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看来，“印象主义”是一个绘画流派的名称。这个名称的得来极为偶然，甚至还可以认为是滑稽的：莫奈画了一幅画，一位艺术评论家理解不了其中的内涵，于是便用“印象”二字来形容它。这在当时，还带了几分贬义之意在内。
如今，通常认为真正的印象派正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艺术界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有一大批青年艺术家希望摆脱古老的流派，于是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和新时代相吻合的形式。后来，他们发现，在画布上用光包围所要表现的物体，也就是用“光的效果”来表现画面的内容，这种方式非常合适。
在印象派画家的观念里，需要表现的东西太多了。比如画一棵树，或一幢房子，或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都需要用环境来衬托，而不能只局限在要表现的内容上。因此，怎样勾勒揭示那棵树、那幢房子和那个女人特征的环境，便成了他们要达到的另一种目标。
对只用简单语言来思考的人来说，黑暗就是黑暗，光亮就是光亮，是两种泾渭分明的色彩，绝不可能融合，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印象主义的观点。一直到过了二三十年，印象主义才开始被人们接受，紧接着出现了莫奈、雷诺阿、西斯莱、摩里索、马奈等印象主义画家。
然而，真正的艺术家一般都要经历一番拓荒之苦。当这些独辟蹊径的艺术家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变成杳无音讯的失踪者。又过了很多年，有人发现了他走过的那条路，并在他的白骨旁发现了他的作品。很难想象，在他最孤独的最后时刻，他需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将这些作品完成。接着，这些画便成了世间珍宝，你争我夺，最后被人转售给博物馆，或被人收藏起来。
你也许不知道，与此同时进行斗争的还有另外一群青年，他们躲在巴黎的阁楼里，大胆地进行着尝试，他们正在创作一种所谓的“未来音乐”。这些年轻人中有些是幸运的，成了流芳百世的大家，这个名单有：1858年出生的普契尼、1860年出生的沃尔夫和马勒，1862年出生的德彪西、1864年出生的理查德·施特劳斯、1866年出生的布索尼、1869年出生的普莫茨纳、1873年出生的雷格尔、1874年出生的勋伯格等。
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世间出现了一种新式音乐。这种音乐追求用音符制造特别的音乐效果，这对已经习惯了和声的听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这种新式音乐太刺耳，难以被大众接受。那时，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是人们所喜欢的，如果有人放德彪西的《水漫教堂》，就会遭到大家无情的耻笑，认为喜欢这首曲子的人的品味极低。
我就是在那个年代降生的人，因此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比较了解。
德彪西非常清楚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态度，不过他并不介意。他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即使年轻的他获得了罗马大奖，人们也不知道。就连他那生活在巴黎导师们也看不起他的作品，对他的荣誉不看重。这些导师都属于保守派，认为新生事物不值一提。德彪西曾为罗塞蒂的《玛丽亚的少女时代》谱写过一部清唱套曲[ 清唱套曲，是一种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包括独唱、重唱及合唱，由管弦乐队伴奏，各乐章极具连贯性。
]，可一直没有演出的机会，直到十二年后，才在巴黎上演。
不被认可的德彪西决定到俄国碰碰运气，因为当时的俄国走在世界的前列，敢于突破陈规，能够接纳那些标新立异的“怪人”。
德彪西多年都生活在音乐的泥淖中，一直到四十岁。终于，巴黎歌剧院接纳了德彪西，愿意公开演出他的作品《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当时的巴黎，音乐世界三分天下，这三人分别是文森特·丹第、夏布里埃和加布里埃尔·福莱。《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能在著名的巴黎歌剧院上演，德彪西是幸运的，音乐界是幸运的。
这次公演成就了德彪西。与此同时也引来了一些敌人，这些人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更年轻一代，他们一面为德彪西打败保守派而高兴，一面又立志成为更反判的一代，而且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不把德彪西放在眼里，试图用更为刺耳的“噪声”挑战德彪西。他们认为自己创造的才是“真正的”新音乐，他们要向传统宣战，打倒德彪西。当然，那些刺耳的噪声肯定不是真正的音乐，对于像德彪西这样真正的音乐家是起不到任何威胁。
不过，德彪西对那个时代已经失望了，他明智地退出了乐坛，潜心自己的创作。一战爆发了，他也与世长辞了。
有时，我会这么认为，德彪西确实很幸运，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毕竟还是一个文明鼎盛的时代。几年后，人类的文明彻底崩溃。他既然不能看到这些，自然也就不用伤心了。
