帕尔和阿尔达布尔两人都在皇宫里被人暗杀。等到利奥一世于474年去世之后，芝诺先是辅佐利奥一世的幼子利奥二世（Leo Ⅱ）摄政，但由于利奥二世也在不久后夭折，于是芝诺就顺利登上了皇位。
芝诺执政非常艰难，因为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叛乱频发，其中一些甚至来自伊苏里亚人内部。人们对伊苏里亚人集体的飞黄腾达非常反感，于是经常出现针对伊苏里亚人的武装反叛，这些反抗行为在5世纪的最后10年时间里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在芝诺的支持下，奥多亚克（Odoacer）——一位东日耳曼国王——在476年赶走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然后宣誓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并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意大利。后来奥多亚克开始把自己的势力往达尔马提亚地区发展，这就威胁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安全，于是芝诺派遣提奥德里克（Theoderic）前去迎战。提奥德里克当时是东哥特人的国王，在君士坦丁堡以人质的身份长大，不过他在5世纪80年代早期就逐渐将整个东哥特民族统一起来了。在489年，他成功地侵入了意大利，并有望能在不久之后取代奥多亚克，实现自己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但当时东哥特人决定要撤离巴尔干半岛，于是帝国东部边境变得安全了。但在更远的西部和西南部边境，东罗马帝国只能通过缔结条约的方式才能维持领土现状。在这些地方，东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西班牙和高卢的绝大部分地区被西哥特人控制，而北非则落到了汪达尔人的手中。
在宗教领域，芝诺试图弥补卡尔西登会议留下的裂痕，于是他在482年颁布了《联合诏令》（Henotikon），其内容是谴责聂斯脱里（Nestorios），但又禁止举行任何关于基督性质的讨论，甚至不准讨论利奥教皇的教义书信。在短期之内东部教会似乎对这种安排没有异议，但罗马教会却觉得自己的教义受到了挑战（《联合诏令》似乎在暗示君士坦丁堡位于五大教区之首），于是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决裂，并且这种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518年。491年，芝诺去世，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男性后裔可以继承皇位。
帝国早期的社会结构
罗马帝国的社会通常被描绘成一种金字塔结构：皇帝位于顶端；下面排列的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权力、财富，享有社会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而绝大多数老百姓与上述特权无缘，只能待在最底层，构成金字塔的巨大基座。在5世纪，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组成内容还是和以前一样，但其中精英阶层的成员却发生了改变。当初君士坦丁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开创元老院时，其目的是将以前元老院中的贵族吸引到这个新的机构中来。但他未能如愿，相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中逐渐挤满了来自希腊东部地区的新面孔。如同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一样，其元老院也和罗马的元老院几乎没有任何雷同之处，例如它既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独立的权力，因为它本身就完全处于皇帝的掌控之下。本来，抬高皇帝地位、凸显皇帝权威的做法从四帝共治或者更早时期就开始了，只是到了君士坦丁一世时期才得以定型。基督教可能确实将皇帝们从长期霸占的神圣地位上拉了下来（因为在基督徒眼中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神），但朝廷设立的各种仪式套路却始终是在皇帝（所谓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与帝国臣民之间形成了一道界线。
纵观拜占庭帝国的整个历史，军队都是造就皇帝的重要力量，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朝代的延续性无疑也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每位新皇帝在登基时，都会被抬到一张盾牌上，在士兵的欢呼声和飘扬的旌旗的簇拥下，开始自己的帝王生涯。不同于罗马城中的情况，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起初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更别说城中的老百姓了。但随着皇帝们不再出去行军打仗而是选择在此坐镇管理，他们和作战军队的关系开始逐渐疏远，而同朝廷以及元老院的关系则日益密切，这个发展趋势渐渐影响了帝国的权力动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虽然元老院对权力事务的介入看似突然，但实际上它先前却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发展。于是我们看到，虽然马尔西安继承皇位一事还得经过军队的挑选和认可，但他的继承者利奥一世却是直接由元老院确定的人选，只需等到来自军队的一阵欢呼，就可以顺利地完成皇权的更换。
这一时期的社会精英阶层中增添了一批新的人员，他们就是教会以及教会的首脑人物，即那些主教们。基督教的主教们从君士坦丁统治时代起就不只是纯粹的精神领袖，而同时也是日益增长的教会财富的实际管家——当然这些教会财富的多寡厚薄会因地而异。许多主教就来自于地主阶级，他们选择在教会任职只是为自己今后从政铺平道路。由于蒙受皇恩，加上众多的私人捐赠，教会一跃成为这一时期罗马帝国最大的地主阶级。因此，跻身于教会或元老院的精英阶层，就成为人们可以选择的一条升官敛财的常见渠道。在5世纪，这两类人在维护和捍卫卡尔西登正统教义方面逐渐走到了一块。这不但在基督教内部，甚至在整个社会上都造成了两极分化，从而意味着在一性论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地区，基督教牧师们很容易获得处于社会经济阶级底层的人民的支持，并以此来反抗那些被视为代表国家来横征暴敛、压榨人民的政府官员。
社会阶级的最底层还是市民和农民，但是关于前者的文献资料要比后者丰富得多。君士坦丁堡的人民，不像罗马城的人民那样拥有悠久的参政历史，他们只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起到一些点缀性的配角作用，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像马戏团的观众一样，在竞技场照例为皇家选手们呐喊助威而已。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观众不配合演出的情况，他们宣泄不满或高喊反动口号，这时就会上演这种情形下的传统保留节目——暴力冲突，其中情节跌宕起伏，出现战车来回冲锋或饥荒盛行等经典场景。但一般这种情况都会遭到统治阶级特别严酷的镇压，例如狄奥多西一世就曾下令剿灭在帖撒罗尼迦地区爆发的一场武装叛乱。当时是在390年，拜占庭政府逮捕了一名深得民心的战车驭手，从而引发了这场暴乱。
社会稳定与经济扩张
这一时期在帝国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生活主要呈现出一种扩张趋势。其中人口方面的发展变化是最明显、最容易识别的，表现为城市不断发展（城市绝对数量的增加以及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农村人口增长。已经有考古资料证实社区扩张已经触及了一些边缘地带——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更容易耕种的土地已经没有了。一些地区由于在蛮族的侵扰中遭受了更多苦难，自然更为萧条，但总体而言，帝国的东部经历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当然繁荣程度也存在地区差异，并且至少一直持续到6世纪中叶，甚至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久远。
社会的精英阶层从这次经济扩张中受益最多。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贵族阶级，他们服务的对象包括帝国政府（它逐渐代替了过时的元老院）、基督教会和某些寺院、教徒圣祠以及帝国国库（帝国所有的财政收入）本身。但大多数劳动人民只能耕种土地，而奴隶不再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他们的作用逐渐被隶农所取代。这些隶农是具有依附性的农民，他们从4世纪早期开始就和自己耕种的土地绑在了一起。身为自由民的小佃农和中等地主同样都是农村复杂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而毋庸置疑，大量的土地资源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推出的赋税与货币改革制度的基础之上，出现了一种稳定的税收制度，并且，通过苏勒德斯这种坚挺的金币，支撑起了社会的交换体系。这样就把这台历史大剧中的演员和道具都准备好了，剩下的问题是他们如何互动并彼此影响。国家要刺激农业生产，例如，帝国要养活日益壮大的军队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就必须生产大量的粮食。这反过来会激励人们种植这些粮食作物来满足帝国的种种需要。但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探究：大地主们是否只愿意生产国家与自身所需的粮食，并且靠出租土地而赚取大部分收入，还是他们会设法通过其他的剥削手段（例如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以及通过贷款间接投资于贸易，从而获取额外收入呢？至于把钱财投资于改良工程（例如引水）或农业机械（例如水车），以及这样做对农业生产的潜在影响，则属于另一个问题，不过它同样涉及精英阶层对农业生产的参与程度。简而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把当时的大地主阶级看成保守的食利者，还是眼光超前的准企业家。贸易（特别是长途贸易）的重要性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政府对粮食交易实行补贴，但这也意味着要为更多货物的运输费用买单（把粮食运输到君士坦丁堡的船只不会两手空空地返回埃及）。精英阶层的消费，特别是广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朝廷的需求，是促进这种长途贸易的重要动力。显然，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也存在贸易活动，这表明罗马帝国各个城市和它们的腹地之间保持着紧密联系，同时也说明整个帝国内部的交通，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都状态良好。君士坦丁堡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例子：尤利安以及后来的狄奥多西一世在统治期间，不仅大力兴建了粮仓和其他存储设施，还在城市的南岸建造了两个巨大的人工港口。如此一来，君士坦丁堡港口的停靠码头长达约4千米，总容量的最高纪录曾经达到了约400艘船只。
巨大变化
拜占庭帝国在4世纪和5世纪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当然要属基督教化。在313年，罗马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行为，并且之后这种发展趋势开始变得越发明朗，乃至4世纪末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国教。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上，除了尤利安属于一个例外，其他所有的皇帝都是基督教徒，这使得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获得了种种特权，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文化，从外（领土上四处林立的基督教堂、公共场合的基督艺术和宗教仪式）到内（对于身体和家庭的态度、生活理想以及最终对宇宙的认识）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既然拜占庭皇帝在立法上青睐基督教，这就意味着他们必然采取措施压制其他宗教，特别是要禁止当时还非常流行的远古崇拜。根据这方面的法律文献显示，他们对其他宗教一直在逐渐加大打压和限制的力度，例如拜占庭政府撤销了对异教崇拜的支持，剥夺寺院财产，禁止献祭（先是在公共场合，后是在家里），禁止开放寺庙用于宗教仪式……但实际生活中的执行情况显然不会这么严格。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例如389年，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徒就和当地的异教徒（似乎是前者挑起了这场争端）发生冲突，造成许多伤亡，最终导致著名的塞拉庇斯神庙被拆毁。在这之前，利巴尼奥（Libanios），这位安提阿的导师兼著名演说家，就曾写了一篇无可辩驳的文章，基于实际的理由提出捍卫寺庙的重要性（例如寺庙是精美的建筑，如果政府不拆毁它们，就可以派上多种用途）。然而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发展之后，也就是415年，身为哲学家兼数学家的希帕蒂娅（Hypatia）在亚历山大被一群基督教徒以私刑处死，其中还牵扯到该城的主教。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但说明亚历山大已经成为滋生暴力的温床，同时还说明异教徒已经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了。但我们不应当被这些事件误导，认为当时整个拜占庭帝国对异教徒采取了精心安排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其实这一切只是说明古老宗教通过礼拜仪式在公众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这些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结构已逐渐被损坏了。一些古代形成的制度也在逐渐消失，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在4世纪90年代就停办了，其部分原因在于狄奥多西禁止异教活动，同时也是阿拉里克对希腊进行破坏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公众生活中有很多人物，他们并不掩饰异教徒身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事业的发展，他们依然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从4世纪末到5世纪早期罗马的元老院曾经出现过异教的复兴，其实现在应当重新评价这个现象，并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罗马的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而那些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精英人士也已经认可了这种发展趋势，并且至多只是希望自己的异教徒身份能够得到别人的容忍，从而可以和平共处。
由于基督教徒的自信越来越强，基督教会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再加上基督主教们在各自教区都担任着领导职务，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拜占庭帝国的城市里面出现了很多新型建筑，即用于照顾老、病、孤、寡、穷等弱势群体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在4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最初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阿里乌斯派教出资修建，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正统教会照搬过去了。虽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考古证据，但我们还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慈善机构曾经存在并且极受欢迎，它们一是证实了基督教会的势力日渐增长，二是在帮助城里的穷人和贫苦大众方面的确起到了切实的救济作用，因为这些人无从享受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好处。
不仅城市里面出现的基督教堂越来越多，而且乡下的面貌同样被不断出现的基督教寺院所改变。于是，起初那些离群索居、过着苦行生活的隐士们只能撤退到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地带，效仿耶稣基督在沙漠中隐居40日的先例（英语中的隐士“hermit”就来源于希腊语中表示沙漠的单词）。这些隐士的追随者和信徒们跟着他们的足迹寻来，这常常逼得他们只能退隐到离文明社会更偏远的地方。同时，随着隐士数量的增多，也就有人希望能让他们的这种隐居方式规范起来，于是在帕克尔米欧斯（Pachomios）的组织下，第一个隐士社区于4世纪中叶在埃及出现了，但不是修建在沙漠地区，而是处于沙漠和人居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帕克尔米隐士社区举办得非常成功，这种隐居生活方式也很快流行起来，它的特点是经受磨难、进行体力劳动、拒绝身外之物和红尘诱惑、保持独身状态并为公众祈福，这在罗马帝国晚期传遍了全国。鉴于农村地区的这些寺庙建在沙漠里面或邻近沙漠区域（或者至少是在像沙漠一样的山区、树林和人烟都稀少的苦寒之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它们会被搬迁到村落和城市之中或周边地区。这时人们用高高的围墙和各种清规戒律把寺院内部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从而起到模拟沙漠的象征作用，并规范了隐修士与俗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
此外，人们从前向往的理想也被基督教宣扬的理想所取代，并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心底。2世纪左右，基督教出现了一些新鲜的思想认识，涉及人的身体以及家庭的组成和作用，而它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当初君士坦丁一世废除了奥古斯都时期针对无子嗣行为的惩罚法规，从而让纯洁、童贞和禁欲成为社会认可的生活方式。苦行僧和寺院修士身体力行地表现出对人的肉体以及物质世界的鄙视和摒弃，使得周围的人们深受影响，他们把这些特殊人物视为新的英雄和道德模范，因此在信徒社区经常有人寻求得到他们的祈福和代祈。大批基督教徒——其中越来越多的是出生在宗教迫害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在帝国政府以及教会权力机构中身居要职，他们开始创作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但其作者是基督教徒，而且读者对象也是基督教徒。但是，经典文学也没有被全盘否定，而是被融入了基督教的一种新型教育体系，其中荷马的作品和圣经诗篇受到同等重视。这就使大批的希腊作品得以保存，否则它们早就因无人问津或敌意排斥而消失殆尽了。当时人们通过改编旧的体裁并创作新的体裁，创作出了很多体裁杂糅的新型文学作品，像圣徒传记（例如亚他那修所著的《圣安东尼传》中所描述的圣安东尼的生平故事，因为他是基督教隐士的原型）或传经布道用的劝世警文，其中借鉴了很多古代的修辞手法，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君士坦丁堡
没有什么地方比君士坦丁堡更能清楚地体现基督教理念和帝国思想的融合。它在形成阶段所设计的布局和功能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它在以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整个帝国产生联系的基本方式。我们对拜占庭历史的大多数认识和讨论都与君士坦丁堡相关，以至于让人觉得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仿佛完全就是一回事。
君士坦丁一世发起的这项巨大建筑工程显然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完成，而是随后一直持续了好几十年才竣工。这座城市是以罗马城为模型（甚至模仿了罗马城的七座小山）而修建的，因此不久就被人们称为“第二罗马”或“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称号至今仍保持着和罗马相关的联系，他拥有的另一头衔为君士坦丁堡——第二罗马的大主教）。它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的皇家工程：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城中新建了众多的房屋和大型公共设施，而且还因为其中有数以百计的雕塑和艺术作品，它们都是从帝国四处搜集并运来起装饰作用的，其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种当时拜占庭王朝所欠缺的历史感，以凸显这座城市的重要性。至今人们还在争论：当初纪念君士坦丁堡的庆祝仪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城市性质，是否严格遵循了基督教的要求，或者说，其中是否夹杂了某些“异教因素”？或许要想找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就要认识到该城中一些关于异教徒的纪念碑也被保存了下来（或许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装饰）；同样庆祝仪式的某些方面肯定会让人联想起异教徒的历史，虽然它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自己和罗马帝国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君士坦丁堡从一开始就是在完全体现它的再造者——君士坦丁大帝的创作意图。皇帝本人是一名基督教徒，因此修建这座城市时，就需要考虑到如何实现一座基督教城所必须拥有的全部实际功能。它的基本形状是依据早期的构造：王宫/竞技场相互连接（四座宫殿都是这样），一些（极少）教堂和圣祠，当然还少不了公共建筑，例如元老院和一些举行庆祝仪式的场地，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广场，其中心矗立着一根斑岩石柱，上面站立着一个裸体雕塑，头戴一顶光芒四射的太阳王冠。这座城市在4世纪末和5世纪时扩建了规模，显得更加雄伟，其中增加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包括众多的港口、蓄水池、喷泉以及一条引水渠、一些粮仓、在内陆和海岸新修的围墙、一个新建的法庭、许多进献圆柱以及大量教堂和修道院。同罗马保持联系显然仍旧非常重要，这可以从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竞技场矗立起来的那座方尖碑上得到印证，不过当时西方也有人质疑这座新都的罗马身份，可能是想借此来对整个东罗马帝国进行否定。
君士坦丁在这座首都建造的教堂中，耗时最久的显然是他给自己修建的陵墓——圣使徒教堂（the Holy Apostles）。虽然这座陵墓没有被保存下来，但相关的文献资料清楚地表明君士坦丁一世希望自己能被安葬在一口斑岩石棺里，而石棺外面则是一个圆顶空间，旁边围着十二口石棺，准备用来装殓十二门徒的遗物——这也是第一次将基督圣徒的遗骸从他们本来的坟墓迁往另一个地方。如果君士坦丁一世没有表达希望自己能以与耶稣基督相似的方式——用门徒们的尸骸包围自己的尸骸——被埋葬，那么将他的陵墓布置成这种形式就毫无意义了。君士坦丁的葬礼，也是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的葬礼，注定会对后世产生持久的影响。其中，军队是葬礼队伍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支队伍显然是由基督徒和祭拜仪式人员组成，最后以君士坦丁一世葬入陵墓中而告终。然而，他的葬礼也未能完全避免异教因素（因为在他死后发行的货币显示这位皇帝已经被神化了），而这就表明君士坦丁一世的统治具有过渡性质：一方面他已经开始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古老的传统又未被完全清除。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的待遇规格似乎有所降低，例如他的陵墓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占据中心位置，而是最终被置于一个和其他门徒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个事实凸显出当时的社会具有流动性和过渡性质，皈依基督教的皇帝不再被人们视为像上帝一样至高无上，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仍然比别人享有更接近神性的优先特权。
君士坦丁堡一方面不断大量新修教堂，另一方面则设法把存放在其他重要圣祠之中的圣徒遗物转移进来，这样它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圣地。在5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附近甚至居住着一位在世的圣徒——“石柱人”圣达内尔（Daniel the Stylite），这使得该城备受荣耀。这位苦修者，虽然整日生活在一根柱子上面，但前来膜拜和问道的信徒却络绎不绝，其中就包括拜占庭皇帝和他的朝臣。然而，君士坦丁堡除了依靠自身的努力之外，仍然需要引进人才，例如它引进了两位博学的牧首，即圣额我略·纳齐安和圣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而异教演说家兼政治家德米斯修（Themistios）从君士坦提乌斯到狄奥多西一世执政期间一直在朝廷身居显位。但随着权力和财富在首都日益集中，以及各种赞助也相应增多，这必然意味着君坦丁堡的人才状况会发生改变。于是在425年，拜占庭政府创办了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以前的研究文献中将其错误地命名为大学），学校可以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教授语法、修辞、哲学和法律，这项举措表明君士坦丁堡试图跻身为重要的教育中心，从而可以和擅长教授法律的贝鲁特、擅长教授医学的亚历山大以及擅长教授哲学的雅典一样享有盛名。
搜集整理从君士坦丁一世到狄奥多西二世期间颁布的法律文献的主体工作用了10年的时间（429～438）才完成，当然这也说明当时城中法律资料极其丰富。到了5世纪，君士坦丁堡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皇宫所在地，而且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之一，后来则成为这个帝国唯一的首都。它成为一座帝王们不愿舍弃的都城，因为城中的设施和建筑提供了一种适宜的宗教背景，让他们在人间也能模仿“天国”的统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