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吃的是地上种的粮食。呼吸着周围流动的空气，我们也受过于冷热、或干燥、潮湿的空气的侵袭。来的时候显得虚无空荡、不可分离、非常神圣的时间却被撕得支离破碎，倒腾掉了，门要喷上油漆，锁要进行修理。我需要木板、麦片、油、盐；房子开始冒烟，又或是我患头痛；随后要纳税；还有件事要和一个没心没肺、没头脑的人打交道；回忆某句谗言或某一极其尴尬的话让人痛心——这些都将时光给吞噬了。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事吧，到夏天便会有苍蝇，倘若我们走在林中，不免会受到蚊虫的叮咬；假如我们去钓鱼，就要做好溅湿衣服的思想准备。因而对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气候是个拦路虎；时常我们下定决心不再操心天气，可我们还是要注意天阴下雨。
我们被这样的吞噬时刻年月的琐碎经历指引着。每一年四个月的天寒地冻让北温带的居民享有比热带地区四季如春的他的同类聪明能干得多。每天岛上居民都能够随心所欲地漫游。只要天一黑，他可在月光下的一块垫子上睡觉，只要是长野枣椰子树生长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祷告也不要，大自然就已为他将早餐摆好。北方人身不由己地在家里死守。他不得不酿呀，烤呀，腌呀，贮藏食物，积累木柴与煤炭。不过，巧就巧在：就算是举手之劳，也要同大自然产生一种新的结识；并且因为大自然神通广大，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生活的居民已大大地胜过南方人。此类事情的价值是这样的大，使得一个了解其他事情的人对这类事总是不甚了了。让他拥有精良的知觉吧。倘若他有手，就让他自己动手做事吧；假如他有眼睛，就让他自己测量识别吧；让他将化学、自然史以及经济学的所有事实都接受、贮藏下来吧；他有的越多，他想破费的便越少。时间总是带来某些揭露它们价值的机遇。有些智慧来源于各种十分自然与单纯的行动。
喜欢做家务的人爱音乐比不上喜爱厨房里的那只钟，比不上喜欢木头在壁炉中燃烧时给他唱的歌儿，他的欣慰是其他人做梦也想不出来的。为达到诸多目的而采用的一些手段保证了胜利与胜利之歌，在农场与店铺里并非逊色于在政党或战争的策略中的表现。勤俭的管家在小棚里捆木柴、在地窖里藏水果时所发现的方法同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与国务院档案中所找到的同样有用。下雨的时候，他建造一个工作台，又或是将他的工具箱放到谷仓的角落，工具箱面放着钉子、手钻、钳子、改锥、凿子。在这他品尝到了某种以往青年时代以及孩提时代的欢乐，品尝到了如同猫一般的对阁楼、橱柜、谷房的喜欢，品尝到了对长时间管家的很多方便的暗自窃喜。他的花园或者是鸡鸭场会向他讲述许多逸闻趣事。在如此美好的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样的欢乐蜜糖不停地流淌，无处不在。从中人们能够发现赞同乐观主义的原因。让某个人遵循法则——一切法则——他便会畅通无阻。在我们大家的欢乐之中，相较于量的区别质的区别要更多一些。
再一个方面，对所有忽视谨慎的做法大自然都进行惩罚。假如你觉得感官是决定性的，那就服从它们的法则。倘若你相信有灵魂这回事，在因果的迟缓树上当满足感官的甜蜜还没有得以成熟时，就不要抓它。同知觉不完善、不准确的人交往就好比往眼里滴醋。有记载：约翰生博士曾经这样说过：“假如那个孩子要是说他从这窗户往外看过，倘若他从那个窗户往外看过，用鞭子抽他。”我们身上的美国特性让我们对准确的知觉相当地喜欢，“是的。”这样一句俗话很是风行，可以作为佐证。但是，对于不守时间，以及事实的思想混乱，还包括对明天的需要毫不关心所显示出来的不安并非是全国性的。一旦我们将时空的美好法则的拙劣弄错位了，就变成一个个窟窿。假如我们用莽撞、蠢笨的手捅一下蜂房，它带给我们的就不会是蜂蜜，而是蜜蜂。
要想我们的语言与行动合理，就一定要适时。六月早上磨镰刀所发出的是某种悦耳好听的声音；可是，要是太晚，到该翻晒干草的时节，应该没有什么比磨石或者是割草机的声音更为凄惨的的吧?懒散的人与“晌午客”浪费的远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于他们有损与他们交往的人的性情。我曾见到过一句对有些绘画的批评，在我看到那些不忠实于自己的感官，得过且过、生闷气的人时，我便将那句评语想起来了。末代魏玛大公是一位有着高超理解能力的人，他说：“有时我凝视着一些伟大的艺术品说，特别是前不久在德累斯顿说，有某种特性在极大程度上有着将像画得栩栩如生，将某种无法抗拒的真赋予生命的效果。这样的特性便是在我们所画的全部的像里都必须击中要害。
我所说的意思是；让那些所画人物脚踏实地地站着，让手攥紧拳头，眼睛牢牢地盯住它们应看的地方。就算是器皿与凳子这样的的非生物画像——也要将它画得正确妥当——只要它们缺少对要害的依赖，所有的效果便都不复存在，便会出现某种浮动与摇晃不定的模样。在德累斯顿美术馆里的拉斐尔(我见过的唯一一幅有着惊人效果的画)是一幅你可以想像到的最宁静、恬美的作品；两个膜拜圣母与圣子的圣徒。可是，它让人觉得这比十个钉到十字架上的殉道者的扭曲形象还要深刻得多。原因在于，除那无法抵抗的形象美之外，它还极尽可能的拥有所有人物都垂直的这样的特点。”在人生的画面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此种所有人的垂直。他们都站得踏实。没有漂浮与摇摆不定。让我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将他们找到。让他们不会混淆记忆里的东西与他们曾经所梦想的东西，要货真价实、实事求是，赋予他们自己的感官以信赖的荣耀。
可是，哪些人竟敢指责他人不谨慎?谁又称得上谨慎呢? 在这个王国里我们所说的最伟大的物是最渺小的。在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有某种最要命的脱节，它歪曲了我们生活的方式，让所有的法则都同我们建立敌对关系，如此一来，它仿佛最终唤起醒了世上一切的智慧与德行来对“改革”的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应该请教最高一级的谨慎，问一下为何目前健康、美与天才应当是人性的例外，却并非人性的常规?经由赞同一致，我们无法了解动植物的诸多特性，明白大自然的一切法则。不过，这仍旧是诗人的梦想。诗歌与谨慎应是一致的。诗人应是法则的制定者；这也便是说，最胆大的抒情灵感不应是侮辱责骂，而应是宣布引导民法典与日常的工作。但是，目前这两种东西看上去似乎是敌对关系，各奔前程了。
我们把一个又一个的法则给违背了，了最后，我们站在废墟里，偶而，我们看到了理性与现象间的某一巧合时，却大吃一惊。美如同感情一样，应该一直都是所有男女的天赋；不过事实上却难得一见。健康或是健全的机体应该很普遍。天才应是天才的子女，任何一个孩子都应拥有灵感；然而目前从哪个孩子身上都没法预见到它，在哪它都不纯正。鉴于礼貌，我们将半吊子的庸才称作是天才；把让自己变成钱财的本领叫做天才；将今天熠熠生辉，好让明天便能够吃好、睡好的本事也成为天才；何况统领社会的是人才(这个称谓真是恰到好处)，而并非神人。这些人用他们自己的才华去将奢华优化，而不去将它废除。天才往往都是苦行者；虔诚与爱也是这般。对更优秀的人的灵魂来说欲念就如同一种疾病，可他们在抵挡欲念的仪式与境界中无意发现了美。
我们用一些美名将我们的感官嗜欲掩盖起来，可是才能却不会引发纵酒。才气十足的人喜欢将他对感官法则的诸多违犯称为区区小事，觉得倘若同他献身艺术一块来进行考虑，这样的事情便不值一谈。一直以来他的艺术都没有教他淫荡，并未教会他嗜酒，也没教会他休想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他的艺术因为他的神性的缩减而衰退，因为常识的缺陷而变得逊色。对这个世界他非常的瞧不起，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个被小看了的世界马上要向他实施报复了。谁要是不在乎区区小事，他就会慢慢地消亡。很有可能歌德的塔索会变成一幅绝妙的历史画像，且是实实在在的悲剧。我觉得暴虐的理查三世迫害、屠杀十多个无辜的人还远远比不上安东尼奥与塔索彼此冤枉那样令人感到悲哀，原因在于表面上他俩都正确。一个依照处世准则生活，并且一直信守，另外一个却充满着全部的圣洁的情感，又揪住许多感官快乐不放，却对它们的法则不顺从。那是某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的悲哀，一个我们没法解开的疙瘩。塔索一定不是现代传记里少有的例子。一个天才，热情四溢的人，予自然法则于不顾，放任自己，马上就变得时运不济、满腹牢骚，成了一位让人觉得“不自在的远亲”，于自己于别人都成了一个刺儿头。
学者因为过着双重生活让我们遭受耻辱。某一比谨慎要高的东西活跃之时，他让人敬重；在需要常识之时，他便成为了一个累赘。曾经，恺撒没有这样伟大；现在，绞刑台上的犯人也不会更为可悲。坚持，闪耀着某一理想世界的光辉，他在这个世上生活，是人中之龙；现进，贫病相交，那只能是自作自受。他就如同旅行者所描写的那些坚持去君士坦丁堡市场的可怜鬼，每天神神叨叨，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小偷小摸；傍晚趁集市还没关门的时候就溜进鸦片馆，抽上几口，就成为安静、光荣的先知了。我们应该都看见过不慎的天才悲剧吧，他和繁琐的拮据斗争多年，最终贫困潦倒，筋疲力竭，碌碌无为，就像是一个被针扎死的巨人?
一个人应将这类起初的痛苦与屈辱——大自然将这些送给他时十分及时——作为这样的暗示来接受：除了他自己劳动所得和自我牺牲所得的果实，万万不可期望其他好处，如此一来岂不是更好吗?健康、金钱、气温、社会地位，都有着它们的重要性，他会十分公平对待它们的。令他将大自然看作是一位终身顾问，她的完美被我们看成是衡量偏差的精确尺度。让他将黑夜看成黑夜，将白昼当作白昼。让他控制自己的消费习惯。明白自己在个人经济上所用的智慧同在一个帝国上用的是相同的，从里面汲取的智慧也是同样的多。世界法则就让他写在自己手上拿着的每块钱上。
就算它仅仅是“穷理查”①的智慧；又或是按照英亩买进，然后按英尺出售的州街的谨慎；又或是农民偶尔种上一棵树，好趁他自己休息时生长这样的节俭；又或是表现为节约一点工具的挥动、节约一点时间的花费、节约一点库存的使用、节约一点小小的收获那样的谨慎，他明白了对于他来说，这没有任何坏处。小心谨慎的眼睛是一刻也不会闭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