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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到新疆参加了一个回族文学座谈会。我不是回族，是作为特邀的。在这之前，对回族，乃至穆斯林，好像很知道，但其实并不了解。平生第一次跟这么多穆斯林在一起，感觉很新鲜。特别是他们对清洁的要求，让我惊叹。比如一日三餐，在我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可以随意对付的，但是在他们却不能，不能吃“不洁”的食物。所谓“不洁”，即是没经过阿匐的手，或者未曾行某种仪式的食物。人总要出行，所遇到的食物，又如何鉴定其“洁”与“不洁”？又何况，还有逃亡的时候，在逃亡途中，又如何保持？但是他们是坚决要保持的，因为清洁，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层面。
据我理解，宗教的要义就是给自己困难，让自己行不能为之事，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崇高感。因不能为，所以为之。困难多，则乐趣多；越是受难，则越有升华的感觉。所以有宗教感觉的人，是会创造出惊人奇迹的。
日本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虽然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但只是少部分。虽然日本人很信佛，虽然遍地是神社，但大多也只是跪跪拜拜，跟中国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却有着宗教式的清洁欲求，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很奇怪，他们的精神动力是在哪里？大概也在于对受难的特别理解，明白地说，是把受难理解成了享受。这种享虐倾向，弗洛伊德曾经从人的“死亡本能”上来解释，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那是人把痛苦变成了快乐，是经过心理转换的。比如男人喜欢喝烈性酒，女人喜欢穿高跟鞋，都是让自己痛苦的事，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比如以读书为乐，其实也是经过心理转换的。读书其实是很苦的事情，如果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一定会回答是后者。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就会喜欢读书了。读书苦，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在心理上改变了。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朝圣的藏民，他们在向圣城拉萨朝拜的途中，为什么要三步一叩头，并且是五体投地地，绝不敷衍、偷懒。他们愿意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接近心中的圣城。有人作了计算，如果一个朝圣者从西宁出发，要到拉萨，即使他身体健康，沿途没有遇到暴风骤雨、山洪雪崩和酷暑严寒，没有缺水断粮，就按平均每天五公里的速度，这单程近两千公里的路程，至少也要花去两年半的时间。汉人喜欢坐飞机坐车去西藏，或者自驾，都是很享受的。虽然很多人下了受苦的决心，但也是去猎奇。虽然有追求精神的初衷，但也不过是时尚化的，是附庸风雅。受难才是真正的雅，虽然可能千疮百孔；受难是一种高级，虽然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受难是灵魂的狂欢，虽然很痛苦；受难才能达到圣洁，虽然已经衣衫褴褛——因为心能够改变一切。
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到某个事情上去，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不是基督徒，不是佛教徒，但他也已经有了信仰了。他信仰的是他所投入的东西，这时候，那东西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而是神。它不能被敷衍，更不能被亵渎，必须把它高高举起，必须为它付出全部，哪怕是生命。因为它已经是精神性的东西。洁癖，难说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许最初是物质的，但是当它的需求成了一种道德伦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日本近代有个学者，叫冈仓由三郎的，他在《日本的生活与理想》中说：“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这里，把精神跟物质绑架在了一起。这里展示了肉体和精神的逻辑纠葛：家庭名誉和国家荣誉被污蔑了，就等于身体有了污秽，就必须通过“晨浴”来洗刷，而“晨浴”并不是普通的洗澡，又是精神之“浴”——雪耻。不这样，就不能恢复身体健康，延续生命。
既然名誉和荣誉如此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当然就绝不能容忍。看时代剧，我们常看到武士拔刀决斗的场面，甚至为此送掉生命。其实不过因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冒犯。当然这是在我们看来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可不是小小的冒犯。《忠臣藏》里就讲了四十七个忠义浪人，抛弃一切，为主君复仇而后集体剖腹自杀。演绎出如此血流成河的故事，起因却只是他们的主君自尊心受辱。当然其中还有“忠”的成分，所以叫《忠臣藏》，其主旨也在于“忠”吧。对主子之“忠”，但其实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操守。对武士来说，不忠即“耻”，这是武士的“义理”。为了这“义理”，《罗生门》里的真砂不惜把杀人之罪揽在自己身上，即使被判死，也要保住“义理”。日本人对“义理”的维护，可谓到了极致了。
“义理”，是打开日本人内心的重要钥匙。它是日本人的荣辱观，是他们特殊的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教义。日本人所以让人费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看重什么。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重要；相反，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在他们，却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有时会觉得日本人太斤斤计较。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名叫牧野芳雄的日本画家，年轻时为了摆脱贫困，出人头地，去美国闯荡。他去请教一个美国传教士，却遭到了传教士夫妇的嘲笑。也许对方的嘲笑也未必恶毒，但是在这个日本画家心里却掀起了万丈波澜，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侮辱了。
直到中年，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不诚恳的。”他还说：“对人们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议论，我也能原谅，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他居然能原谅这么多东西。那么他独独对什么不能原谅呢？居然是嘲笑。“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心里在叫喊‘你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