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拜占庭
对大多数人来说，“拜占庭”（Byzantium）这个词并不熟悉。在英语中，“拜占庭”（byzantine）通常被用来形容异常复杂的事物；而在法语中，“这是拜占庭”（c'est Byzance）通常是指某种华丽而奢侈的事物。如果语言可能会误导人，那么砖头和石头之类的实物呢？拜占庭留在地面的遗迹大致可分为两类：教堂和城墙。其中，教堂数量比城墙多得多，也更受人重视。它们的存在似乎证实了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以教会和信仰占据着中心位置的国家。这些教堂通常被用马赛克镶嵌画、壁画、圣像和彩色大理石装饰得富丽堂皇，深深地吸引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并让他们的思绪穿越时空，聚焦于那个卓越的古老帝国。与之相比，城墙往往被人忽视。它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好像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其实独具研究价值。城墙是一个国家历史悠久的标志，在这个国家里，与周围的各种敌对力量不断进行战争就是一个显著特征。修建城墙是为了保护重要的城市，而这些城市一旦发展壮大，就需要拆毁城墙腾出更多空间。与此同时，城墙也需要人们不断维护修缮，用铭文进行美化装饰，以此来纪念城墙的建造者。所以，城墙会让我们记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历史，并知道人们不仅仅只会对着它祈祷。
本书的初衷就是还原关于这个帝国的一些基本史实。我们牢牢结合欧洲和中东地区在中世纪的历史背景，对拜占庭帝国进行直接而客观的描述，希望以此能够突破长久以来人们对它的一些刻板印象。由于拜占庭帝国在其存在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横跨东西方，所以在兼收东西方地域特质的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因此人们很容易——甚至很“方便”地——会忽视它的存在。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拜占庭是构成欧洲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并且极为迷人的组成部分，它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并加以严肃研究。
我甚至在本书开篇的这则简短导言中，就遇到了一个写作难题。我们知道，历史名词极为重要，虽然我们有时因循守旧而对它们的存在习以为常。比如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拜占庭”这个名字。它原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希腊语中为“Byzantion”），是位于雅典附近的古希腊城邦迈加拉（Megara）的一个移民城市。拜占庭于公元前7世纪就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这个位置建立起来。而“拜占庭”，即“Byzantine”这个专业术语是在16世纪才被正式提出的（参看第9章），在本书中，即来指代所讨论的这个古老帝国。但当时拜占庭帝国的人民从未听说过拜占庭这个名字，更别提他们会对其认同了。这就像将法国叫作鲁特西亚政权（Lutetian），或将大英帝国叫作伦仃的国家（Londinian）一样[1]。虽然我们今天称这些人为拜占庭人，但他们当时却称自己为罗马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国家与奥古斯都帝国一脉相承，而这在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这种自我认同显而易见，如在4世纪至15世纪之间，它的历任国家最高统治者一直称自己为罗马皇帝。当时，它的东部邻国和敌对势力也认可这种称号：塞尔柱人（Seljuqs）和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都称呼这个国家及其领土为“罗姆”[2]。至少在20世纪晚期以前，希腊语中一直保留着他们称呼自己的一种说法：romios（罗马人，但字面意思是希腊人）。但是，当时无论是在欧洲西部还是在巴尔干地区，还有相当多的其他国家，他们把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就西部国家而言，这样称呼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在800年，一旦某个罗马人在罗马加冕称帝（见第4章），其他帝国就不能再把“罗马”加在自己的名称前面，因此就出现了自称为希腊或君士坦丁堡政权的情况。然而，将拜占庭帝国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政权）”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因为这就相当于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威和势力影响范围局限在它的首都地区，从而丧失了用“罗马的”做定语所蕴含的广泛含义。而采用“希腊的”这种说法更不妥当。虽然希腊语的确是当时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的主流语言，但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带上贬义：它带有异教徒的意味。因此，一个基督教政权是绝不可能把自己和一个几乎带着这种意味的字眼扯上关系的。
虽然“拜占庭”这种叫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被人们广为接受，但是如果直接用其真正含义“罗马”来指代一个时代，例如公元300年之后的那段时期，却容易产生某种误导作用。国名前的形容词使得政权的性质区分得更加清晰，例如东罗马帝国就是强调它位于东地中海世界和黎凡特地区，这样就排除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长期存在。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也有人（仿照“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将其说成“罗马正统教（的政权）”，其中强调的是它的宗教信仰。但这种说法由于混淆了时代顺序而更显荒谬。“正统教”是每个基督教派都会声称自己具有的基本属性。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才会用“正统教”指代东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基督教（即东正教），但将它用于中世纪则会产生误导作用。因此，在后文中，我们将采用传统的说法“拜占庭的”或“拜占庭”来避免歧义，但读者应当了解这是一种并不准确的表达。
虽然解决了拜占庭帝国名称的表述问题，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年代顺序。如果我们从帝国的结局开始，讲述就会变得简单一些：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古老的拜占庭帝国从此终结。但它的起源却始终非常模糊，并且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对此也争议激烈。那些（像我一样）喜欢着眼于长远的人，以君士坦丁一世（324～337）的统治作为拜占庭帝国的起点。也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我们才支持拜占庭人对罗马帝国的自我认同感。自从君士坦丁修建君士坦丁堡之后，这座城市迅速发展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并且直到在1453年被攻占以前，它一直处于这个地位。因此我找不出丝毫理由可以把拜占庭历史的开端挪到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个在4世纪就建立起来的古老帝国，在其千年历史中就一成不变——事实远非如此。然而，在我看来，拜占庭帝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这些波折变化的激烈程度，都不足以改变它的政权性质：例如，直到拜占庭帝国的终结时期，它的法律体系总体上还是基于先前罗马帝国的法制框架。这个国家的首都、纪念碑、官职设置、机构设置和仪式，总是自觉地保留着那些与过去相连的核心元素。如果君士坦丁一世可以乘坐时间机器去拜访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和他同名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他肯定会对这个帝国及其首都颓废残败的景象大吃一惊；不过在惊讶之余，他仍然能够从中发现很多熟悉的元素，特别是一些当初由他一手所创建的标志性建筑物。
所以，一个国家的存在不仅可以用时间来衡量，也可以用空间来判断。当然，拜占庭帝国的疆域范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变化。我们可以将这种领土变化的大致情况比作一种波浪运动。罗马帝国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领土从不列颠到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从葡萄牙到美索不达米亚，几乎覆盖了400万平方千米。395年，它被分成了东西两个行政区域，其中东部占地约140万平方千米，包括从贝尔格莱德到今天的利比亚一线以东的地区。由于政治方面的发展变化，两个区域之间的结构划分以后就一直固定了下来。但在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发动了重新征服之战，再度统一了意大利，也就是从西班牙南部到今天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以及利比亚等领土之间的一片地带，使地中海又一次成为拜占庭的内陆湖，而拜占庭帝国的东西两片区域也在短期之内得以统一。在这段时期，拜占庭的人口和经济都得到了增长。565年，查士丁尼去世，随后拜占庭帝国就失去了意大利的大片领地以及在西班牙的据点；从7世纪20年代开始，又相继失去了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些地方先是被波斯人占领，后来在7世纪30年代，又被阿拉伯人永远占领。与此同时，南边的巴尔干人，尤其是希腊人，都基本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有效统治范围。到了7世纪末，北非也已被攻占了，拜占庭帝国就只在意大利还剩下一些土地【1】，其他领土则明显集中在爱琴海两岸区域——整个帝国实际上丧失了几乎半壁江山。在接下来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首先遏制住阿拉伯人的进攻，并多少修复了一处边境地带，接着恢复了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最后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叙利亚地区将领土向东部和南部推进。但它占领的领土面积不大，也不稳定。11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分别是意大利的诺曼人和东方的塞尔柱人，他们在边境地带不断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使得它的核心疆域再次收缩到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和安纳托利亚的部分地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改变了黎凡特地区的形势，拜占庭帝国趁机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扩张领土，但这种扩张势头在1204年明显受挫，因为当时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不但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还把拜占庭帝国分解成了几十个小邦。虽然发生于1261年的重新征服之战进展迅速，但拜占庭帝国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个世纪中领土面积不断萎缩：最先失去的是安纳托利亚，其中大部分土地是在14世纪上半叶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夺走了；紧接着巴尔干各省步其后尘；到帝国生命的最后50年，拜占庭只剩下几个点缀在大海之上靠海路相连的城邦国家了。
物质社会
很显然，有些地区（现代希腊和土耳其）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而其他地区，要么长期作为帝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意大利南部），要么因为较早脱离拜占庭的统治，从而在帝国悠久的生存史中只能处于边缘位置（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北非）。显然这些地区的形势变化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它的国防、农业制度和生产、商品交换以及沟通网络。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拜占庭帝国的这些特征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土地最肥沃、人口最稠密，多条河流为农业提供了灌溉用水。它的南北两翼都是长长的山区地带，分别是庞廷山脉以及雁行排列的托罗斯山脉。安纳托利亚高原位居中部、面积最大，但大部分都是半干旱地区，然而其中一些地方【2】却有人居住并从事农耕。高原的南北两面山脉环抱、防卫严密，但一条从高原西南部延伸到伊朗的通道却成了薄弱之处，入侵者往往就是沿着这条通道攻入安纳托利亚。与君士坦丁堡仅一水相隔的比提尼亚（Bithynia），以及首府在欧洲一侧的色雷斯，都由于首都的位置影响而与其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大都会区。比提尼亚将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连接起来，而色雷斯和罗马的交通要道则将它连接到巴尔干半岛以及意大利的内陆地区。两条罗马干道将君士坦丁堡同色雷斯与巴尔干地区连接起来：其中一条通过伊格纳提阿（Egnatia）横跨马其顿直达阿尔巴尼亚海岸，提供了连接意大利的便利水道；另一条则通过军事要道特拉亚纳（Traiana），将君士坦丁堡同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3】、塞迪卡（索非亚旧称）以及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贝尔格莱德旧称）连接起来。君士坦丁堡作为战略要地，不但可以通过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相连，而且可以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与黑海相连。此外，克里米亚半岛南部和东南部的土地特别富饶，黑海的西岸、北岸通过多瑙河、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与顿河等水系和欧洲的中部、北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连接起来。
爱琴海海岸环绕希腊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内陆湖。众多的岛屿使得拜占庭帝国可以与东西两边保持密切联系。希腊大陆位于爱琴海西部，大部分属于山区，但也有一些平原，从而让这片土地显得不那么零散。拜占庭往北有一条通向匈牙利平原的大通道，由于夹在山脉【4】之间，因此能够得到的保护相当薄弱。多瑙河是罗马领土和草原上各种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从亚得里亚海的西海岸到意大利南部有一片很便捷的连接区域，这个地区主要包括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阿普利亚（Apulia）。直到11世纪的最后25年，它们都长期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而且这两个地区均可以通过古道与罗马相连。卡拉布里亚靠近西西里岛，可以通往第勒尼安海，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非海岸在地理上具有某些相似性：一方面，由于它们的背后都是沙漠地带，所以定居点和农业生产都集中在沿海一带地方（例如叙利亚就集中在100～150千米的一片区域）。但是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讲，埃及处于尼罗河及其三角洲所围绕的一片沙漠中，然而尼罗河富饶的冲积物使得埃及成为罗马最具生产力的省份：超过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包括大量用于养活君士坦丁堡不断增长人口的粮食，都来自这片区域。尼罗河也把沿岸地方连接起来，从远在南方的今天的阿斯旺到地中海海岸。此外，尼罗河还通过支流连接到了红海，并通过红海连接到了印度。
尽管其他地区很少受到拜占庭帝国的直接统治，但后者往往通过外交手段以及扶持当地傀儡政权的方式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最典型的先是对亚美尼亚（Armenia）和高加索（Caucasus）地区进行控制，因为这里是拜占庭最初与波斯冲突的主要战场，随后拜占庭对阿拉伯的哈里发，最后对突厥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从而实现对高加索以外的邻近区域【5】实行跨境管辖和控制。
但谈到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时，首先我们承认只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推测，因为拜占庭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准确的统计数字。人口统计显然是在领土变更之后才出现的，但也有其他因素会产生影响，例如暴发瘟疫（一次从541年持续到750年；另一次从1347年持续到1453年，甚至更久之后）以及战争——它们不但都能直接夺人性命，而且还导致社会混乱动荡，极大地影响人口繁衍并引发人口迁徙。我们大致可以从近古时期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的一次人口积极发展趋势说起：当时，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都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君士坦丁堡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到瘟疫暴发时，它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40万。当时，其他城市同样人口稠密，如安提阿（Antioch，15万20万）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20万30万）。与之相反的是，在5世纪，罗马遭遇了严重的人口萎缩，这给人口只剩下约10万人的帝国罩上了一层阴影，不过它仍然是当时整个西方最大的城市。瘟疫和战争（先是与波斯人，后来是与阿拉伯人）这两大因素共同导致人口减少——到8世纪末，拜占庭帝国的人口极可能已经减少了一半。但从6世纪末期开始，居住在多瑙河以南的斯拉夫人不断涌入，除保加利亚人外，这些人口逐渐被同化（他们开始皈依基督教，很多人都使用希腊语）。此外在同一时期，一些特定的人群（例如亚美尼亚人或斯拉夫人）出于政治或军事原因，或为了补充某些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不断迁移。在9世纪左右出现的人口恢复尽管进程缓慢，但很稳定，这种积极趋势一直持续到14世纪早期。在这期间，拜占庭帝国尽管领土减少，但人口和经济却繁荣起来，这种状况在12世纪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涌现出了很多新兴城市——也许只有6世纪之前的情况可以与之相比。君士坦丁堡当然又成了一个大都市。虽然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创伤并没有阻止这种积极趋势的继续发展，但是在14世纪，瘟疫加上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四处泛滥的敌军入侵——都导致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崩溃。总之，那时的拜占庭帝国已经迅速衰落了。在拜占庭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许多外来民族不断涌入这个帝国，例如在1204年以后，相当数量的西方人（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已经在希腊各地定居，但在总体数量上，他们与14世纪中叶以后迁移到希腊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后来的土耳其人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
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对拜占庭帝国使用的语言也产生了明显影响。直到在7世纪失去了东部领土，拜占庭显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希腊语是希腊化时代以来拜占庭帝国的主流语言，但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不仅被在当地社区中使用，还被用来创作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如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使用古叙利亚语，埃及使用科普特语。拉丁语在帝国西部占主导地位，但直到7世纪，拉丁语在帝国东部的行政管理方面——特别是处理法律和军队事务方面——也是一个重要交流工具。拉丁语在意大利同样是一门主流语言，虽然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也有一些使用希腊语的重要社区。当拜占庭在7世纪之后朝着一个日益统一的帝国发展时，希腊语几乎占据了绝对的霸主地位。当然，语言本身也微妙地反映了一些社会变化情况：至少从11世纪起，许多外国人选择永久定居在拜占庭——他们特别青睐大城市，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尽管他们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但也组成了一些社区（通常有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从而使其居住的地方具有了国际大都会的特征。
与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大多数拜占庭人都依赖土地为生。农业生产和畜牧业为国家提供了粮食和财政收入。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靠天吃饭，而不是依靠精耕细作——因此气候变化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持续时间很长（超过一个收获周期），或者遭遇多种自然灾害的联合打击（例如大旱之后又阴雨连绵）的情况下。我们粗略估计，拜占庭时期的气候情况与今天的气候情况相差不大。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属于温带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没有积雪或霜冻；内陆地区往往由于山势障碍而与海相隔，冬季寒冷下雪，雨水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具有沿海气候的地区由于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人口最多；边缘地区只有在人口增长的大前提下，由于人们需要开发更多土地而不得不去适应更严苛的环境条件时才会有人居住。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拜占庭世界的许多风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情况和以前应当大不相同。自然侵蚀、森林砍伐、港口淤塞或现代大型水利工程（例如疏浚湖泊沼泽、修建大坝和人工湖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拉韦纳（Ravenna）的港口克拉斯（Classe），在8世纪就干涸了。在土耳其南部修建的大型水坝淹没了拜占庭帝国的一些重要边境城市。此外，由于人们使用木材来造船、采矿、冶炼、供暖而大肆砍伐森林，从而改变了达尔马提亚、塞浦路斯和现代黎巴嫩等沿海地区的地形和风貌。
帝国危机
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324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的统治是我们选来探索拜占庭帝国及其长期发展的起点，但必须将其置于在它之前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又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3世纪（235～284）出现的所谓的“3世纪危机”，以及该危机的成功解决（284～337），这为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些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3世纪危机”习惯上是用来描绘从235年【6】到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另一名军官）登上皇位期间出现的一段混乱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大约有51人宣布自己为罗马皇帝，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在战斗中阵亡，就是在时局扭转、形势发展对敌人有利时被自己的部下杀死，而后者则更为常见。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频繁地爆发战争，而且往往是多条战线同时开战：罗马帝国要在东线对付波斯人、在南线对付来自北非的游牧入侵者，而在西线和北线则要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对付日耳曼部落。同众多的敌人打仗几乎把帝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战争花费巨大，统治者们往往会加重赋税（可以预料，这会是一项不受欢迎并遭到强烈抵制的措施）。另一个结果是货币不断贬值，导致囤货现象和通货膨胀。此外，由于这些短命的皇帝大多数来自军队，所以他们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要有效地抵御帝国边缘的敌人威胁，又要保持罗马和元老院继续成为帝国强大的权力中心。罗马城显然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在246年举行了千禧年纪念活动，并且历任皇帝通常都试图控制这座城市，希望在此受到人们的赞扬和认可。然而，不断爆发的战争使得相当多的时间被花费在其他更接近战场的城市上变得非常有必要，例如，位于多瑙河前线的西米乌姆（Sirmium，一个边境城市）、位于莱茵河前线的特里尔（Trier，位于河谷地区），或者位于抗击波斯人前线的安提阿……
显然，这些皇帝中的大多数都希望能解决罗马帝国面临的问题，并将其恢复成一个强权君主统治之下的和平国家。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前期弊端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分享权力（主要是与他们自己的儿子们）、研究更为灵活的军队指挥方案以及训练更多的职业军队，并且越来越重视皇帝的个人素质，通常还会将皇帝和某些神扯上关系，以此证明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自3世纪50年代早期暴发了一场大瘟疫——可能是天花。这种传染病造成许多人死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皇帝。此时由于整体军事局势令人担忧，加上国内瘟疫肆虐，这就让一些统治者【7】倾向于对这种特殊形势作出超自然的解释，即认为当前的种种灾难是由于人们放弃了传统祭祀、激怒神灵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样一来，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强迫人们信奉统一的宗教，然而这样做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导致日益增多的基督教徒受到迫害。于是在3世纪50年代近1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或多或少沦为被普遍迫害的对象：在某些情况下，这还只是意味着损毁书籍、圣物或礼拜场所；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意味着对教会成员或普通信徒施加酷刑或死刑。
284年，戴克里先上台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戴克里先似乎只是在重复以往的执政模式：因为他是一名军官，是在部下的拥戴之下登上皇位的。但这一次出现了变化，因为过去几代人所形成的那种恶性循环被他用一套大胆的措施打破了，而这些措施包含了帝国运行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是他自己新创的，但大部分措施都根植于过去。新旧手段的配合使用似乎恰逢其时，于是规范管理开始大行其道。戴克里先独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他于285年选择了奥勒留·马克西米安（Aurelius Maximianus）作为他的恺撒，翌年将他提升为奥古斯都[3]。这两位统治者都给自己选了一个保护神：戴克里先选的是朱庇特，而马克西米安选的是赫拉克勒斯。在293年，执政团队扩大规模，吸收了两个级别更低的成员，即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Constantius Chlorus）和伽列里乌斯（Galerius），从而为这个时期的罗马政权赢得了一个新的称号：四帝共治制。他们把罗马帝国的领土分成四个部分，每人分别控制一片广阔区域，从而可以更迅速地对敌人的入侵作出反应，并能够快速处理行政问题。其中戴克里先控制着从尼科米底亚【8】开始的东部地区；伽列里乌斯驻扎在西米乌姆和帖撒罗尼迦，并掌管多瑙河一带边境地区；马克西米安则留在米兰，负责的领土范围包括意大利和非洲；而君士坦提乌斯坐镇特里尔，管理莱茵河边境、高卢和不列颠群岛。
为了建立他们之间的联系，四帝共治制中的两位新成员分别娶了两位老皇帝的女儿为妻，并成为老皇帝的养子。于是在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不是与自己的血亲分享权力，而是与挑选出来具有领导素质的男性分享。戴克里先自然要继续推动四帝共治制的发展，当然他推行这套措施主要是希望从内外两个方面强化对帝国的保护作用，并且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的罗马价值观。这个制度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存在价值：帝国在和波斯人的战役中取得了成功，同时在不列颠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罗马人的统治，此外还保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地区。军队是戴克里先努力改革的重点之一，其中特别加强了帝国的防御工事，他不但修建了城墙和堡垒，还扩大了行省的军队规模。到3世纪末，由于安全问题得到了缓和，四帝共治制的重点得以转移到国内事务上来，于是他们对帝国及其居民的控制得到了加强。此时罗马行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00个左右。但是在这些行省和中央政府之间又建立了新的管理机构，即12个行政区（dioceses），并且其上面还有3或4个大行政区（praetorian prefectures，亦译为“禁卫长行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改善行政管理以及便于征税，而后者对提供国家最重要的运营经费至关重要，因为政府要承担大约40万大军的开销。戴克里先废除了意大利和埃及原先享有的财政特权，并在整个帝国境内实行统一的征税制度，规定大部分赋税要用现金支付。他还要求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先是每5年一次，然后是每15年进行一次，以此确保税务登记信息的准确无误。但是由于这种制度操作复杂，再加上地方一级经常缺乏配合的诚意，从而导致人口普查从来都没有能够如期进行，并且税务登记信息也通常不准确。戴克里先登记和精简税收，改革大幅贬值的货币（他只是把货币的面值提高了一倍），以及颁布法令规定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遏制通货膨胀。为了保证收入和生产尽可能稳定，加之当时的农奴因人数稀少而价格昂贵，自由劳动力被越来越紧密地与土地捆绑在一起（隶农制），其社会地位逐渐变得与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神意说（divine favour）在维持这种生产趋势的发展势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东方那些被认为具有破坏性的组织所遭受的迫害，先是摩尼教徒的二元宗派，然后是303年的基督教徒，他们都曾被专门挑选出来，理由是他们对国家的福利构成了危害。今天人们所知的大迫害[4]当时并未在整个帝国统一实行（君士坦提乌斯对帝国西部的宗教态度似乎相当温和），但却意味着帝国社会齐心协力，要铲除并摧毁基督教团体、攻击教会的物质财产以及它的皈依信徒。当时有大批信徒殉教，这些人被基督教徒们誉为耶稣基督的践行者，是他们心目中的新英雄。
这个成功的四帝共治政权在305年迎来了一个重大考验，此时距确立奥古斯都的统治已有20年，距确立恺撒的地位也已有10年历史了。正如戴克里先设想的那样，奥古斯都主动辞职——这在罗马的历史上简直闻所未闻，恺撒继承位置，而恺撒的位置也不是由他们的儿子【9】继承，而是传给了两位新人：马克西米努斯（伽列里乌斯的侄子）和塞维鲁斯（Severus）。如果说实施四帝共治制度后的前20年已经在打击帝国敌人方面取得了近乎奇迹般的辉煌成就，并且在解决先前遗留的混乱局面时，四位君王能够齐心协力，那么随后的20年将改写四帝共治的历史。事实上，研究305～324年历史的另一种方法是把它看作将帝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某个人的努力，而这个人正是君士坦丁一世。
君士坦丁一世的崛起
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是君士坦提乌斯，母亲叫作海伦娜（Helena）——很可能出身卑微，也许只是一个情妇。在父亲去世后，君士坦丁一世于306年被父亲的军队在约克拥立为皇帝——此时，他到底是被称为奥古斯都还是恺撒倒是无关紧要。不管怎样，在307年塞维鲁斯被杀害后，君士坦丁一世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塔（Fausta），并被提升为奥古斯都。一年之后，四帝共治制的现任君王和前任成员在维也纳郊外的卡农图姆（Carnuntum）会面，商讨当前局势并筹划未来蓝图。李锡尼（Licinius）被增添进了统治集团，不久之后四位君主都被称为奥古斯都。但是帝国管理机构经过第二轮重组之后，已经不像第一次那么稳定了。帝国元首之间的内斗死灰复燃：马克西米安卷土重来，挑战君士坦丁一世，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很快就被击败了。当时他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不在身边，因此躲过一劫。马克森提乌斯决定步其父亲的后尘，以罗马城为据点向君士坦丁宣战，结果在312年也被击败。如此一来，君士坦丁一世赢得了罗马民众和罗马元老院的感激与支持。这场战事被镌刻在君士坦丁凯旋门上保存至今。311年，伽列里乌斯去世，在这之前他已经正式结束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并允许他们享有宗教自由。但后世的人们错误地将其归功于李锡尼和君士坦丁一世所颁布的《米兰敕令》。马克西米努斯加紧攻占了伽列里乌斯在小亚细亚的领地，随后又恢复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行为。他在313年被李锡尼打败并杀害，后者在同年迎娶了君士坦丁一世的妹妹，从而加强了这两个在位皇帝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之间的和平没有维持多久。316～324年间，君士坦丁一世对李锡尼发动进攻，两次入侵对方的领地，并且在两次战争中君士坦丁一世都通过打宗教牌而成功战胜了李锡尼（李锡尼曾经迫害基督教徒，于是君士坦丁一世把自己扮演成他们的拯救者）。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在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获得了征战李锡尼的最终胜利，这标志着四帝共治制的终结，以及他独自统治罗马时代的开始。为纪念这一辉煌成就，君士坦丁一世将新首都最终选在了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古希腊人迁徙地拜占庭，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而它恰好与克里索波利斯隔海相望。君士坦丁一世开始雄心勃勃地改造这座城市，以使它适应作为新首都的角色，具备举行庆典和政治管理方面的功能。
君士坦丁一世开始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以完成和推进这项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就被发起的议程。就财政而言，他对货币的改革最为重要，影响也最为持久。在309或310年的时候，一种纯度很高的新金币——苏勒德斯[5]被创造出来，它重约4.5克，并且与银币（它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和在日常交易中大量使用的铜币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铸造这种金币的原料来自退位皇帝们先前统治的一些地区，有时来自抄没被贬黜的官员、地区统治者以及异教寺院（见下一章）而得到的大量财产。苏勒德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货币，并且它的这种坚挺状态一直保持到了11世纪。由于税收和政府官员的工资都是用苏勒德斯来支付，所以它的流转方式应当是这样的：先是政府要求人们用黄金缴纳赋税，然后这些税收又用于支付政府官员的薪酬。由于这种货币使用成功、价值稳定，所以对君士坦丁一世统一拜占庭帝国的计划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这个时期，在商业交易中引入了一种新的税收——金银税[6]，这表明当时的贸易收入相当可观。国家有自己的工厂，可以生产武器等基本商品。它一方面可以靠自己的财力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另一方面，无论何时某种原材料实在匮乏，还可以通过实物捐助以及在各省强制购买的方式进行解决。
军队改革是君士坦丁一世改革的另一个方面。他略微扩张了军队规模，并且把在戴克里先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结构重心进行了调整，决定组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野战军，由皇帝本人直接领导，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对任何地区进行干预。此外，他还采取措施加强政府对军队的支持，例如将荒地赏赐给退伍军人，并免除他们的赋税。通过这种方式，他既可以保证农业生产不受干扰，又能够避免军队对他产生不满情绪。最后，他还规定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家近卫军士兵可以获得免费的食物配给。
但君士坦丁一世的统治中受到最多关注的，也许是他与基督教的关系。他去世的时候当然是一名基督教徒（见下一章），但问题是，他何时开始支持这个宗教，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在303年的大迫害发生时，他已经大约30岁了——这与后来的政治宣传所宣称的他当时只是一个年轻男孩的说法完全相悖。并且，他似乎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反对这种迫害行为。基督教的文献中曾记载君士坦丁一世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并将这个转折与他在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据说当时君士坦丁一世在天空中看到了由“XP”两个字母组合成的图案，也就是“基督”的希腊语“XPICTOC”的前两个字母。另一方面，早在310年就有异教徒在文献资料中把君士坦丁一世与太阳神阿波罗联系起来。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君士坦丁一世当时看见了现在称为日晕的天文现象，而以前的人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与阿波罗或“无敌太阳神”（Sol Invictus，即不可战胜的太阳神，一位在四帝共治时代很受君王们尊崇的神祇，其中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就是太阳神的忠实信徒）有关，稍后人们才将其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尽管君士坦丁一世本人并没有提出这种解释，但是基督信徒们在文献资料中当然会毫不含糊地挑明这层寓意，比如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os of Caesarea）在对这个天文异象进行记载时，便加上了这样一句希腊语按语：Entoutonika（以此“符号”征服）。
最晚从312年起，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的支持就表现得非常直接且始终如一，这从他建造或捐赠教堂的行为中可以得到验证，尤其是在罗马。基督徒对君士坦丁一世的做法表示极其欢迎。罗马帝国曾被视作上帝在人间的最大敌人，而皇帝就是反基督者，但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这一认知却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罗马帝国的存在及其带来的普世和平，使基督教信仰得以传播，而皇帝本人则成为对抗反基督者恐怖统治的最后一道壁垒。至此，基督的宗教统治与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在人间的统治就逐渐融合起来。
既然君士坦丁一世是一位信奉上帝才是唯一真主的罗马皇帝，那么在信徒群体中保持和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早在4世纪的前10年里，他就已经积极介入了北非的教会事务，因为那儿的一些神父在宗教迫害的压力下已经屈服并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这导致北非教会出现严重分裂。在313年以后，由于考虑重新恢复这些人的教籍，这引起了基督教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君士坦丁一世竭尽全力要促进教会的内部团结，于是他鼓励召开主教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从而结束了这种分裂局面。不过，多纳图主义[7]还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然而，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会的自觉维护是在4世纪20年代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一位埃及神父阿里乌斯（Arius）表达了他对三位一体之中复杂关系的认识。虽然也有人支持阿里乌斯（这些人被称为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但口才雄辩且直言不讳的亚历山大牧首亚他那修（Athanasios）针对他的这种认知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抵制运动。鉴于教会内部的裂痕在不断扩大，于是在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再度挺身而出，在尼西亚（Nicaea）召集了一次主教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这次会议上，基督教主教们第一次尝到了享受皇恩眷顾的特权滋味；而由于君士坦丁一世不仅亲自参加宗教会议，还在会议过程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这就在皇帝和教会之间播下了来自拜占庭帝国权力影响的种子。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君士坦丁一世曾向与会的主教们宣称，他是“外面世俗世界的主教”。尼西亚会议摒弃了阿里乌斯宣扬的教义。于是尼西亚会议宣布宗教分歧到此终结，但事实上，基督教会在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