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城市，有家日本料理店，门口站着四个穿和服的女子招徕客人。也许是工作时间太长了，累了，站得歪歪斜斜，和服的大领子也歪到一边了，甚至一侧几乎滑出了肩膀，乍一看，倒恍若风尘女了。
穿和服是考验人的。韩国学者李御宁说日本文化是“包袱皮文化”，不像西方的“皮箱文化”。皮箱是立体的、把人装起来的，因此也有了把人端起来的功效，比如西装。而“包袱皮”是随形而变的，和服就是典型。《魏志·倭人传》这样描绘最初的和服：“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不“量体”，那就是考验你的“体”了，看你的身体能否像衣架一样把它撑起来。所以日本女人需要经过仪态训练。未成年的女孩子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她们是未雕琢的玉，从她们身上，难以看到她们母亲的模样。但是到她们成年了，就要训练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比如走路不能左右摇晃肩膀和腰肢；站立时必须五指并拢，两脚丫的开角应该是六十度；坐时要两膝并拢，不能叉开，更不能跷二郎腿，手要自然放在大腿上，臀部适当往座位深处坐，腰部虚倚椅背……如此讲究。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电车里，日本女性端端正正坐在座位上，两腿并拢。现代女性往往喜欢穿紧窄的短裙，只有这样坐，才不会走光。她们还把随身带的包压在大腿上，把仍有走光危险的三角区压住、遮挡。无论多久，她们都会保持这样的姿势。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外形相似，但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中国女性很可能坐得懒散，两腿不经意就叉开了。并非对自己国家女同胞的偏见，只是就事论事。也许国人仍会不舒服，说，不就是端庄吗？咱们传统也有，日本人，还是从我们这学去的，和服也是我们的唐装。可惜我们已经没有了，总不能硬着嘴说“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吧？
中国人看世界，往往犯错误：面对人家好的东西，总觉得自己祖先早就有了。而在看日本上，还犯一个错误，就是想当然：你不过是搬我们的，我们很懂。但其实恰恰对日本，我们很不懂。比如对日本女人，在电车上，一个女子确实很端庄、稳重，但如果你跟她搭讪，她立刻会显出被惊吓的神情。这种神情，在几乎所有日本女性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包括年届八旬的老妇，有的还伴以“え——”的惊讶声。（如今这语气似乎也流传到中国年轻女孩子这里了。）这并不是真的被惊，真的被惊，声色不会如此动人；这是训练出来的。训练出来的肯定有假，她们完全可以不惊的，这惊，只是为了显示天真、不更世事。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释成“女人和小孩难养”，在这里倒似乎得到了佐证。在日本，女人和小孩常被归为一类，她们跟小孩一样幼稚，所以丈夫对妻子说话，总是带着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神情，甚至是不耐烦的教训。而女人也乐于承认自己无知，做出惊惊乍乍的神情——与其是惊异，毋宁是挑逗；与其是无知，毋宁是乞怜。
和服虽然源自中国唐服，一样的高腰、长裙、斜襟、宽袖，却跟唐服有着微妙的区别。它端庄，但又形似亵衣，柔软、大开领，无论是留袖、振袖、小纹，甚至是豪华的十二单衣，乃至有着神圣感的洁白的结婚装，一种端庄之下的放任。我曾说，和服把日本女人穿得像一朵花，此刻我忽然想起深作欣二导演、吉永小百合主演的一部电影名——《华之乱》。和服给人柔软而凌乱的感觉，让人想到暧昧的被窝，甚至引发被撕扯、被蹂躏的联想。即使是肃穆的丧服也有两面性。《失乐园》里的凛子就是穿着一身丧服，从父亲的丧礼上偷偷溜出来，跟婚外情人幽会的，情人久木企图跟她做爱，她抗拒，但她爱他，想满足他，于是她不脱丧服，为他用特殊的方式做了。在这里，穿着丧服的凛子把肃然和冒渎、强迫屈服与自愿奉献融聚一身，令人不忍目睹，又心旌荡漾。不像我们的《黄金甲》，只知道把唐装里的奶挤得爆爆的，整一个无脑的大奶痴。中国人的艺术感觉和日本人的艺术感觉，在这里见了分晓。日本人重的是暧昧的感觉，端庄是表，风骚是里，是一种“闷骚”。
即便是风尘女，也是“闷骚”。日本许多时代剧里的风尘女，喜欢一拍熟客屁股。这种拍熟客屁股的细节，虽然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常有，中国也有“打情骂俏”之说，虽然都属于挑逗或者卖嗲，但在日本这里，更有着暧昧气味。这暧昧不止是：咱们是关起门来的一家子；还有：我不更事，比你傻，你可要让我哟！外国人是难以体悟其中之妙的，包括美国人。我曾说，虽然中国与美国远隔重洋，和日本只是一衣带水，但是中国跟美国倒离得近。对美国人来说，了解日本人，也比了解中国人难得多。所以在拍《艺伎回忆录》时，美国人导演罗伯·马歇尔犯了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让三个中国女演员演日本艺伎，单凭章子怡那瞪人的眼神、巩俐那豪迈气、杨紫琼那个硬朗，就满是中国风味，即使她们穿上了和服，也是中国女人穿上和服。毕竟，她们都是在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的，甚至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土壤里成长出来的，引用日本男人的说法：“中国の女性，强よい！”
似乎罗伯特·马歇尔至今没有醒悟，毕竟，西方人看东亚人，个个反正都那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