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人也曾把打败西方列强的希望寄托在武术上。这是中国除了饮食之外唯一能找回强大感觉的东西。瞧着中国人在武术竞技中把洋人打败，俨然就是打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还是挨打了，并且是挨了“儿子”日本的打，“这个世界真不像话，儿子打老子！”挨打是实打实的。1945年，国民政府终于成了“战胜国”，本来也可以给日本实实在在的抽打了，但是不知怎么的，却又玩起了“虚”——对日军俘虏极尽优待，穿暖，吃好，甚至还有红烧肉吃，而那时“实”的问题是，中国百姓还在饥寒交迫。后来有日本人不承认战争罪行了，于是我们就懊悔，当初怎么给你吃这么好？只能恨了。
日本人现在不玩“虚”的了，他们要实实在在地生活，体育也就是锻炼身体。但是仍然也有人玩“虚”的，比如每年的今天都会出现靖国神社表演，一队人，穿着当年的军装，举着军旗。在这种年代，在美国式高楼大厦之下，出现这种情形，给人时空倒错的感觉，简直像拍戏。
记得最早去靖国神社是在一个除夕。日本人一家子一家子，或者情人双双去神社，打扮得漂漂亮亮，和服把女人扎成朵灿烂的花。这一晚的电车通宵达旦。我一个人没事干，就也逛荡到了靖国神社。好气派的围墙，好巍峨的鸟居，那些纪念馆里的实物，军刀、血军衣、水军壶、烂军鞋，你不能不感觉到冲击力。还有那火车头，我仿佛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就要出发了。去哪里？去“支那”。
在日本，很多东西不得不令你敏感。第一次在新桥，看到太阳旗飘在天上，怎么看怎么不自在，觉得天光都暗了。有首歌叫《支那之夜》，日本人唱卡拉OK，爱唱的，还有《麦と兵队》：徐州徐州と，人马は进む，徐州いよいか，住みよいか，しゃれた文句に，振リかえりゃ，お国靴の，おけさ节，鬓がほほえむ。……
徐州就是“支那”的徐州。可是唱歌的都是很善良的日本人呢，就好像去靖国神社的，大多是善良的人，他们为了家庭、为了来年的幸福而来。跟他们谈战争，他们一定会很茫然。那些穿着当年的军服的老不拉叽的老人，那些扎着雪白头巾——上面印着太阳红印、写着“爱国”字样的人，全然不像现实中的人，更像从阴间爬出来的鬼。路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
但是路人们真的与他们完全处在两个世界吗？这是一个盂兰盆节，在大井町前道上举行集体舞。这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这是个崇尚美的民族。女孩子们穿着夏天的和服，趿着拖鞋，踏着碎步，背后插着团扇。夏天的和服也是那么的好看，虽然不华丽，但简洁，穿上它（尤其是蓝底的那种）的女孩子清纯得像荷花。边上有很多摊子，卖着金鱼，吸引着孩子们。大路中间，几百人绕成一个长形的圈跳舞，缓缓移步，你随时可以加进队伍。光线暧昧，人影暧昧，音乐旋律暧昧。随着鼓点，一举手，一投足，一跺脚，那么整齐。那整齐让人害怕。那是跳舞吗？那是操练。当年日军占领了上海，据说东京通宵歌舞，就是这样的情景吧？我忽然想，假如这时一个号令，这些人会不会刹那间全变成纪律严明的士兵？看着现在的日本人，怎么看怎么跟当年那些日本兵联系不起来，他们谨小慎微，彬彬有礼，跟过去的兽兵比，一个是猫，一个是虎。
很巧，盂兰盆节是鬼节。日本人说，一个人战死了，就成了神，罪恶就一笔勾销了。
更巧的是，2008年的8月15日，恰是盂兰盆节。
多年前，我女友认识了一个日本老人。她当时课余在东京五反田的一家吃茶店端盘子。老人年过古稀，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很和善的一个人。当他得知我女友是来自中国时，特别喜欢，让她称他为“おじいちゃん”（爷爷）。他经常来，还常带些礼物，有时候甚至怀疑他就是为带礼物才来的。不要想歪了，他并没有做什么，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性的人”，就好像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对战争不忏悔。他最常说的两句话是：“中国真大啊！”
“中国人有梦想啊！”说前一句时，往往神情怅惘。他说他到过中国，我们分析，按他的年龄，应该是打过仗的。我们怀疑他当年曾经是日本兵，只是出于礼貌，不好向他证实。
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缺乏内在的反省。但她的话也一直遭到反驳，比如作田启一。作田就指出日本人不只是在他人面前会感到耻辱，一个人时也会，这就是类似于“罪”的内在制裁。没有这种内在制裁，就难以理解会出现东史郎，他好好地活在羞耻不被暴露就不感觉羞耻（按我们理解的日本文化）的日本，为什么要站出来自曝？而且，他的自曝还恰恰是背叛于自己的国家和集体，才真正落入了耻辱。
实际上，文化不是铁板一块，拿文化说事，只是打漂亮的太极拳。日本人也是常人。那些日本街头的“右翼”团体的铁疙瘩宣传车，那高音喇叭，也让普通日本人感到厌恶。8月15日靖国神社里的表演的“老兵”，也更多的给人幽灵一般不可思议的感觉，日本人甚至说：“头脑有病！”看看现在的日本人，你简直找不到半点当年日本兵的影子，当然这里不能排除他们一旦被动员就会成为合格的军人。但是日本人也是爱享受美好生活的，这点不会错。问题是，美好的生活怎样才能得到？
当然靠勤劳创造。战后日本经过勤劳创造，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在十几年前“泡沫化”了。我印象中那时日本报纸上出现最多的词，一是“泡沫经济”，二是“圆高”（日元升值），这两个词都指向了脆弱，特别是后者。所以被山姆大叔的胳膊夹得痛苦不堪的日本政治家痛心疾首叹息日本是“经济一流，政治末流”。“末流政治”之下的“经济一流”的命运只能成为被吃的冤大头。联合国经费问题就是很好的证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于是我们很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日本的战争言论又多了起来。
日本人对中国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对广袤的土地艳羡不已，那“おじいちゃん”的“中国真大啊”，也难说不包含着这种羡慕。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这么广大的土地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而不满。自己吃不饱，却看着你把肥肉闲在嘴边。凭什么你拥有这么多，我拥有这么少？何况日本人极有危机意识呢。去日本看看那一片片填海造地，你就能深切体会到日本人对土地的渴望。据说当年最初被鼓动来侵略中国的士兵，都是来自没有土地、站不住脚的农家子弟，打到的土地就是你们的，是当时的战争动员口号。最先到中国移民的“开拓民”，也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我们因此就明白那场战争的性质，我们也明白了，东京审判，在日本人心目中是审判了什么。
我们说，东京审判审判了日本侵略战争之“罪”，但是在被审者看来这只是作为审判的理由的。凡是审判，都要有个义正词严的理由的。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终结，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这个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在被审者心中，审判者和被审判者是错位的。只有一点不错位——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被审判者无可奈何地这么承认。但在被审判者的心目中，失败的不是法西斯主义，不是非人道，而是开拓权的丧失，发展权的被剥夺。他们说，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犯过侵略之罪，相反日本人还是把被侵略者的亚洲从侵略者手下解放出来。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借口，但也未尝不是事实。说日本人没有“罪”意识，西方人有，那么西方人真有吗？知罪吗？即使知罪，能够允许知罪者犯罪、赎罪，又再犯罪吗？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对这问题，我们是否有很有力的回应？这问题一直被遮蔽，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现实。如果小泉告诉他的国民，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战争，他们不会答应，但是如果他说是为了张扬民族精神，几乎所有日本人没有理由不拥戴他。不要说日本人，即使西方人、韩国人，哪个会拥护不彰显民族精神的政府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只是抽掉了问题的实质。但更实质的问题是什么呢？日本没有发展空间。如果问日本人，你们还要战争吗？他们会说：不要。但是你要问他们，你们要生存要发展吗？他们绝对说要。哪个会说自己不要生存发展呢？生存权高于一切，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已经很理解。何况谁会说我发展到头、欲望满足了呢？
当然发展不是侵占和掠夺。但是能定个界限吗？怎样的发展才不算是侵占和掠夺呢？当然我们可以大声说，有个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但是拿道德说事，众所周知，道德不是法律。所谓法律，也只是一种规范，在日本人那里，他们将之说成是战胜者对战败者“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所谓对罪行的诋毁，并不是关键所在。“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慰安妇”、“细菌战”、“人体实验”，即使不可诋毁，但是你可以审判他，却不能审判他的心；你可以把他一时打倒，他照样会翻案回潮。因为有一些非常根本的难以回避的东西。
当一个人处境正常时，这些东西可能会隐藏起来，而当危机之时，它们就会逼显出来。这是我们人类的本质。所以我也赞成“东京审判是不彻底的”说法，不彻底不仅在于没有彻底追究某些罪犯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没有深入追问我们人类的根本困境。我们可以审判对方所有罪行，可以戳穿对方所有抵赖，但是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祈求良知，只能说，打到现在，不要再打啦，STOP！罪恶到我为止。但所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至今似乎没几个能做到，只是写在书里、挂在嘴上的一句圣言。倒是另一句话，估计还更有效力些：“你们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砸她。”
警惕吧，人们！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