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慈祥、善良、随和的人。在屯子里乡亲们都很尊重他，对孩子他也不像别人的父亲那样严厉，很少看到父亲发脾气。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既承担了父亲的责任，也尽了母亲的义务。用我们村子里乡亲们的话说：老潘头真不容易，既当爹又当妈。
记忆中父亲的身体不太好，患有东北老年病，咳嗽、哮喘、背有些微驼。但是父亲是一个好庄稼把式，扶犁点种赶车打场样样精通。父亲的大腿上有一处伤疤，从里边到外边是贯穿伤。呈紫红色，有铜钱大小。是父亲被日本抓劳工时留下的。每到阴天时就痒，所以一变天父亲就早知道。夏天闲暇时经常看到父亲卷起裤腿默默的抚摸伤疤。
父亲虽然这样随和，碰到一个词汇却暴跳如雷。这个词汇就是“日本”。有些事至今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日本人来华投资的消息时有报道，父亲每当听到这些消息，马上就关了电视或收音机。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回老家，父亲特别的反常：不像每次我回来时忙前忙后兴高采烈地给我准备吃的，只是问了一声：回来啦？然后就一个人坐在炕上生闷气。我知道父亲生气肯定不是小事，因为父亲很少生气。我把给父亲买的好吃的、新衣服一样一样地拿出来，逗他开心。然而对这些东西父亲头都没抬。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父亲跟前问：父亲，谁惹您生气啦？我父亲抬起头，非常气愤地质问我：你是读书人，你说，我们八年抗战，死了那么多的人，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给打跑了，干啥还要往回请啊？我们再穷再落后也要有志气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怎么就这样没出息，还向小日本点头哈腰的呢？
原来，乡里要建一个糖厂，请来了一个日本人投资。父亲是对这事在生气。我和父亲解释了很多，改革开放啊，引进外资啊，发展经济啊……可是父亲就是听不进去，也想不通。他对我大声喊叫：不论咋地，也不能拿敌人当朋友！日本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让我们受了多少罪啊！我知道，我是无法扭转父亲的思想的，只好附和着父亲，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骂了几句“日本鬼子”，“八格牙路“才把父亲哄乐了。
八十年代中期，彩色电视机刚刚上市不久，还很不好买。我想父亲辛苦了一辈子，该让他享受享受了，就托人买了一个十四寸的日立牌电视机给父亲拿了回去。那时父亲和弟弟一起住。回到家里，安装、调试、架天线，节目出来了，彩色的图像，大家都很高兴。父亲也像小孩子一样，围着电视机摸摸这里，看看那里，乐得合不拢嘴。还叫左邻右舍的来看电视。要知道那可是我们村子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啊！村子里人听说我给父亲买了一台电视机，都来看热闹。这时，村子里一个半大孩子羡慕地指着电视机说：日立牌的，还是日本原装的呢。父亲从炕上跳起来，问那个孩子，你说啥？孩子又重复了一遍。父亲下地就把电视机给关了，对我大声喊：你给我拿走，我不看这破玩意！然后一摔门走了。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不知道是咋地了。我幡然醒悟，不该买日本产的。弟弟和弟媳不理解：老头这是咋地啦？我和弟弟把电视机又重新装好，把电视机拿到别人家里去了。后来，我和弟弟把电视机用油漆换了一个颜色，又把“日立”的商标给抠下去了，贴上了一个北京产的“金星”的商标。过了一段时间，弟弟才把电视机拿回去，对我父亲说：二哥把那台卖了，又买了一台国产的。父亲这才高兴起来。
1983年，中国向日本派遣农业技术研修生，到日本边工作边学习。我所在的城市分到了十个指标，我正好是学畜牧兽医的，其他条件也适合，就报名考试，初选合格了，然后就要参加日语培训。培训前我回家，就当做一件大好事和父亲汇报了。谁知道我还没说完，父亲就大发雷霆，又摔筷子又摔碗地朝我发火：我坚决不同意你去！你去就永远也别回来，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我对父亲解释：去了能开阔眼界，还能学到先进的农业知识，再说挣的钱也多，去一年能带回来全套家电。在当时，买到全套家电可不是容易的事，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一百多元钱。父亲说，你就是能买来金山银山我也不让你去！赶快给我退掉。我说，父亲，别人想去还去不上呢，我是好不容易才考上的。父亲指着我的鼻子：我不管，你给我退掉！我只好向组织撒了谎，说我父亲病了，不能去了。
闲暇的时候，农村人喜欢聚在一起闲聊、打闹，而父亲总是一个人躲在一处清静的地方，静静地望着远方出神，那目光中包含着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内容。他抽烟，一棵接一棵地抽，每次都有一地的烟头伴着父亲。那时我还小，不懂得询问和探讨，无法走进父亲的心中。而当我可以和父亲对话时，父亲却去世了。
父亲沉默寡言，吃苦耐劳，他所具有的坚韧和忍耐，让我吃惊。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会自己咬着牙克服，从不向命运低头。即使在他重病缠身时，也没有悲观和失望，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大喊大叫。在疼痛难忍时，他也默默地忍受着。在农村生活了20多年，我很少看到像父亲这样有思想、有眼光的人。我知道，如果没有父亲的主意，我绝对不会有今天的生活。我小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农村的孩子一到十四、五岁，就下地干活了，还读什么书？可是父亲就不一样，他坚决让我们兄弟几个读书。父亲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意念书，能考到哪里我就供你们念到哪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把书读完。因此我们兄弟几个都上了学，我一直读到高中毕业。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领着我们兄弟三个生活，十分艰难。有人看到父亲那么吃力的供孩子读书，也劝父亲：别让孩子读书了，即使高中毕业又有什么用，也不能考大学。父亲坚决地说，多读书总没有坏处，总有一天会有用的。父亲的这句话真的应验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终于圆了父亲的梦。那时父亲已是重病缠身，家里生活极度困难，对于参加高考我也很矛盾：不参加我会后悔一辈子，永远在农村待下去了；参加高考我走后家里将更困难，而且生活费、学费也是我的最大难关。这时父亲极力让我参加高考，虽然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是他的态度十分明朗。他说，不论有什么困难，咬咬牙就过去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也为我而感到骄傲。在我准备上学的那几天里，虽然经济上有许多困难，父亲还是整天乐呵呵的。在我上学时期，无疑给父亲增加了更重的负担。有时我想，假如我不考大学，不给父亲原本虚弱的身体增加负担，也许父亲还会多活几年。这是我一直内疚的一件事。
可是父亲这么豁达的一个人啊，怎么就是在“日本”这件事上过不去呢，直到死他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父亲去世后，我每年尽量回去一次为父亲上坟添土。每次回去我都到我的二大伯家看看，他是我们家族中最长辈的了。我试图从二伯父这里了解父亲更多的事情。二伯对我说了许多父亲的故事，这是父亲生前一直没有对我说的。其中说到了父亲在1942年被日本人抓壮丁到孙吴县胜山要塞出劳工的事。
据资料记载：从1934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历时10余年，在东起吉林省珲春，中部经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西至海拉尔和阿尔山5000公里边境地带，共修筑17处要塞，要塞群相加约1700公里，共有8万个永备工事。此外，还包括数以千计的永久性地下仓库、电站、通信枢纽站、给水站等附属军事设施和大量二、三线一般阵地和野战阵地及军用机场、军用铁路和公路，工程巨大。侵华日军东北军事要塞被日军自喻为“东方马奇诺防线”，其军事功能、建筑规模甚至远远超过了马奇诺防线。侵华日军要塞不但是侵略的历史见证，也是罪恶的见证：为了修筑要塞，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320多万人，造成了100多万劳工的死亡。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关东军即拟定了侵略矛头直指苏联的《对苏攻势作战计划》，日军东北边境要塞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日军要塞所有筑垒都构筑有钢筋混凝土工事、永备火力点，有钢帽堡、装甲观察哨及土木质火力点。有步兵掩体、机动战壕、反坦克壕、连环铁丝网和防步兵地雷区。有弹药库存、粮秣库存、发电站、给排水系统和浴室等，有以班、排为单位的兵室、会议室、医务所、厨房、电话机房和军官指挥所，有电动钢轨运输车和专用通道、竖井、通风口等。洞口顶部和四周还要浇筑混凝土，一般都是1到2米厚。
侵华日军17处要塞的设计、施工和经营，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保密措施由始至终贯穿着秘密侦察、秘密设计、秘密施工。现已查阅到的有关日伪档案资料均标注着“绝密”、“机密”等字样，其原文中无一不多次反复强调“秘密保持”的重要性。
二伯说，父亲被抓劳工时刚刚20多岁。劳工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都知道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日本人修完军事工事或者军火库怕秘密泄漏，凡是参与修建的人都要被杀掉。他们住的都是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每个棚子住几十人至上百人不等，夏天潮湿炎热，大多数劳工身上长了疥疮，浑身流脓水。劳工们天一亮就被赶出去做工，一直到天黑才收工，要是去得稍微晚一点，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做工稍微慢一点或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日本兵也过来打骂。劳工干重活却吃不饱饭，大家个个饿得骨瘦如柴。在残酷的奴役下，许多劳工身体无法支持，日本人不但不给劳工治病，反而残忍地将劳工处死，有的劳工被日本监工举起来摔死，然后拖到狼狗圈里喂狼狗；还有许多劳工因病重没法再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而被活活扔进万人坑。
有劳工证实，一项工程结束后，日本人也要开个庆功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两合面馒头，一大碗带油星的菜汤和两块咸菜。日本人就在这些饭菜中下毒，全棚劳工常常一排排死去。要塞劳工在工程完工后，除了被采取各种手段秘密屠杀外，还有被遣送到内地“矫正辅导院”，作为辅导工人，继续强制进行各类苦役，而每逢工程结束后，他们还会被全部杀掉。
二伯父说，父亲到孙吴不久，和父亲一起被抓壮丁的西屯的王柱子因为吃不饱，再加上拉肚子，在一天劳动之后病倒在工地无法回到住处。日本监工山本要把王柱子给扔了。父亲上前阻止，抢着把王柱子给背到了宿舍。而父亲被愤怒的山本打了一枪，大腿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这个山本经常无缘无故打骂劳工，欺负劳工，经他手打死的劳工不计其数，大家都恨死他了。在一天收工时，别的日本人都先走了，只有山本走在后边。父亲和工友们一看机会来了，就一起上手把山本打死了，埋到了工事的地下。日本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自从父亲走后，奶奶天天哭，几乎哭瞎了眼睛。值得庆幸的是，1945年8月12日，苏联红军出兵，首先进入中国的地方正是我父亲所在的孙吴县。苏联红军的飞机在天上扔炸弹，日本人在地面抵抗，大炮机枪扫射。父亲和劳工们趁乱逃跑了。一路上既要躲避日本撤退军队的杀戮，还要躲避天上飞机的轰炸。父亲和同伴们穿山越岭，忍饥挨饿，徒步行走了一千多里路，回到家里时已没有人样了，家里人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但不管怎样，父亲总算回来了，和父亲同去的二十多人只回来六人。其他人有的是在劳工营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有的是在逃跑的路上被流弹炸死的，有的是被日本人的机枪扫射死的。总之，父亲是九死一生，活着回来了。
二伯父说，我父亲原来性格开朗活泼，自从孙吴逃回来之后，父亲的性格就变了，不爱说话，常常沉思。一个农民，有什么可思考的呢？而父亲似乎有想不完的心事。我常想，在父亲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遇到了这样的悲剧，对于一个青年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打击。人们常说，时间会改变一切，时间会冲淡一切。然而，过了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父亲还是没有忘记给他带来苦难、改变他一生的劳工事件，可见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伤害有多么的严重。父亲回来后一直到去世，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和我们提到抓劳工的事，也从没有说起劳工的生活。偶尔有人问起那些事，父亲不是大发雷霆就是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了。我知道父亲是不敢提起过去的那段生活，怕已经结痂的伤疤再流血。日军的残暴兽行和战争给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太深了，战争的阴影在他的生活中一直挥之不去，并时时折磨着他。饥饿、寒冷、疾病、杀戮以及人性中的残暴让他过多地体会到了生活的无情和人性的黑暗。至此我才理解父亲后来对于日本人和日产商品的憎恶和气愤，我才理解了父亲的感情。日本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伤害得太深了，尤其是像父亲那一代直接见证日本兽行的人，那种仇恨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们的骨髓里了。
在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当年的日寇侵华、糟蹋中华江山、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桩桩件件，历历在目，中华儿女奋起抗战，英勇杀敌，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民族气节和英雄行为永远是矗立于人民心中的丰碑。回顾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界人民将永远记住侵略者的罪恶，侵略者的灵魂将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愿父亲在天之灵安息！愿今天开满鲜花和遍洒阳光的生活能抚平父亲心里的创伤！
（写于2008年10月，发表于《安徽文学》2009年第1期。2010年获黑龙江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征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